日本文化变迁与民主发展：经验与反思

日本文化变迁与民主发展：经验与反思

猪口孝

［内容提要］　本文将通过论述长达5个世纪的文化变迁来对日本民主发展进行反思。当能够鉴别外来因素对日本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能够鉴别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资本形成背后潜在的文化因素，并将它与5个世纪来日本政治民主的发展相联系，那么日本文化变迁与民主发展的关系就变得相当清楚。

导　　言

文化和民主这两个概念很难加以界定。在这里把文化定义为：在相似的社会化的共同体中产生的，具有相对融合性的一系列价值和规范，原则和习惯，以及制度化了的互动模式。而民主则被定义为一系列的政治原则，它在强调多数裁决原则的同时也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强调自由强健之公共辩论的精神，强调权力的透明度和责任感，以及自由、公平和责任等。也就是说，民主既被定义为一系列的价值和规范，同时也可被定义为一套规则和程序。对文化和民主两者的定义之所以很困难是因为两者的概念比较微妙，尤其是把两者并列使用时，经常会发生误用现象。

正如约翰·邓恩（2005）非常形象地阐述的那样，在两千年的中断后，民主奇迹般地再次复兴起来了。民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最糟糕的政体模式，然后突然它在一个杰出的伟人丘吉尔那儿恢复了它的名誉。20世纪中后期，民主普及到了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民主国家增加到了123个，而在1945年仅仅只有25个。如果有人想知道为什么出现那么长时间的民主的中断，可以参考约翰·邓恩的作品，这个问题并不是此篇文章的中心内容，所以在这里就不加赘述。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在20世纪民主国家会突然增多，那是因为以下两个互相作用的原因：与金融和经济活动全球化相一致的，对阶级和政治集团的经济凝聚力和地区凝聚力的逐步侵蚀；以及与观念活动的全球化相一致的发达工业民主国家核心观念的向外渗透。就这样，世界的扁平化和民主的拓展计划一直在进行着。其中最关键的动力是以金融一体化为开端的不断深化了的全球化，全球金融在1986年的规模竟是1985年的50—100倍。

随着民主在全球的广泛流行，民主的本质也在发生着持续的变化（猪口孝，1998）。1945年以前的民主强调实质胜于程序，代表权和参与权都限于那些富有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统治的合法性和政策执行的有效性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为了维持上述两点准则，需要有一系列被广泛认为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它们代表的是精英所主张的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法治、文化和社会资本。但是大约从1975年开始，民主的重点从实质转向了程序。新民主强调选举代表的程序，例如，在选举中强调自由投票、匿名投票和一人一票制，强调的是政府运行的透明度和责任感，而不是政府享有多少合法性以及治理所要获得的有效性。政府管制意味着单一直接的政府命令，而治理则更多的是被用于定义民主。治理这个词很难在拉丁语系中得到恰当的表达，因为它意味着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暧昧不明的互动关系，不仅仅有从上到下的维度，还有从下到上的维度。在进入21世纪之时，一种普遍的倾向是强调选举和治理程序的设计和操纵，这种突出的强调直至20世纪后半期还是难以想象的。

文化这个概念用起来也比较棘手，因为它是具有很强适应性的多项元素的集合。但是当需要鉴别国家间的差异时，文化这个概念就显得十分有用。尤其是在拥有123个民主国家的当今世界，这些国家的异同必须得到谨慎的经验上的验证。这样可以有助于阻止民主衰弱的趋势，如避免程序化的制度流于纯粹的形式。

因此，本文将通过论述长达5个世纪的文化变迁来对日本民主发展进行反思，换言之，这是一篇从日本文化的角度来阐述日本民主的文章。

一、日本发展进程中的三大里程碑

如果要求描述日本发展进程中引领其迈向21世纪的三大里程碑的话，我选择1543年、1868年和1985年（猪口孝，1997，2003）。在这三个年份中，一些看似无足轻重的事情发生了，但是这些事情却使日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产生了系统性转变。1543年，葡萄牙商船漂流到了日本南部的种子岛，遂将火枪传至了日本。种子岛的领主时尧在对船只和火枪进行检查时，对火枪的威力目瞪口呆并惊为稀世珍宝，立即命令铁匠仿效制造，但是由于缺乏螺丝固定技术而宣告失败。商船船长允诺下次将会带上葡萄牙的铁匠一起来种子岛，而这是10年以后的事情了。自此以后，火枪开始在日本大量生产。1575年在著名的长篠之战中，多重的火枪战术得到了运用，轮流地使用几百支火枪，从而战胜了对手的旧式骑兵部队。这是有记载以来的首次运用火枪战术获胜。运用这种战术获胜的人叫织田信长。同样的战术在欧洲直到1673年才被使用（Parker，1997）。火枪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什么呢？16世纪中后期，日本处于战国时代，战国大名互相打仗，企图入驻京都，统一全国。其中的一员织田信长认为自己是要统一日本的专制统治者，他打败了封建大名，消灭僧侣势力以及商人阶层，并积极引进西方武器、自然科学、技术和宗教（基督教）。但是日本式的专制统治由于1583年信长被暗杀而中断，不过日本的统一进程由其部将丰臣秀吉所继承。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规划包括两个重要方面：（1）通过核实各地生产力巩固税收基础；（2）为了侵略朝鲜和中国，同时也为削弱那些并没有完全臣服于秀吉的大名势力，命令他们向外派兵打仗。征税得以顺利实施，是对大名大量妥协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世纪的顽固势力还是僵而不死。最后，秀吉的扩张美梦随着他的一命呜呼而破碎。

1600年德川家康取得了关原激战的胜利，德川家族形成的日本政治框架运行了几个世纪。其政策路线的核心包括：（1）解除武士的武装并将他们作为官僚安置到各地。（2）除了对外贸易和安全保卫权之外，各藩（共300个）拥有很大的自主权。政策路线（1）有效地使日本自此建立了分权制的官僚运作体系。换句话说，现代日本政治的主要特征是通过以下早期的现代化起源建立起来的：（1）官僚化开始于武士武装的解除以及被集中安置在适合居住的城堡。（2）分权自治开始于300个拥有自治权的藩地。

第二大里程碑事件发生在1868年。1853年，美国舰队司令官佩里通过实行强制外交，迫使日本开放港口和城市。1868年，在经历长达15年的政治动乱后，德川幕府的统治被推翻。1868年的明治维新建立了现代化的中央集权政府，同时建立了300个地区政府，它们紧密地依附于中央政府。但是分权制的特征则通过赋予各个官僚部门自主权的方式保留了下来。虽然帝国宪法确立了天皇的绝对权力，但还是给予官僚部门较大的权力。在天皇的名义下，官僚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来反对在国会政治中崭露头角的，对政府不满乃至反对政府的那些政客。各个官僚部门及作为其最高代表的内阁大臣都拥有实质性的权力，而首相在宪法上只是首席内阁大臣罢了。代表官僚部门的内阁大臣还有实行否决的权力甚至还能导致内阁倒台。一系列的授权使得每个官僚部门拥有能够与其他部门和政客相抗衡的权力。例如，军部可以凭借国家安全和荣誉而对首相的某些决议实行否决。财政大臣凭借收支平衡和减少赤字而对其他部门的决议实行否决。立法委员会则凭借立法的连贯性，在法案列入国会讨论议程前将其否决。在1945—1952年，日本由于战败而被盟军占领，然而，因为盟军司令认为需要日本的官僚处理繁琐而乏味的工作，所以除了那些涉及战争罪行和战争支援的部门之外，其他官僚部门不但保留了原样，而且官僚还利用战争巩固了自身的力量，因为所有军部的成员、许多政客及商界领导人由于战争中的行为而被排除在了政府之外。当然有人强调日本在二战前后实质性的不同，但是从官僚体制的重要性及自治权力的延续性这个角度来看，1945年并不是主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

第三大里程碑事件发生在1985年，在那一年缔结了旨在削减日本和德国贸易盈余的广场协议。其后的一年时间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年之内货币的交易额竟然达到商品和服务交易额的50—100倍，协议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进程。为什么协议的签订对日本政治的发展有着甚至超出了1945年的重要作用呢？因为协议加速了以金融一体化为开端的全球市场的自由化。作为快速发展的国家，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实行了国家为主导的技术创新、行业补贴、行业保护和政府管制政策。但是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浪潮也影响了日本，逐步地日本政府的管制政策必须改变，因为管制实施的成本高、效率低而且开始阻碍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原来工作于政府和政府附属部门的人员必须分流到非政府部门去就职。为数不少的政府支出的受益人员也必须离开，因为政府的预算更多地花费在建设和交通方面。逐渐地，这个发展的国家发生了变化，开始优先考虑设计符合全球化标准的社会规范和规则，并且在创新和生产新技术方面，使得无论是个体、商业公司还是经济领域中的其他企业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中。

这三大里程碑事件都相应地从三个方面改变了日本：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内在本质、官僚制在日本政治中的地位以及日本社会中社会资本或说人际信任的精神内核。

二、五个世纪的文化变迁

这三大里程碑事件提供了值得讨论的合理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根据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变化来阐述日本社会文化的变迁。火枪的传入是在中世纪的战国时代，各个战国大名都相继为控制当时的都城京都而时不时地打仗。这不失为火枪制造和传播的理想环境。较高的技术水平，大量铁矿的开发，大名间的相互战争又进一步增加了火枪的运用。日本社会成为一个流动性大、竞争激烈的社会。军队需要更多的火枪来武装，农民也需要武装起来自我保护，还有一些强大的农民则成了武士阶级。当在缺乏基本安全保障，以及个人只能依靠自身力量保护自己的时期，个人主义便占据统治地位。在混战的武士中，个人英雄主义是盛行的行为准则。武士以拥有勇气、自立、决心和力量为荣。即使在武士阶层以外，个人英雄主义也盛行。如诗人一休和尚，以自由地游历于各个庙宇间，作诗来描述自己与一个又一个尼姑相爱的故事而广为人知。一休并不是那个时代的特例，集体主义除了在自己家族内部以外，并没有被高度接受，自由、独立和自我信赖是普遍的行为准则。

当国家统一并逐渐获得巩固，德川统治型的集体主义开始了。武士和农民被区分开来并被解除了武装。武士开始被作为官僚安置在城堡，成为了官僚阶级，官僚等级制度建立，在各藩由高级官僚会议制定政治决策。在那里，决策的制定首先要遵循集体原则，虽然并不是全体一致通过，但也不是独裁。在这些方面，大名有可能是或不是决策中的关键人物。决策的制定是为了确保藩这一集体的生存和稳定，大名并不是独裁者，这个职位更多地是一种表达对大名集体忠诚的符号。所以当大名出现严重的不慎言行时，地位较高的官僚经常会通过把他软禁在城堡的角落，来阻止他参加任何的决策制定（Kasaya，1989）。大名并不能独立扮演权威角色，除非他依照集体认可的行为方式，如高级官僚们阐述的一致意见来行动。17世纪，规模小的藩平均拥有100 000人口，其中官僚的人数占3 000人，这些官僚靠其他人交纳的税收生活。至少在17世纪中期，各藩的大名及其家臣常常并非本地人，因为德川幕府采用流动性原则来安置大名，使其远离或靠近江户，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合理布局确保各藩很难挑战德川家族的权威。此外，统治集团的规模在17世纪为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二至三，在19世纪为百分之四至六。为了控制各藩的官僚数量，德川幕府强迫大名和他的家臣居住在江户，各藩的官僚数量非常小。这也意味着上层统治阶级不能过于剥削平民。而倾向于通过外包部分收税、犯罪控制和救助洪灾的方式指派一部分受过教育和有钱的人进入统治阶级。也就是说，统治者认为依靠能力获得下属的顺从是关键，所有这些都使得社会上的集体主义得到了增强。

在社会规范方面，近松门左卫门是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净琉璃和歌舞伎剧作家，他的作品往往以描绘社会道德义务和人情间不可调和的困境为主题。与16世纪中期的一休不同，近松生活在18世纪早期，亲身经历了当时的社会道德义务对人的价值和信仰的束缚。近松的歌舞伎通常是以悲惨的年轻夫妇自杀为固定结局的，由于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年轻爱侣不能在现实世俗社会中结为夫妇，就只能期盼在另一个世界共同生活。在这个时期，不仅是武士阶级的官僚化，连普通民众的等级制度也得到了巩固和加强。近松是德川时期最受欢迎的剧作家，这个事实也证明当时集体主义是如何在江户时代传播和扩散的。

1853年佩里舰队运用强制外交手段，强行打开了日本重要城市的大门预示了1868年德川幕府的垮台。随着明治政府的现代化进程，集体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外国列强的威胁有效地导致了日本国内新的团结。明治政府把富国强兵作为目标，这一口号出现在国家的每个角落，政府、学校、报纸、电台和工厂。集体化开始使部分人感到“窒息”，小说家对社会的这种被压制的感情最为敏感，小说的流派发生了变化，私小说出现。小说家把文学作品变为自身独占的产物，作品侧重于描写自身、自我的有关于家庭、邻里关系、朋友、恋人方面的矛盾心理和情绪。这类似于在集体主义这一社会标准和价值不断加强的社会中开拓了一小块空间来表现自身的感受。夏目漱石是明治和大正时代最有名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通过藏身于自我世界，来逃避压迫日益增加的社会。最后，夏目漱石提出了“则天去公”的思想，认为人应该去掉个人的私心，追求更为广阔的天地，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绝望呼声。集体主义在二战期间达到了顶峰。不过重要的是：实际上集体主义并没有消失，在1945年以后国家集体主义再次复苏，甚至达到更高的程度。在富国强兵政策下，国家集中于经济建设和发展，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是从那时开始的。

令人绝望的战争，毁灭性的失败，盟军的占领，这些背景都预示着日本小说的复兴。那些小说家摆脱了私小说的传统，但并没有获得深入充分的发展。坂口安吾和太宰治是极少数试图突破传统的两位小说家。他们对国家表现出绝望和嘲弄，他们坚信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而无论是战争年代或和平年代，国民一般都顺从于国家，所以他们成为了现代日本文学的特例。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复兴和重建占主导地位，只有少数几位描写了与此完全不同的日本的未来。不可否认，盟军和日本政府在战后日本的国家安全和发展领域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日益升级的冷战，极大地决定了日本国宪法和日美安全条约的本质。也就是说，冷战促使日本和美国结成了牢固的同盟。经济的破坏加速了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国家统治的整个氛围再次笼罩日本全国，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小说家又回复到了传统的私小说的形式。如丸谷才一，由于没有遵循私小说的写作风格，他的小说从未获得畅销。丸谷不愿意唱国歌，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被描写成现代个人主义者，在日常人际关系中享受和表达着微妙的心理变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才出现新的小说流派，吉本芭娜娜和村上春树是当时的代表人物。他们既不属于私小说流派，也不属于现代个人主义流派。他们的兴趣在于描写对家或身边所遇到的人的内心活动。他们的小说虽然只是由日常生活中身边的或遇见的人组成，但是他们的内心范畴是非常复杂和巨大的，他们经常被形容为后现代、后现实主义者和后国家主义者。作品被翻译成多种国家的文字，就足以证明他们的小说有着世界性的魅力。

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连贯变迁的角度出发，我简短地梳理了日本小说发展的脉络。总之，日本的小说家在6个世纪里展现了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然后又回复到个人主义的恢宏历史过程。我们可以一步步地来看由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变化，从16世纪的绝对个人主义代表一休到18世纪早期深受社会压迫的近松，再到20世纪早期听天由命的和受内心驱动的个人主义代表人物夏目漱石。在集体主义达到顶点的战争年代以及国家主导发展的被占领年代，我们看到个人主义的产生并不再依附于传统的私小说，如坂口安吾和太宰治。然而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以及冷战时期与美国的结盟促使私小说回归。然后冷战的结束，全球化进程脚步的加速，随着吉本芭娜娜和村上春树的作品被翻译为多国文字，个人主义再次复苏。

三、文化变迁：社会资本的发展

前文简要描述了日本文化变迁过程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变化。在这个部分将集中阐述社会资本，或者说是人们如何接受教育和积累起信任之基础的。社会资本一旦被广泛接受，就能促使人际互动更为顺利、更具生产性。在买卖交易中，人际关系不确定性的减少，意味着实现更多高效、互利交易的可能性。在政治上，人与人之间不确定性的降低意味着在利益冲突的事件上更有可能达到快速可靠的一致。当试图将民主和文化两者相联系时，社会资本的发展就更为重要。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man，1993，1997，2000）和福山（1995）在这方面作出了引人注目的尝试。帕特南认为从实质上来说，社会资本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民主发展模式。他运用意大利地方政府的绩效作为经验性的证据来加以证明。那些在政治上积累了共和传统的地区，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本，而它对民主政治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比如说，对于公共政策的执行，托斯卡纳和西西里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显示了较强的能力而后者则相反，前者政府能对民众的要求作出反应而后者则不能。帕特南分析了这种差异的几点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社会资本。福山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一个具有很高的信任度，而另一个的信任度则较低。美国、英国、瑞典和日本属于前者而俄罗斯、印度、中国和法国属于后者。比如在东亚，体现信任度或者社会资本的例子就是社会中收养孩子的频率。在日本，当与某个家族企业家的女儿结婚时，小型的家族企业家会倾向于收养孩子。而在中国，小型家族企业成员对牢固的血缘关系的重视程度比日本高得多。从这个思路来分析社会资本的话，山岸（1998）认为美国和日本也有区别，美国具有普遍的开放性而日本具有排他性。即使对于陌生人，美国人一般都能坦率友好地对待，而日本人则相对比较保守，不过对于自身社会圈中的成员则表现得更为亲近。

关于社会资本的日本文化变迁的简要历史，需要我们再次回到16世纪。当时的日本处于混乱的战国时代，战国大名们竞相征战入驻京都即当时的日本都城。社会的流动性很大，不少武装农民上升为武士阶级。在这个完全的混乱状况下，个人力量是最重要、最可靠的，忠诚对于军队作战能力的提高十分重要。在不断变换的忠诚和难以预料的命运之中，某种教养开始发展起来，并反映在茶道、能乐、禅学、书法、连歌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中。池上认为它们体现的是岛国的社会教养，是混战中的教养，它代表了不断变化的混乱中的忠诚。除了艺术家通过各种形式体现社会教养之外，社会资本也得到了培养。相同的礼节、语言、审美观、对生和死的态度以及京都民众间的交流，彼此的谦恭、感情的自我控制、简练的语言表达、丰富的眼神、对礼节的严格要求以及对年长的遵从都体现了这种教养。当然，这种刚开始产生的社会资本只局限于京都的一小部分民众之间。

武士被解除了武装，作为官僚安置于各个城堡，在上层武士阶级中产生发展了另一种类型的教养。在城堡中，武士阶级把军事训练变为一种武术，称为剑道。为了教化粗俗的武士，中古时代的文明被剑道从事者吸收并官僚化和男性化，成为了“武士道精神”（新渡户，1927；古笠，1997）。池上称之为荣誉性集体主义的产生。在中世纪，武士以勇气和强大为荣。武士被解除武装安置到城堡，并共同地为大名服务，而不是以他们的方式通过军队打仗，战国时代的荣誉个人主义就自然地演变为德川时代的荣誉集体主义。那么什么是荣誉集体主义呢？它被定义为一种社会文化的信条，强调通过自尊和对组织的忠诚来促进形成共同的周密的想法和行动。18世纪中叶，日本在这方面最具标志意义的事件莫过于赤穂藩的一群武士为本藩大名报仇的赤穂事件：赤穗藩的大名被命离开赤穗居住在江户城内，在那儿他受到一名“高家”（一种高级官位）的侮辱。受辱的大名在江户城内拔剑刺向该“高家”，因而被判死罪。为了复仇，赤穗藩的一群武士在一个雪夜斩杀了这名“高家”。赤穂藩上下对这一行动讳莫如深，因为这群武士不被认为是背弃了赤穗藩，而仅仅是为已故的大名报仇而已。各藩不仅要培养武士的忠诚，而且还要培养他们的团体精神。每个藩一般要培养几百到几千的家臣。换句话说，他们相互之间并不是陌生人，而是具有上述精神的伙伴和志同道合的人，拥有同样的身份、价值观及规范，荣誉集体主义是在武士间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资本。自尊、责任和与藩具有共同感，但并不必然存在对大名的忠诚，是那个时代社会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武士阶级只占总人口的3%—7%，但他们构成了领导阶级领导着国家。

日本社会的活力还起源于非统治阶级的社会资本的发展。町人很多都在寺子屋接受僧侣的教育。僧侣通过寺子屋，教授孩子们日语、算术、绘图和珠算，还教育町人有责任保持房间的清洁、使用干净的厕所、按时完成任务、在学生和老师之间培养信任等。中世纪后期存在于艺术家之间的教养，现在也通过僧侣教授给了平民，这也是为什么在德川时期，西方惊讶于庶民阶级有着如此高水平的文化修养、社会教养和勤奋精神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汉莱（Hanley，2000）在论述公共卫生时认为日本德川中后期的厕所系统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而同一时期的法国家庭则是把排泄物扔出窗外，凡尔赛宫也没有厕所，参加晚会的客人都需要到户外的灌木丛中去解决问题。

明治维新确实实行了中央集权化，这是一种全面的集权。权力集中于天皇，但官僚打着“富国强兵”、“置产兴业”的旗号，实际上也拥有巨大的权力。最初，官僚的录用不是通过正规的培训制度，而是依靠特殊途径，以及地理上的喜好来进行的。在19世纪末期，官僚的招募开始凭借精英主义的公务员考试，东京帝国大学成为政府官僚的主要来源，而有着良好家庭背景的官僚则一般都出自武士阶层。通过优良的义务教育，近代日本的社会资本出现了一些特征：如果试图在组织中占据重要位置，则必须经过高等教育、拥有高度的自我控制能力、党派中立、评判公正并受广泛的尊重。在近代日本，两个特征变得非常显著：官僚权威主义和非普遍性信任。所谓官僚权威主义是指权威通过官僚统治渗入社会。近代政府部门的旧式民主精神在现代议会和公民社会中取得了进展。但是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树立了官僚权威。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非普遍性社会信任的产生。在现代日本，机构的建立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但是趋势是在现代日本只有两类人：政府官僚以及非政府人员，而非政府人员的范畴并不容易定义。许多企业都被囊括在政府框架中，它们中的一大部分还和银行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民众只能被区分为两种类别：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前者倾向于通过地域、教育和工作场所建立信任。尽管在基本的礼节上对“熟人”和“生人”都一视同仁，但是信任“熟人”要容易得多，因为若无上述三个方面的联系，信任很难得以建立。这种非普遍性的社会资本正好和美国相反，即使面对陌生人，美国人也倾向于坦率和友好。帕特南和山岸认为：美国人的信任是普遍性的而日本的是非普遍性的社会信任，美国人热衷于沟通而日本人则偏向于联合。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直到20世纪中后期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开始。

大约在1985年，日本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主要的联营银行被解散、政府主导经济政策的无效化、终身雇佣制的削弱以及养老制度的欠缺，集体主义逐渐淡化而个人主义开始盛行。这种个人主义被山崎正和称为有弹性的个人主义，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绝对个人主义，它被称作“外需形内向”，或者说是“宽以待人而严于律己”。村上春树的作品《海边的卡夫卡》以及《挪威的森林》，可以被认为是自我认识和自我反省的个人主义。当独自一人或遇见别人的时候，他或她喜爱反省和认识自身的世界，认识你的自身世界可以启发你在现实中的想法和行为。在生物物理学家里佐拉蒂等科学家（Rizzolatti et al.，1997）于90年代发现镜像神经元的存在和作用之前，村上春树已在其小说中充分利用了这一原理。村上春树的这部分作品以及吉本芭娜娜的作品被称为后现代或后现实主义。美国畅销书作家查尔斯·帕瓦（Charles Power）把村上春树的作品称为后国家主义。他认为村上的作品主要停留在通过社会间的交互作用和他们记忆的方式来描写自身的世界。从村上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并畅销就能看出，其作品已经超越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我每年都会主持在全亚洲展开的“亚洲晴雨表”民意调查，当问到“最为重要的自我认同”时，调查的结果是泰国人和韩国人拥有很强的国家主义，85%的回答者作出了“泰国人”、“韩国人”的回答，而日本只有51%，居亚洲最低。另外有10%的日本人的回答可以被称为是超国家主义：高尔夫俱乐部、我的家庭、我的喜好、校友会等。有30%的日本人回答不知道或者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是我不关心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最近30年，社会资本发生了变化，非普遍性的社会资本在逐渐地减少而普遍性的社会资本在增加。具体来说，当你被问到以下的哪句话更为适合你的想法：（1）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2）不能太在意他人。答案是（1）的有所增加而回答（2）的人数在逐渐减少。当你被进一步问到：在路上发现走失的人时（1）立即帮助这个人；（2）当别人帮助时我才帮助他；（3）不帮助，在30年间，回答（1）的人数逐渐增加，回答（2）的有所减少。换句话说，可以发现以下的变化：集体主义以及非普遍性的社会资本正在衰落而个人主义以及普遍性的社会资本正在增强。

四、民主的成熟和深化

现在我们来看民主。民主是如何随着官僚体制的发展而发展的呢？民主是如何随着社会资本的变化而演化的呢？

如约翰·邓恩（John Dunn）所说的那样，世界出现过两千年的民主空白时期。根据劳伦斯·怀特赫德（Laurence Whitehead）的观点，只有英国、瑞典以及瑞士的民主是内生型的。不管你是否同意邓恩或怀特赫德的观点，事实是在日本呈现了混合型的现象。所谓混合型是指：外在的因素在促进日本政治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可以通过1543年、1853年和1985年的三大里程碑事件的发生来证明。但同时，三大里程碑事件也同样告诉我们，促进日本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也一直都很强大。葡萄牙带来的火枪加速了专制主义的建立。专制主义的流产导致这种对中世纪式的本能和利益的主张朝着两种形式发展：当国家获得统一时，通过向朝鲜和中国派军队进行侵略来削弱中世纪势力，以及用给予300藩相对的自治权来换取他们对德川幕府统治的认同。所以近代政治体制的确立是由于内在的原因，在各藩有着几百年或几千年的武士官僚阶级来统治10万到50万的居民，政府必须建立旧式民主形式。

日本文化和民主的发展：中世纪末，近代，现代，后现代

首先，与过去的领主专制统治不同，高级官僚会议实施地方治理。在那里每个人对决策都拥有发言权，其中异议的存在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随着每个地位较高的官僚把自己的命运和领地而不是和大名联系在一起，旧式民主统治模式就必须实行。第二，考虑到各藩统治集团的较小规模，其对于藩地平民而言的异地性，以及日益增加的统治任务，统治集团不得不吸纳一些富有且受过教育的当地人进入统治集团。统治集团必须考虑到藩地平民的偏好。

德川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给日本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导致了政权和政治体制的变迁。毫无疑问，外在因素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半自治的部门和各藩以及现有的官僚部门，多少都保持了一定的完整性。新的现代政府得到了高度发展，功能上的分权体制取代了地域上的分散自治。如果政府决策被认为是有悖于天皇的利益，那么政府官僚能够对之施加压力并进行否决。帝国宪法的议会君主立宪制缓慢而稳定地推进着民主化进程，从本质上来说日本政治体系中官僚权威的建立有三个主要步骤：（1）地区立法机构的建立、政党的产生以及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的帝国宪法和帝国国会的确立；（2）20世纪头10年和20年代政党政治在国会和选举中的合法化以及成为例行的民主实践；（3）在20世纪30年代代表农民和工人阶层利益的呼声在帝国议会中日益壮大。历史学家坂野润治（Junji Eanno，1992，2001，2005）把这三者分别称为明治民主、大正民主和昭和民主。这意味着，民主的进程不仅如正统的战后史学所声称的那样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取得了进步，而且如果没有被另一场入侵大陆的对外战争以及与盟军的全面战争打断的话，日本的这种内生型民主会继续稳定发展。

虽说是由于国内结构上的因素引发了1985年在主要国家之间签订广场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日本原有的体制来说还是一种外在的刺激。根据协议，日本政府集中通过向美国购买大量债券来减少外汇储备，所以就在1986年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商品、服务交易额和金融交易额倒转的现象，就在一年时间里，后者的交易额是前者的50到100倍，而在此之前，与前者相比，后者简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从广场协议为开端的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对日本经济和政治体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首先，1991年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低迷状态。其次，1997—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警示了亚洲市场对其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和专家技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第三，由于“9·11”之后美国领导的反恐怖主义开支不断增加，对美国及其盟国形成重大负担，这就使得以E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组织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而疲于战争的美国的影响则相对下降。第四，金融全球化加速了日本市场的自由化。缺乏竞争性的商业机构迫于被并购的压力，积极寻找最佳地进行直接投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政府解除了在道路建设和邮政方面的管制。在20世纪由于实行政府主导的发展以及产业革命政策才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而现在的一切都在改变日本传统经济的性质。曾经令日本引以为傲的终身雇佣制，大银行和大企业的联营以及对制造业的专注都不再是日本的强项，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具有市场导向和创新精神的产业实践逐渐成为了日本的主要趋势。与这些经济领域的变化相伴随的是政治领域的变化。官僚权威以及国家主导的发展主义开始衰弱。基于社会和市场的多元化政治为魅力型政治领袖的个性化政治铺平了道路。1993年原来默默无闻的细川被选为内阁首相，日本社会需要新型而有力的领导人。同样，2001年，小泉向自由民主党发起了挑战并当选为首相。个人魅力以及其他长处的确发生很大作用。一旦发轫于19世纪的种种阶级和部门已成为历史（Acemoglu＆Robinson，2006），一旦政党政治蜕变为没有党员的政党把戏（Dalton＆Wattenberg，2000），民主政治则在举行选举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程序化和普及化。与原来比较重视合法性与政策绩效等实质问题相比，现在程序问题更加受到重视。透明性和责任性等过程问题受到更多关注，而结果则不再有人强调。这些都是普遍现象，日本也不是例外。

对文化和民主间关系的探讨一直是相当吸引人的，本文的关键正是在于梳理日本文化和民主发展的关系。当能够鉴别外来因素对日本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能够鉴别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及沟通和联合的社会资本背后所潜在的文化因素，并将其与5个世纪里日本政治民主的发展相联系，那么关系就变得相当清楚。需要提醒的是文化和民主是十分模糊的定义，在讨论两者时要谨慎和注意。

（朱哲莹译）（猪口孝，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新潟县立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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