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大林领导下建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模式部分继承和采用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构建的若干原则和设想为理论依据，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的生存与巩固为建设前提。该模式在经济发展上采取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中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靠剥夺农民和牺牲农业以获取积累资金的发展手段来实现工业化，并建立起严格排斥商品经济属性的高度集中和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来保障这一模式的顺利运行。该模式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上的教条化。
苏联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了简单化、绝对化、教条化的理解。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照搬马克思的本本，主张一大二公三纯，人为地不断拔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排斥其他所有制形式；不断强化计划经济，排挤和否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混淆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急于求成，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就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并试图向共产主义过渡。
第二，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单一化。
“苏联模式实行以全民所有制为主、集体所有制为辅的十分单一化的公有制结构”[21]，实行以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的决策机制和经济管理机制，在这种机制下，苏联经济是完全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依赖于国家强制、行政命令甚至是暴力手段管理社会经济生活。
第三，工业化发展战略和道路选择上的“重工业化”。
苏联模式以在短时间内使经济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战略目标，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核心，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来获取工业发展资金，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以不断追加生产要素的粗放型扩大再生产方式为主来实现经济发展和增长。
第四，政治体制和党的领导制度上的集权化。
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领导体制上往往以党代政，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领导机构，进而集中于党的领袖集团乃至斯大林个人。党和国家干部的民主选举制度在实际上被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所取代。党的最高领导人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对其却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从而逐步凌驾于党之上，在党内形成个人集权制，导致个人专断日益发展，个人崇拜日益盛行。
第五，文化体制上的封闭化和僵化。
苏联模式采取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文化教育领域的自主创新性，而把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和实践扩展到文化教育部门，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开展各种大批判运动，把党内思想上的意见分歧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用行政命令乃至暴力手段解决思想意识、科学真理和艺术形式、风格方面的问题，导致意识形态领域日趋僵化和沉闷，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第六，处理民族关系上的大俄罗斯主义化。
列宁设想建立的苏联是一个“平等的共和国联邦”，主张由各加盟共和国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组建为联盟国家，而斯大林在当时就认为列宁的做法“操之过急”，会“助长独立分子”[22]，在他领导苏联时期，虽然在口头上宣布“各民族平等”，但在实际工作中却袒护和助长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不少少数民族进行强制迁居，苏联的联邦制也名存实亡。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因适应了20世纪上半叶战争与革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在这一时期曾起到相当积极的历史作用。苏联模式为苏联两个半五年计划(1928－1940)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和有效的推动机制。更为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所绝对必要的物质条件”[23]。卫国战争前期，苏联红军损失惨重，数百万红军战士被俘，大量武器和物资落入法西斯德国手中，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工业区也基本丢失。但苏联人民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全党全国紧密地团结起来，与德国法西斯展开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苏共和斯大林领导下，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有效运转下，苏联成功地、迅速有效地进行了人力、物力的大规模战时动员，创造了战时生产和动员的奇迹。在丢失苏联西部大片工业区的情况下，尽管可以获取的资源、设备、粮食供应、人力等都少于对手，苏联人民却制造出数倍于法西斯德国生产数量的武器装备，为赢得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苏联经受住了其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不仅彻底打败了法西斯德国，收复了被侵占的国土，还在追击德军过程中解放了多个东欧国家，帮助那里的共产党和人民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权，使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进而形成震撼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强大体系。
苏联模式在战后的恢复过程中还强有力地促进了战后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各项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造成了惨重损失，全国有2660万人死于战争，1700多座城市、7万多个村庄、3万多家工矿企业、近10万个集体农庄、1800多个国营农场、2800多个拖拉机站、65000千米铁路和4100个车站被毁，国民经济的直接损失达25690亿卢布。但仅用了两年时间，苏联的工业生产就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到1950年，其工业总产值已比战前的1940年增长了73%，农业总产值也基本达到战前水平[24]。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的年增长率达到14.6%和13.6%[25]，远远领先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不足五年时间里，苏联已经顺利恢复了国民经济，其经济实力有了进一步增长，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也有所缩小，苏联在战后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但就在20世纪上半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凯歌行进，苏联及其社会主义模式处于威望巅峰之际，这一模式在当时已显现出明显的弊病。政治上过度集权，民主集中制空有其名，根本无法制约当时出现的个人专权局面，集体领导制度和党内民主被摧残，甚至产生了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的盛行造成了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上不少重大决策的失误；党和国家的正常政治生活准则被歪曲和否定，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十分紧张和不正常，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热诚信仰也受到损害。意识形态领域教条主义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遭到阻滞，不少科学领域的理论革新陷入停滞，文化艺术日趋枯萎。这些都给苏联社会的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失。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苏联经济模式极大地束缚和压制了经济生活中各种积极性的发挥，企业本该成为生产的基本细胞，却被当成了完成国家计划任务的行政单位。在计划体制下，企业根本不重视利润指标，往往机械执行计划任务，忽视技术革新和管理上的改进。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其劳动成果、效率严重脱节，对劳动者的物质激励机制被视为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而遭到排斥，只能依靠劳动者难以持久的革命热情来推动企业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严重缺乏活力和动力。苏联经济虽然在30－50年代保持了高速增长，但这是依赖高积累、高投入取得的，苏联国民经济中经济效益较差、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和浪费严重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严重影响了苏联经济高速增长的持久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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