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

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

（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客观原因

1.俄国专制主义历史传统

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已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第一大国，其地理位置上的特点决定了它处于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交界处，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19世纪俄国著名思想家恰达耶夫说：“我们处在世界的两大部分——东方和西方之间，一只手依撑在中国，另一只手依撑在德国，我们应当把世界的两个重要原则——想象和理性在自己身上结合起来，把整个地球的历史汇于我们的文明之中。”俄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在东西方之间徘徊、探寻，以及东西方文化在俄国彼此斗争融汇的历史。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创者普列汉诺夫认为：动摇于东西方之间，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特点。^[1]

俄罗斯传统的一个特点就是专制。俄罗斯介于欧亚大陆之间，俄罗斯文明起步较晚，俄罗斯第一个王朝借助联姻方式将具有浓厚专制主义色彩的拜占庭文明引进了俄罗斯，从源头上就打上了鲜明的独裁、专制、集权的印记。13世纪蒙古军西征，俄罗斯处于金帐汗国（1243—1480）两个半世纪的统治，错过了西方文艺复兴的浪潮，身不由己地受到以专制见长的华夏文明的熏染。东西交融，内外互补，前后历时600多年，存在着与社会主义和民主不相容的历史传统，这对产生高度集权的模式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俄罗斯传统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暴力。伊凡三世统一俄国、伊凡四世确立中央集权、彼得大帝推行改革、叶卡捷琳娜以一个德国公主的出身执掌俄罗斯帝国达30多年，靠的全是暴力；十月革命的道路，其核心要素之一就是暴力革命。这就不能不影响到苏联人民，影响到具有更多的俄国传统文化气质的斯大林及后来的许多领导者。

2.落后的经济文化

俄国是一个后起国家，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比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晚得多。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才有较快的发展。正如列宁所说：“这个国家的最新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被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层层密网缠绕着。”^[2]它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既有发达的工业资本，也有落后的农奴制残余，基本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且在工业生产技术和资金方面都严重依赖于外国，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很低，知识能力也很有限，自然经济的封闭意识占据支配地位，商品和市场观念十分淡薄，这种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对苏联模式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3.国际环境的影响

从国际环境看，20世纪2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已开始爆发，特别是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国际矛盾更加激化，局部战争已经开始，形势日趋恶化。而且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西方工人阶级及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资本主义阵营对苏联红色政权的敌意有增无减。1925年1月，斯大林指出：“由于战争的提前成熟而使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当然不是明天，不是后天，而是几年之后）。”^[3]1927年12月，斯大林在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趋向活跃，他们实行孤立苏联、包围苏联、准备条件来对苏联进行战争的政策。“帝国主义阵营中武装干涉趋向的加强和战争的危险（对苏联的威胁）就是目前形势的基本因素之一。”^[4]在当时，这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全党一致的看法。此后，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指出：“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们的速度。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基础……党不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的政策。”^[5]深刻回答了尽快实现工业化的原因。随着国际形势的紧张，苏联每时每刻都必须准备战争，备战客观上要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集中统一，集中人财物保证战争的胜利。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就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的产物。

（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主观因素

1.斯大林的个性

斯大林1879年12月生于格鲁吉亚梯弗里斯州哥里城一个贫寒的皮鞋匠家庭。斯大林父亲粗鲁、暴戾，母亲质朴、善良。童年的生活经历使斯大林兼有父母的双重性格。在登上权力的顶峰之前比较温和，随着权力的增加，性格中父性因素不断抬头，以至于心胸宽广的列宁都无法忍受。列宁在生命弥留之际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斯大林担任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态度粗暴，并担心斯大林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为此，列宁建议代表大会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个方面同斯大林一样，但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为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6]。列宁认为，斯大林个人品质的缺陷将会危害党的事业。

斯大林的主要竞争对手托洛茨基，且不说他同斯大林政见之争谁对谁错，甚至在内战最困难的时代还要去疗养、打猎、钓鱼。他身边有好几个保健医生，对自己的贵族老爷气息，他一点也不克制。在举行列宁葬礼时，他正在高加索疗养，却不想方设法赶回莫斯科。1926年春，他坚持要同妻子一起去柏林求医，政治局劝阻无效。列宁曾指出托洛茨基“大概是现在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列宁担心“现实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制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7]。列宁在临终前谈到布哈林时说：“布哈林不仅是党的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8]但布哈林具有典型的书生气质，并且对政治斗争非常厌恶，使他无法与斯大林抗衡，最终成了1928—1929年党内斗争的牺牲品。

2.斯大林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斯大林最大的缺陷在于思想认识方法中缺少辩证法精神和态度，存在着严重的形而上学、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斯大林个人主观片面地理解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重要原因。“左”倾教条主义是斯大林理论的致命弱点。斯大林“言必称马列”，但是连“马列”的言论也必须是符合他的“左”倾教条主义或者他的大国沙文主义胃口的。1930年，斯大林亲自指示苏联年轻学者说：“恩格斯也可以触动。”1934年，他带头写了《关于恩格斯〈俄国政府对外政策〉一文》的“批判”文章，文中对恩格斯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说恩格斯写文章写得兴奋了，以至于忘记了“最起码、最基本的事实”。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在斯大林时期根本没有在苏联发表，斯大林不允许。

3.党内斗争

列宁去世后，俄共（布）党内对是否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夹杂着个人权力之争，很快发展为大规模的党内激烈斗争。其中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直接相关的斗争有两次：第一次是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第二次是反对布哈林派的斗争。党内斗争的结果是，斯大林的理论和政策取得了胜利，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偏离了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为苏联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条件；直接助长了“左”的错误，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其他与之相悖的就是离经叛道，这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乃至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不良后果；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形成了斯大林个人集权制，给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口实，无法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过程

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政治大清洗，是形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三大社会运动，亦是构成这一模式的三大社会支柱。

1.高速工业化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联共（布）十四大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一般认为，苏联工业化作为一个运动的全面开展始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工业化时期的结束，则是在第三个五年计划。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最主要特点是：

首先，强调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斯大林1926年以前反对“超速”工业化观点，但后来与布哈林论战中又极力主张高速度。斯大林把速度问题看做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高速度贯穿于苏联整个工业化过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苏联仅用十几年时间就完成了。苏联工业在1929—194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6.8%，其中在1929—1932年工业化高潮时期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9.2%。^[9]

其次，集中一切力量片面发展重工业。斯大林把优先发展重工业说成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规律，他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我们应“从发展重工业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化”^[10]。在始终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情况下，苏联的生产资料生产在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这个比重，1928年为39.5%，1932年为53.4%，1937年达到了57.8%，到备战更为紧张的1937—1940年间更是高达62%。^[11]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了一种重工业超前发展，轻工业发展缓慢，农业严重落后的经济结构。

第三，高积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就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由于苏联是一个农业国，斯大林把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作为积累工业资金的重要手段。通过“剪刀差”的政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农业吸收的资金占用于发展工业所需资金中平均每年占33.4%），保证了工业高度的发展，但也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农业比例严重失调。

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形成了重工业过重、农业和轻工业过轻的经济结构，这种局面长期得不到遏制、改善，最终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

2.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

联共(布)十五大做出了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决议。决议提出农村的基本任务是把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强调要执行列宁的合作化思想和坚持自愿的原则。但高速度的工业同落后的农业之间的矛盾以及1927年和1928年初出现的粮食收购危机促使斯大林选择了加速农业集体化的道路。斯大林通过对布哈林等人进行组织处理和清洗农村中“富裕党员”和同富农有“直接联系”的党员，把上面和下面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实力压了下去，为大规模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扫清障碍。1929年联共（布）十六大向全国全党提出必须大力支持农业全盘集体化的任务。斯大林提出：“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加入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12]斯大林这篇文章的发表，使此前个别地区的全盘集体化发展成急风暴雨式的全国性政治运动。

从1929年7月到1934年7月，苏联基本完成了农业集体化的任务，其标志就是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达到71.04%，播种面积达到87.4%。随着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基本完成，苏联建立起一种新的直接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农业经济体制。从所有制结构看，有国有农场、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前两者是国家所有制，后者是集体所有制。从经济管理的形式看，主要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这种农业经济体制不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结果，其主要的功能是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全盘集体化给苏联经济带来了严重后果，农民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一直徘徊不前，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粮食年产量才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去太多了，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13]

（四）大清洗运动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发动了“大清洗”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运动是高速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衍生物和副产品。如果不是当时险恶的国际条件、激烈的党内斗争、斯大林个性缺陷等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的话，这种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从1934年底到1938年秋的近四年时间，苏联先后两次发动大规模清洗的高潮，表现出三个特点：它的指导思想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它的运作过程是脱离党的领导和撇开司法机关及司法程序；它的打击对象是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1919—1935年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竟有20人遇害。1937年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的21名委员中幸存的只有莫洛托夫等5人（1人被撤职），其余的全部被枪决，其中包括4名副主席（副总理）。1922年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人被处决、暗杀和流放。苏共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捕或处决，出席苏共十七大的1 966名代表，有1 108名被捕、判刑或处决。几乎所有的原来的州委书记都被杀害。

由于军队被特别列为清洗的重点对象之一，大批军队干部也成了大清洗运动的牺牲品。苏联红军5位元帅中，有3位被杀，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杀，57个军长中50个被杀，186个师长中154个被杀，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治委员全部被杀，28个军政委中25个被杀，64个师政委中58个被杀，456个上校中401个被杀。红军总共有3.5万多名军官被清洗。这些都是在苏联卫国战争前夕发生的。^[14]

斯大林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他逝世为止，不断在国内进行大清洗、大镇压，在这一过程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历史之谜。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担任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专门负责为斯大林时期受到政治迫害牺牲的人恢复名誉。他认为那个时期受迫害的人在2 000万左右。据1953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在宣布社会主义建设成后的两年间就有1 344 923人被判刑，其中被判死刑的有681 692人^[15]。

这场运动滥用权力、破坏法制，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扼杀了干部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助长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权，对苏联模式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它毒化了人的心灵，恶化了社会氛围。从这时起就埋下了人们对苏共的失望、怀疑乃至怨恨的种子。正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斯大林运用惩罚机构日益大规模地、顽强地采取行动，他这样做的同时也就公然破坏了一切现存的道德准则和苏维埃法律。”^[16]

斯大林先后发动的三大运动，相互配合、彼此促进、相辅相成、紧密配合，共同催生了一个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征的斯大林体制。邓小平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