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执政18年，其任期之长在苏联领袖中仅次于斯大林。在这一时期，苏联综合国力一度达到了苏联历史的顶峰。苏联的经济实力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其军事力量更是与美国平起平坐。苏联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但也是在勃列日涅夫领导苏联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它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束缚社会生产力和整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沉重桎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进行改革的客观条件则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成熟。可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错过了有利时机，未能坚持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这就使苏联这个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发展的顶峰跌落下来，在各方面出现了深刻的危机”[36]。
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领导集团执政前期，推行了“新经济体制”改革，“明显地推动了原地打转的国民经济”[37]，使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苏联仍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苏联国力继续提升，其综合国力在70年代中期一度达到美国的2/3以上。而70年代前期世界石油价格暴涨，也给世界第一大产油国苏联带来了重要的经济机遇，据不完全统计，在1974－1984年期间，苏联的石油外汇收入高达2700亿～3000亿美元[38]。但苏联领导集团却没有抓住这些机遇去推进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而是继续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工业发展模式，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进一步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共不可动摇的总路线’”[39]。为了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苏联采取进攻性战略，一面开展“缓和”外交，一面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加紧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其战略核武器数量在70年代甚至超过了美国。苏联的军事工业在勃氏执政期间继续发展膨胀，到80年代初，军工生产占国民生产比例高达40%，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只占固定资金的10%左右。苏联还积极插手第三世界，和美国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长期的对外扩张战略让苏联严重消耗国力，沉重的军事包袱和对外扩张开支更让其难以承受。当新经济体制改革被基本取消，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后，苏联的国力不可避免地由盛而衰，整个社会也不可避免地进入“停滞”状态。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停滞状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
第一，经济停滞。
在这一时期，苏联本来已经获取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摆脱了斯大林时代那种帝国主义严密封锁包围的局面。其主要对手美国在20世纪60－70年代长期陷于越南战争，其国力受到严重削弱，国内经济在70年代又爆发滞涨危机，经济增长缓慢。当时的苏联面临的战争危险相当小，但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利用这种相对缓和的国际局势适时改革经济体制，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以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转变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仍然继续沿用以往的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式经营方式，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益提高缓慢，结果导致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到80年代初，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难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工业增长速度由40年代的两位数、60年代后半期的7%以上一路下降到不足3%，考虑到苏联经济高投入、低产出的增长方式，其增长值已趋近于零。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停滞状态，并引发了一系列恶果。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增长潜力日益下降。消费品工业生产不足，产品质量低劣，大量商品短缺，人民群众有钱买不到东西。苏联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前期曾有所提高，但随着经济停滞的加剧，其实际生活状况也日益恶化。
第二，政治停滞。
尽管苏联社会内部矛盾日益严重，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领导集团却热衷于粉饰太平，拒绝进行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竭力维护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维护勃列日涅夫的个人集权和集团的各种特权。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以稳定干部队伍为借口，长期不进行干部队伍的吐故纳新，导致干部队伍日益老化。到勃氏晚年，整个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都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他们中的不少人思想僵化，对于时代的变化和苏联的发展茫然无知却排斥任何变化，而且还基本丧失了工作能力。大批高级干部长期任职且缺乏监督，往往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不少贪官污吏还勾结在一起，形成互相包庇的关系网络，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从勃氏以降的苏联官员还安享各种特权，如获得各种津贴，特殊的个人薪金，以及其他多种隐形收入(稿酬、通过出国获得补贴和购买高级消费品等)，享有各种特殊服务，如完备的医疗系统、良好的居住条件、免费的国内外旅行、子女优先被最好的高等学府(如莫斯科大学)录取，等等，在苏联社会中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种特权阶层的存在，极大地败坏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声誉，也让人民群众对于各种宣传教育产生反感情绪。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还热衷于鼓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不断给自己颁发勋章，先后4次授予自己苏联英雄称号。在其晚年生涯中，“接受勋章和授予勋章几乎成了他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的舆论宣传工具大肆吹捧勃列日涅夫，在他70岁生日时，《真理报》专门用了7天时间开辟专栏为其庆祝。苏联元帅朱可夫在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被誉为“胜利的象征”，但他的回忆录写完后却不能出版，原因是书中没有歌颂勃列日涅夫的内容[40]。
第三，思想理论创新和文化发展的停滞。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的理论发展和创新十分匮乏。尽管认识到赫鲁晓夫时代提出的在苏联很快建成共产主义的主张并不现实，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仍然过高估计苏联社会的发展阶段，宣称“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正“逐渐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41]。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却被苏联的理论界奉为圭臬，研究者们对世界新的发展潮流视而不见，其研究也日趋僵化封闭。文学艺术的创作在教条主义的束缚下也日益丧失活力。面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科技革命潮流，苏联学术界曾多次催促中央重视科技革命问题，但原定在70年代初就要召开的专门讨论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却被一再推迟，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才得以召开，苏联最终错过了运用科技革命推动国家全面进步的大好机会。
第四，社会各阶层的停滞心态。
到70年代末，苏联社会各阶层的失望情绪不断。工人农民生产积极性越来越低落，不少地方的工人拒绝上班和加班，“1979年发生了300次拒绝上班事件，1980年的7、8月份就有22次共2206人拒绝上班”[42]。集体农庄中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盛行，农民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在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中则出现了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现象。
苏联社会的停滞状态之严重，连一向喜欢报喜不报忧的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也不得不承认，“无论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国际局势中，都有过不少困难”[43]。但进入生命暮年的勃氏已经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了。
1982年11月10日，76岁高龄的勃列日涅夫病逝，接任苏共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试图对苏联社会的停滞状态进行某些调整和改变。他承认过去对苏联社会发展水平估计过高，提出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认为苏联发达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苏联目前的社会仅处于“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安德罗波夫对于苏联经济体制上存在的弊端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各个环节上，在劳动者的主人翁态度上，都存在许多相当严重的问题。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他罕见地坦率承认，“我们至今还没有对我们在其中生活和劳动的这个社会作过应有的研究，还没有把这个社会所固有的规律，尤其是经济规律充分地揭示出来。因此我们有时不得不凭所谓经验，以边尝试边犯错误这种非常不合理的方式行事”[44]。安德罗波夫试图通过整顿干部队伍，加快新老交替，打击各种贪污腐败现象，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强化劳动纪律等手段来解决苏联社会中的停滞问题。他的整顿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苏联体制中存在的各种复杂问题。由于年事已高且身体状况欠佳，安德罗波夫仅执政一年多就去世了。身体状况同样糟糕的契尔年科在安德罗波夫之后短暂执政，在改革上基本无所作为，仅能勉强维持。苏联社会的整体状况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略有好转后，又再度开始恶化，直到一年后由戈尔巴乔夫接任。
在列宁、斯大林时代，新生的苏联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并建成了社会主义。“如果说历史赋予斯大林的使命主要是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那么他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他领导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生存下来，而且迅速发展壮大，雄踞世界强国之林。在这其中，由列宁奠基、斯大林确立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功不可没。”但是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存在的许多内在弊端也已经显现出来。斯大林晚年未能抓住卫国战争胜利后有利的国内外形势改革和纠正这一模式的弊病，使得苏联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更趋严重。而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虽然也进行了多次改革的尝试，但因为他们在总体上“教条地、僵化地对待列宁、斯大林创立的社会主义模式，贻误了改革和发展的时机，最终使得苏联社会主义积重难返，陷入困境”[45]。
从1982年到1985年，在28个月时间里，苏联接连失去了三任最高领导人，苏联最高领导层年龄结构的不合理和老人政治的弊端显露无遗。苏联最高领导人因年老体弱无法有效地履行其职权，极大地影响了苏联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
基于这一原因，1985年3月11日，即契尔年科病逝的第二天，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一致选举中央政治局最年轻的委员，54岁的戈尔巴乔夫(1931－ )为苏共总书记兼国防会议主席，同年7月戈氏又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从此，苏联进入它最后一个时期，即戈尔巴乔夫时期。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两大超级强国之一，在常规军事力量和核力量上完全赶上了美国，双方处于均势状态。但为了获得这些成就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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