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地位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其历史作用，这主要表现为：

其一，适应建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迫切需要。俄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晚于西方，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落后。1913年，俄国的工业总产值只占世界总产值的2.6%，相当于美国的6.9%，英国的22%，德国的17.2%，法国的4.3%。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俄国工业下降了36%。俄国农业则是封建统治下的犹如汪洋大海的极其落后的小农经济。斯大林说，苏联比西方国家落后了50～100年，我们必须在10年里走完这一段过程。否则，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因此苏联必须超常规地发展，这是苏联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必然选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这不仅是苏联一国面临的问题，而且是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后同样面临的问题。这正是它们选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始模式，体现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型社会制度的特点，显示了社会主义在发展初期的优越性。从1928～1940年，苏联新建9000个大型工业企业，整个工业生产能力增长了9倍。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从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要看其是否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应该肯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作用和进步性。同时由于建立了公有制，劳动者摆脱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剥削的命运，摆脱了生产劳动过程中不平等的遭遇，体现出劳动者翻身做主人的新特点。

其三，使苏联有力量打败德国法西斯，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德国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英国等先后被法西斯打得一败涂地，遭受惨重的损失。可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德国法西斯进行了坚决抵抗和英勇打击，是德国法西斯灭亡的决定性力量。正如丘吉尔所说：“与英国和美国的巨大资源相比，尤其是与俄国巨大的努力相比，我们所实施的一切战役规模都是不大的。”事实如此，苏德战争爆发的半年内，苏联就有110万共产党员奔赴前线，其中包括500名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至区委会的各级党组织的书记。1941年7～11月，苏联从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工厂，共迁移1523个大工厂，向后方转移人员1000多万，保证了重工业生产的实力。卫国战争的最后三年，苏联每年能够生产4万架飞机，3万辆坦克，12万门大炮，45万支机关枪，300多万支步枪，200多万支冲锋枪，10万门迫击炮。1945年1月，苏军的装备同德军相比，占绝对优势。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损失兵员1360万人，其中73%损失于苏德战场。可见，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体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这种初始体制在动员组织人民、集中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应对紧急状态的高度适应性。

其四，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东欧一些国家如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欧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亚洲的中国、越南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一国扩展到多国。社会主义对欧亚社会主义各国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在缺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如何建立新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必须解决而又极为困难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模式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这对欧亚社会主义国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产生了巨大影响。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为：

其一，实行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并且以部门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方式组织经济建设，造成经济运行机制的僵化。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重大错误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经济工作的计划性拔高为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视之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这是思想理论上的严重错误。苏联实行无所不包的计划，完全以计划配置资源，往往脱离实际，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同时制定计划的权力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实施计划和组织经济工作的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及相关的部门，统得过多，统得过死，压抑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各级管理机构从上到下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贯彻的计划，无视企业和消费者的实际需求，造成供求比例失调，一方面是产品大量积压滞销，另一方面是消费品的严重短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社会生产处于半停滞状态。

其二，在发展战略上，苏联模式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在一定条件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实施这一发展战略过程中，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造成市场上货物匮乏，特别是消费品短缺，货币不稳定。到1953年苏联的粮食产量仅8250吨，尚未达到1913年8600吨的水平，而人口增加了40%，这自然要严重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农业、轻工业的落后，反过来制约了重工业的发展。与产业结构不合理相应，在分配问题上苏联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忽视了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影响了企业、农庄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毛泽东曾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38]权力过于集中且不受限制，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在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下，只强调权力的集中，忽视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制约，势必会使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乃至一个人手中。而一旦某个人掌握了无限的和不受制约的权力，他就会将个人凌驾于党、国家和法律之上，最终导致个人专制、个人崇拜，甚至会出现践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现象。在这种个人专制、以言代法的环境下，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法制也失去了作用与意义。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都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等错误，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公正待遇和迫害，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的表现。

其三，国家机构庞大臃肿，官僚主义严重。高度集权和以党代政的体制，产生了部门林立、机构臃肿和行政人员过多的局面。据资料显示，1928～1936年，苏联大工业中工人增长约1.5倍，而行政人员却增长了1.7倍。在机构的规模上，20世纪50年代初，仅苏联农业部就有422个局、处和科室。而在国家行政机构中，像农业部这样的部级单位就达43个之多，还不包括党的领导机构。机构臃肿和行政人员过多，不仅降低了国家机关的办事效率，而且加重了社会负担。由于这种模式和这种局面，干部容易脱离群众，人民的公仆容易变成社会的主人，形成官僚主义。由于权力的垂直隶属，往往在上下级干部之间形成一种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机关内部形成以谋取私利为目的的“小集团”，这些都是官僚主义造成的恶果。

对于苏联模式，必须作具体的历史的评价。在苏联模式中，既有反映社会主义共性的方面，也有体现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的特殊性的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共性的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应坚持的。对于苏联模式中反映社会主义特殊性的方面，一定要看到它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苏联模式中存在着一些弊端，有的在模式形成时错误就是明显的，有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凸现出来的。所有这些弊端只能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加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