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和初步建设始于列宁时期。列宁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和当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始人。他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突破了“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此后的6年时间里，列宁以超人的毅力和非凡的勇气，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作了多方位的成功探索。他虽没有“一下子就制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1]，但他从俄国历史的、现实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政策，果断实现了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为俄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由全体人民管理国家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管理国家，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基础。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在列宁逝世前后开始的一系列党内斗争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联共(布)重要领导人相继被免职或降职，而此前已经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斯大林逐步成为联共(布)的最高领袖。在斯大林开始执政后，他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作出了重要的选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由此正式确立。
列宁时期，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有效地促进了俄国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而在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的思考和探索中，新经济政策不再被看成是布尔什维克采取的暂时退却的权宜之计，而被视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路径。但是围绕该政策的党内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在如何对待新经济政策下耐普曼(私商)阶层的产生和成长、私人贸易的不断发展，如何看待市场关系，如何对农民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上，联共(布)的普通党员、干部群体和党的领导层对此看法不一，众说纷纭。
斯大林在其早期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中更多地把它当作一项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政策，他没有像列宁那样深刻认识到新经济政策在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重要意义和理论创新价值。在联共(布)十四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减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2]尽管当时的斯大林还认为新经济政策具有两重性，但在随后的政策调整中，他越来越倾向于尽快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3]在1928年10月发表的《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的演说中，斯大林进一步断言，要防止在苏维埃国家中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挖掉“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的“资本主义根子”[4]。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斯大林决定要结束新经济政策，消灭商品生产、私人贸易乃至私商和富农阶级，从而实现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建成社会主义的目标。
1928年初，苏联爆发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这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发生的又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引发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同第一次类似，是由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日益扩大，粮食收购价格过低导致大批农民(不单单是富农)拒绝向国家出售粮食。而斯大林采取的对策是使用非常措施解决粮食收购问题，即使用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07条来打击囤积粮食、拒绝出售粮食给国家的农民。
在围绕解决粮食收购问题引发的党内大争论中，斯大林明确提出了“贡税”理论。“贡税”也就是工农业产品之间存在的剪刀差。斯大林认为这种剪刀差是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直接税和间接税之外负担的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在他看来，要“真正想保持工业迅速发展的速度，采取这种做法作为暂时的措施是需要的”[5]。
在解决粮食收购危机前后，斯大林加快推进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将原有的限制富农政策转变为“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6]。并最终中止了新经济政策。在回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提问时，斯大林明确指出：“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把新经济政策抛开。”[7]
随着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完成，富农阶级被消灭，苏联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结束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一国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1936年，全苏苏维埃召开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了苏联新宪法。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在苏联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取得了完全胜利，所有的剥削阶级都被消灭了，“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8]。
那么，苏联在一国建成了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应该说，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的社会主义模式深深打上了斯大林个人的烙印。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体制的观点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苏联形成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
在“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内建成”的问题上，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列宁晚年的思想，系统地论证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较为正确的理论指导。但他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判断严重脱离实际，在1936年宣告建成社会主义后，时隔3年，斯大林又宣布苏联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急于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过渡的冒进理论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许多问题。
在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制度方面，斯大林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私有制，把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私有制改造为集体所有制，并逐步过渡为全民所有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建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行了相当单一化的公有制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苏联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
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方面，斯大林长期认为苏联经济应当是“产品经济”而非商品经济。尽管他在晚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承认，只要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经济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而“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但斯大林所谈的商品生产受到严格的限制，“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劳动力、生产资料都不能是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同商品生产一样，“是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不能充当“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方面的‘比例的调节者’”[9]的角色。斯大林认可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调节机制依然是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手段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机关和中央各部门由上而下地管理和控制地方、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等全部经济活动；在经济调节机制上，强调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行全面、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管理，指令性计划十分广泛，几乎无所不包，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10]
在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方面，斯大林发展了马恩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胜利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将继续延续下来。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上，斯大林也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观点。但在他成为领袖，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之后，其个人集权日益发展，个人专断日益严重，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斯大林一度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内部社会成员间不存在任何矛盾和对立。苏联内部不存在阶级斗争，苏联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完全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这种看法无疑是和客观实际状况相违背的，也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日益走向僵化。而随着苏联党内外、国内外矛盾斗争的加剧，斯大林又重新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动力，并认为社会主义“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11]。这种错误的判断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而由此引发的大清洗等政治运动，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
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和发展战略选择上，斯大林特别强调重工业和高速度。他认为，虽然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我们是在一个技术非常落后的国家内取得了政权的”，先进的苏维埃政治制度和落后的工业技术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要在苏联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必须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而且，苏联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不为国防建立足够的工业基础，就不能保卫住我们国家的独立。不使工业具有高度的技术，就不能建立这样的工业基础”[12]。因此，如果不加快发展和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孤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将随时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控制和军事进攻下被毁灭。“或者是我们在最短期间解决这个任务并在我国把社会主义巩固起来；或者是我们不能解决这个任务，那时我们这个技术薄弱和文化落后的国家就会丧失自己的独立，而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玩物。”
有鉴于此，斯大林强调：“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13]
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实现工业化，赶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须采用更为切实有效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斯大林继承了列宁关于“挽救俄国”，就要“挽救”和“恢复重工业”的主张，并把从重工业开始实现国家工业化看作是苏联工业化唯一可行的道路。在1946年回顾苏联工业化的经验教训时，他明确指出：“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工业化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转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凑合着。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话：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14]
在苏联工业化的路径选择中，斯大林最终采取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并且强调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经过“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到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15]，创造了连资产阶级政治家都不得不叹服的“工业化奇迹”，苏联也由此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任务，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
要推行高速度实现工业化的战略，苏联政府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建设许多重要的重工业项目。斯大林主张通过向农民征收超额税来积累工业发展资金。尽管他曾承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年内一有可能就取消它”[16]，但这种剪刀差政策一直被延续下来。通过这种政策，积累了大量资金，保障了苏联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但也给苏联农民加上了沉重负担，严重打击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得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发展缓慢，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
在苏联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斯大林把小农经济看成和资本主义经济“就其基础来说是同一类型的经济”[17]，认为“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资本家来”[18]。他还认为小农经济完全丧失了活力，“我国小农经济的大部分不仅不能实现逐年扩大的再生产，相反地，连简单再生产也很少有可能实现”，“我们在个体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能进一步发展的”[19]。斯大林提出，解决小农经济困境的唯一办法是“使农业成为大农业，使农业能实行积累和实现扩大再生产，从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农业中培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结果是使小农经济联合成为以技术和科学装备起来的集体大经济，这种经济有可能向前发展，因为它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20]。在全面否定小农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作用的情况下，斯大林改变了以往改造小农阶级的方法，更多使用行政强制手段快速完成对农民阶级的改造，以疾风骤雨的方式大规模推进农业集体化运动，到1932年基本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的完成把苏联农业经济纳入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轨道，有力地支撑了苏联的工业化。但过急过火的改造措施严重侵害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损害了工农联盟，也给苏联农牧业生产力水平造成了较大的破坏。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开展的过程，也是其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形成的过程。随着1936年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宣布苏联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全面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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