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

四、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

（一）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变革，无不经过曲折反复的斗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巩固、发展和完善，都是经过多次改革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静止的制度，而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制度；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静止的社会，而是不断完善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通过自我完善和发展，使自己充满生机和活力，始终要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姿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苏联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人类文明突飞猛进、以科技为先导和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形势面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探求符合各国国情、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恢复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

20世纪50年代起，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探索改革之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走上改革道路的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改革从理论与实践上对苏联高度集权的体制提出挑战，遭到了苏联的压制和围攻。但改革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先后经历了三次程度不同的改革浪潮。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这段改革从总体上讲，没有触及苏联体制的根本问题，没有抓准苏联传统体制弊端的症结，改革措施不力，成效不大。第二次浪潮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匈牙利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全面展开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到70年代中期，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模式——“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是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该国提出了建立一种十分民主的、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谋求实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但改革因苏联于1968年8月20日率领华约五国入侵而中途夭折。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全面推行了新经济体制，但到1975年就中止了；政治体制不仅未得到任何改革，反而个人专断、干部特权等弊端更加突出。第三次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了改革。这次改革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它把社会主义改革推向了高潮。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改革观，产生了不同的结局。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没有把握好改革的方向，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原则，试图照搬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民主政治理论和经济政策来解决本国的问题，结果没能促进本国的改革，反而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惨剧，丧失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成果。而中国的改革则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20世纪50—8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类型，在改革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后人研究、汲取。

1.第一种类型是以国家计划管理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当时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苏、保、捷、波和民主德国。以苏联为例说明，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从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入手，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强调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平反冤假错案；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苏维埃的作用。在经济上主要是调整农业政策，调动农民和集体农庄的积极性；改组工业、建筑业管理体制，将按部门管理改为按地区管理企业；精简管理机构，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减少政府对企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扩大企业自主权；提倡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强调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发挥经济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但赫鲁晓夫的改革错综复杂，由于缺乏必需的理论讨论和精心的组织准备，做法较为简单且急于求成，有的改革则是心血来潮的蛮干，危害极大。这导致中央集中统一管理的削弱，地方主义、分散主义盛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反对个人迷信以后，赫鲁晓夫又搞以他为中心的新的个人迷信、个人集权，“左”的指导思想路线基本上没有改变，因此改革半途而废，错过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次时机。

2.第二阶段，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在许多方面否定和取消了赫鲁晓夫的过激措施，选择了较为现实稳妥的方针。如：保持干部队伍的稳定和领导的连续性；规定党政最高领导职务不得兼任；实行党政分开，扩大地方权力，改进政府工作等。在经济上，纠正地方分散管理方式，从块块领导又回到原先的条条领导，加强中央统一指挥和调配的权力，改进计划工作，强调对企业的经济刺激，扩大企业自主权。上述做法构成“新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但是这次改革没有突破原有体制的基本模式，许多重要问题仍未解决，许多弊端反而更加固定起来，并有所发展。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背离了时代精神，并没有利用改革开放的好时机，而且根本看不到实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执政后期，显得暮气沉沉，改革陷入停顿，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各方面都隐伏着严重危机。苏联丧失了第二次改革的时机。

3.第三阶段，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改革后期在指导思想上出现错误等原因，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后实行的改革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致力于“加速发展战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其基本思想是在不变动旧体制总体框架的前提下，加以改进和完善。1987年10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发生质变的开始。《改革与新思维》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出发，主张“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后一个阶段由于经济改革未能突破僵化体制，经济困境日益恶化，戈尔巴乔夫没有从经济改革本身去总结经验教训，而草率地将改革的重心转移到政治领域，并逐步使改革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其标志是1988年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并在实践中全面地实施了“民主化”、“公开性”的方针，从而加剧了苏联社会的全面危机。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修改了苏联宪法第六条，删除了“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并在苏联最高权力机构中设立了总统职位，从而为在苏联建立多元化、多党制、三权分立等政治结构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在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后，其他加盟共和国也纷纷发表独立宣言和主权宣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1991年8月19日，苏联部分领导人为了阻止新联盟条约的签署，实行紧急状态，宣布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职务，但“8·19事件”很快失败。它的失败加速了苏联的解体。12月1日，乌克兰宣布独立，这是对苏联的致命一击。紧接着同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在明斯克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不复存在。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之外，11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举行会议，通过《阿拉木图宣言》等文件，正式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宣布苏联已不复存在，取消苏联总统的设置。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确认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和独联体的成立。

2.第二种类型以市场调节为主、社会计划调节为辅

南斯拉夫最为典型。南斯拉夫在解放后，仿照苏联模式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苏南冲突后，为摆脱经济困境，从1950年开始摸索出一条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为基础、劳动者自治为主体的“自治社会主义道路”。后来这一制度又经历了工人自治、社会自治和联合劳动三个阶段，它的实质是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劳动者自己当家做主，管理经济、国家和整个社会。南斯拉夫的改革和自治制度的建立，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民主权利得到进一步扩大。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自治原则”和“非中央集权化”导致各种矛盾逐渐暴露并日益激化。

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道路，最早突破传统的“苏联模式”，是把科学社会主义与本国情况结合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但是，南斯拉夫的改革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削弱了南联邦中央的权力，国家无力对经济进行有效的控制；共和国集权，助长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社会所有制效益低下，企业亏损无人负责；南共联盟组织涣散，无法充当领导核心等。20世纪80年代末，南斯拉夫发生剧变，南共联盟失去政权。

（二）第三种类型是以计划指导与市场相结合

匈牙利的改革最为典型。1956年匈牙利事件平息后，即着手进行改革。匈牙利改革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经济上，改指令性计划经济为指导性计划经济，实行中央计划管理和市场积极作用的有机结合；实行国家集权与企业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国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比例关系和发展方向进行有效控制，企业拥有作为商品生产者所必须拥有的权力；采取以经济手段为主的管理方法，间接控制和引导企业的生产经营，为实现国家的经济计划目标服务。在政治上，实行党政分工的原则，党负责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经济发展战略，政府则负责组织实施具体细则和行政措施，各级党的领导人不得兼任政府行政职务；重视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制定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健全司法制度，改革选举方法，加强人民监督等；特别重视扩大爱国人民阵线，实行联盟政策，“谁不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朋友”，只要接受社会主义，就要加以团结。

匈牙利的改革具有独创性，并收到良好效果，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运动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认识的局限和苏联的压力，匈牙利的改革并未真正摆脱“苏联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受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外债负担沉重，经济发展缓慢，改革陷入停顿，再加上历史的和外部的因素的作用，终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

（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1.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基本过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其基本过程大体以1989年夏秋波兰统一工人党大选败北、组阁受挫，团结工会上台执政为序幕，至1991年底苏联解体为终结，历时两年多。

各国演变的过程大体经历了这样的步骤：首先是无产阶级执政党面对日益深重的国内危机，在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逼迫下，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宣布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使改革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继而反对派乘势而起，抓住执政党的历史错误和现实危机，步步进逼，执政党不断妥协退让；最后执政党陷于分裂和崩溃，反对派通过大选或者不断地制造动乱，直至采取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使这些国家彻底改变颜色。

由于各国的具体演变方式和程度又有所不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几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执政党领导层内讧和分裂，党的力量严重削弱，在反对派势力的进攻下丧失政权，匈牙利、南斯拉夫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种类型，执政党迫于国内反对派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强大压力，步步退让，最终被赶下台，其典型是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第三种类型，执政党的领袖思想僵化，独断专行，激起民众强烈不满，终于导致武装冲突，军队倒戈，政权更迭，罗马尼亚是典型例子。第四种类型，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层蜕变，导致党被解散，国家走向解体，苏联是其典型。

2.东欧剧变的原因

东欧剧变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国内原因和国际原因。尽管各国发生巨变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其基本原因是雷同的。前三个原因是国内原因，后两个原因是国际原因。

（1）经济发展缓慢是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东欧各国尽管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不顾自己的国情，长期照搬苏联模式，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僵化的经济体制，这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长期得不到改造，严重地阻碍了经济发展。除阿尔巴尼亚外，东欧各国都进行过改革，但由于各种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改革的步子极其缓慢，而且往往不能就实质性弊端进行改革，以至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发展缓慢的趋势。经济困难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诱发政治危机，激化民族矛盾，动摇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根基。

（2）政治上缺乏民主，使社会主义的发展遭到严重破坏。战后初期，在苏联的影响下，东欧国家不断地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后果。20世纪70年代后，东欧国家领导人严重脱离群众，独断专行，甚至出现了像罗马尼亚那样的家族统治的极端现象（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兄弟、内弟等人联合起来执掌了罗马尼亚的党政军大权，被称为“七人帮”）。这些都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

（3）执政党的建设没有搞好，是东欧剧变的关键。东欧各国共产党思想不纯，又长期忽视了马列主义理论和思想教育，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党内派别林立，使党组织不能起到战斗堡垒的作用，不能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核心。东欧共产党受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较深，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长期存在于共产党之中，一旦有风吹草动，很容易改换门庭，接受民主社会主义。加之党内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干部特权、腐败现象，致使党群关系紧张，使党组织起不到战斗堡垒的作用，在反动势力进攻面前轻易地被击败。如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的避暑山庄在全国就有40多所，还不算冬季狩猎的住地，其在瑞士银行的存款达4亿美元，这样一个腐败的政党，罗马尼亚人民怎么会支持它？

（4）西方国家对东欧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东欧剧变的外部原因。二战后，美国和西欧等西方国家一直处心积虑地采取各种手段向东欧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特别是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它们利用东欧经济困难和思想混乱，从各方面施加影响，向东欧施加压力，力促东欧演变。它们支持东欧各国的反动派，直接用金钱帮助反动派贿选；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剧变后，欧共体马上筹集110亿美元作为援助东欧的基金；西方国家勾结东欧各国的宗教势力，从意识形态上瓦解共产主义；它们的“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大肆散布资本主义思想，灌输西方价值观念，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迷惑和麻痹东欧各国人民，这些电台每周播音1 097小时，对东欧进行长期意识形态的渗透。

（5）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影响，是东欧剧变的又一外部原因。东欧国家长期受制于苏联，苏联内外政策的变化往往对东欧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策，积极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否定马克思主义，利用民主性、公开性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使东欧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混乱，给各国反对派以可乘之机，也迎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需要，起到了加速东欧剧变的作用。

（四）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影响

1.苏联解体的原因

历史发展的最终走向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重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有时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的结果。”^[22]苏联解体是20世纪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它的发生是各种因素错综复杂、互相作用，形成一种总的合力的结果。既有深刻而复杂的国际背景，又有苏联内部深层次的原因；既有历史原因，又有80年代现实存在的多种原因；既有政治的原因，又有经济的原因。

（1）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是苏联解体的最直接的原因。苏联的解体没有通过武力或战争，而是和平解体的。除西方长期和平演变政策外，主要还是苏联自身、苏共领导集团、主要领导人推行一系列错误路线与政策所致。我们应该看到，苏联长期积累下很多问题和矛盾，尽管积重难返，但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自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改革中逐步推行了错误的方针路线，他全盘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取消了苏共法定的领导地位。在体制方面引进西方的议会制、总统制和多党制。在经济方面要求实行私有化和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从而诱发了苏联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民族矛盾，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2）苏联党的领导集团严重老化，思想保守，极不利于改革创新，难以开创新的局面（见下表“苏联历任党的最高领导年龄及任职情况”表）。如1981年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14名成员，70岁以上有8人，60～70岁有4人，60岁以下只有2人，苏联共产党中央领导层的5个核心成员，平均年龄高达75岁，是不折不扣的“老人政治”。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76岁病故，接替他的是病人安德罗波夫，只在任上1年零3个月就去世了，后继者是病人契尔年科，只在任1年零1个月死去。这种现代世界上史无前例的病人轮番接班的老人政治把紧迫的改革的任务一再延误。

苏联历任党的最高领导年龄及任职情况表

（3）传统的高度集权的体制是苏联解体的深层次的内在原因。“危难始于萧墙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苏联的传统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后来越来越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阻碍作用。经济建设长期搞不上去，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甚至倒退，这严重挫伤了广大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传统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苏联过去的改革屡遭失败，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停滞走向危机，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政权根基。在苏联的政治改革中，虽然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勃列日涅夫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个人专权，但他们又重蹈前人的覆辙，苏联长期实行的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助长了个人崇拜、官僚主义、权力拜物教，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日益脱离群众，社会主义民主被肆意践踏，苏共威信扫地。苏联共有100多个民族，其中俄罗斯民族占人口总数的53%，苏联采取了错误的民族政策，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严重，随意划分和分割少数民族地区、强迫少数民族迁徙，严重损害各民族利益，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处理民族纷争，激化了民族矛盾，在戈尔巴乔夫“多元化”的鼓动下，民族主义泛滥，出现严重的民族危机，等等。苏联解体可谓是“自毁长城”。

（4）长期推行争夺世界霸权的对外政策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战后初期，苏联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就暴露了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错误。以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苏联逐步走上了同美国争霸世界的道路，推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为了同美国争霸世界，苏联长期重视发展同国防相关的重工业，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和发展核武器，加重了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困难。在同美国争霸中，苏联进一步加紧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和向第三世界广大地区渗透、扩展，甚至不惜使用武力。1979年12月，苏联以“阿富汗受到了外来的侵略并严重威胁到苏联的安全”为由，悍然出动10个师约10多万人大举入侵阿富汗。“据苏联外交部公布的资料，10年的阿富汗战争使苏联耗资达1 100亿美元之巨，平均每年110亿美元。此外，苏联在20世纪70—80年代期间为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年度费用为20亿美元，支持古巴等拉美国家的年度费用为60亿～80亿美元，支持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年度费用为60亿～80亿美元。这样，苏联此类费用支出平均每年270亿美元左右。”^[23]这引起了苏联人民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不满，既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凝聚力，丧失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也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5）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原因。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是战后西方国家的既定方针和基本战略。在两种制度的激烈竞争和斗争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自己在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优势，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对苏联党政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施加影响和压力，力图通过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来诱惑并迫使他们改变苏联对内对外政策，改变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以有利于它们的发展。早在195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就明确提出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1957年底，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公开表示，美国要“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崇高战略”来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提出“和平战略”后立即采取行动步骤，“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缝隙中培养自由的种子”，“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等途径和手段来实现和平演变的目标。1975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了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战而胜”的战略，这在尼克松所著的《1999，不战而胜》等著作中有系统的论述。1980年，美国总统里根进一步提出“促进民主运动”的战略，宣称要通过和平的方式向苏联的“暴政体制发动反攻”，把自由的希望带给苏联和东欧。1989年，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立即宣布对苏联实行“超越遏制”战略，要求“西方的政策必须鼓励苏联朝着开放社会演变”，使苏联通过改革同过去彻底决裂。事实证明，西方敌对势力对苏联“和平演变”的战略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外部原因。

2.苏联解体的影响

苏联解体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1）苏联解体标志着雅尔塔国际格局的崩溃。战后几十年来世界格局一直是美苏争霸世界的雅尔塔格局，苏联解体表明了美苏严重对立的雅尔塔格局的最终结束，世界格局从此进入“一超多极”的新时期。

（2）苏联解体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他们对苏联进行武装包围和干涉。战后社会主义在多国发展，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壮大。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同时也削弱了社会主义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使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重重困难。

（3）苏联解体导致了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苏联解体后，原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但“一球两制”仍然存在。西西矛盾上升，美、日、欧加紧对世界的争夺和影响。南北矛盾更加突出，西方大国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试图用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模式“重新塑造”第三世界国家。

（4）苏联解体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的局势和发展。战后以来，欧洲既是美苏争夺的重点、两极对峙的前沿，同时又在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内保持着平衡和均势。这种平衡和均势使欧洲保持了几十年来的相对稳定。随着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发生变化，欧洲民族矛盾激化，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造成了欧洲局势的相对动荡，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五）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主要教训是：

（1）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集中全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应该始终抓住这个中心不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根本的就在于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更快，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列宁十分正确地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24]当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较量，主要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综合国力之间的较量。苏联、东欧国家长期采取“苏联模式”，在一定时期经济曾经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经济发展后劲不足，面对现代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低下，如苏联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人均生活水平大体上只及美国的1/3左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体现。苏东诸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动摇，对执政党和政府失去信任，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可乘之机。

（2）必须坚持改革，改革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决不是静止不变的制度，社会主义也不例外。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5]列宁也指出：“如果把苏维埃变成一种停滞不前的和自满自足的东西，那是再愚蠢不过的。”^[26]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进行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通过自我完善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改革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进行，如果方向不正确，改革必然遭到失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的领导人特别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戈尔巴乔夫，先是借发展马克思之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根本原则作修改，后来干脆就不提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从1988年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到1991年7月的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党的重要文件里，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更别提号召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后来变本加厉，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鼓励揭露“黑暗面”，向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靠拢，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主动放弃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把改革引导至“改向”和“改制”，结果使党丧失了先进性和领导资格。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就受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深入共产党的组织内部乃至高层领导，在思想理论上不能与时俱进，在反对派的逼迫下，又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和鼓励，推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思想理论混乱，导致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演变过程，就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背弃马克思主义，接受并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过程。

（3）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共产党是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只有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才能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上集权过度，民主法制不健全，官僚主义严重，逐渐脱离群众，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和信任，最终失去执政地位。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认为“最关键的是不能失去人民的支持。这对我，对你们，都是一种教训或启示。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27]。苏东国家共产党长期在体制上实行高度集权，党内缺乏民主，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造成党政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滥用职权等弊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民主法律制度长期不够健全，官僚主义、个人迷信、终身制、特权现象比较普遍。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的发挥，最终导致党的生命力衰竭。

（4）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和本国实际相结合，根据本国条件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指南，自诞生以来，经受了历史实践的长期检验，被证明了是指引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是引导人类争取进步的先进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在每一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路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从来没有陷入空想，没有提供任何现成的答案，而是一再告诫各国共产党人要从自己所处的特定环境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革命理论。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革命的胜利，无一不是马克思主义同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相反，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按图索骥，或把苏联模式神圣化、绝对化，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于本国实践，就不免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东欧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基本上都沿袭了苏联模式，结果造成这些国家长期的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和生产力的萎缩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停滞乃至下降，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信心。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本国实际，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才能促进共产主义运动胜利发展。同时，也只有不断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回答实践提出的挑战，总结实践活动的新鲜经验，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发展。这是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一条根本性的指导原则。

苏联解体，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消失”和“终结”。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了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8]

【注释】

[1]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5.

[2]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01．

[3]斯大林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4．

[4]斯大林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45．

[5]斯大林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68．

[6]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39-340．

[7]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39．

[8]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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