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

苏联模式是指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式、道路，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具体实现形式。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以及制度、体制、这些内容既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即社会主义的共性，又反映了在苏联具体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即社会主义的特殊性。

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从1928年10月至1936年底，苏联完成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由于消灭了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消灭了所有的剥削阶级，剩下的只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工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对比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农业国，苏联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生产力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36年12月，苏联制定和颁布了新宪法。这部新型的社会主义宪法，不仅规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具体规定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标志着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形成。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首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时期，正是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苏联所处的复杂而险峻的国际环境，促使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帝国主义纠合14个国家，勾结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和反革命叛乱，苏维埃政权处于危难之中。面临帝国主义包围和入侵威胁的形势，为了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粉碎反革命势力的叛乱，巩固苏维埃政权，苏联不得不把尽快建成工业强国、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正如列宁指出的：“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对此，斯大林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党不可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2]因为，“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3]

其次，这一时期，苏共党内发生的关于社会主义前途的激烈争论，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1920年后，列宁逐渐形成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斯大林把列宁的这一思想概括为：“被资本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但能够用自身的力量解决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且还能够、还必须建成社会主义，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建立一支武装力量，以便帮助周围各国的无产者去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4]。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识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党内大论战。斯大林批驳了托洛茨基不相信苏联能用自己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即“革命的俄国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说法，批判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关于“没有西方革命的支持，经济落后的俄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党内论战中，斯大林进一步阐释了列宁晚年提出的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与“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最终胜利”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指，苏联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工农矛盾，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无须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后者是指，如果没有至少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苏联就不可能免除武装干涉，免除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斯大林还指出，在政治领域，苏联的资产阶级早已失败；在经济领域，苏联的资产阶级正在被战胜，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托洛茨基等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混淆了帝国主义时期特有的经济政治发展速度不平衡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的特点，把苏联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可能性和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加强的趋势的关系绝对对立，狭隘理解苏联无产阶级同世界无产阶级的联盟形式。通过党内的争论，斯大林在党内的威望进一步提高。

再次，这一时期，苏联国内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发展也促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苏联从沙俄继承来的经济遗产是十分落后的。1913年俄国的工业总产值只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6%，相当于美国的6.9%，英国的22%，德国的17.2%，法国的40.3%。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俄国工业下降了36%。除资本主义工业外，农村是封建统治下的犹如汪洋大海的极其落后的小农经济。斯大林指出：“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落后的工业的基础上，只有不仅不逊于而且过一个时候能够超过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的现代大工业才能成为苏维埃政权的真正的和可靠的基础。”他强调，“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个对立的基础上，建立在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社会主义大工业上和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个体小农经济上”^[5]。苏联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尤其是建设重工业，同时为实现工业化要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斯大林认为，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决定，苏联不能走资本主义靠巨额借款和掠夺他国的工业化道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虽然这是一条“需要有重大的牺牲”、“应该公开和自觉地忍受这种牺牲”的道路^[6]。

斯大林在具体分析苏联当时状况的基础上，在国民经济得以恢复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全力推进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一方面采取了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既能保证强大国防，又能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的方针；另一方面也采取了限制、排挤资本主义成分的办法，确立社会主义经济的统治地位。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国家高度集中使用有限的经济资源，对经济实践中产生的问题用加强行政控制的办法来解决。逐步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排斥市场机制的经济体制的雏形。

在1930年召开的联共（布）十六大上，斯大林勾画了苏联的经济制度及其体制的基本轮廓，这就是：“1.它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权已经被推翻，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政权已经建立；2.生产资料已经从资本家那里夺过来并转为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所有；3.生产的发展所服从的不是竞争和保证资本主义利润的原则，而是计划领导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原则；4.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为了保证剥削阶级及其寄生仆役发财致富，而是为了不断提高工农的物质生活和扩大城乡社会主义生产；5.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和劳动者的需求（购买力）的不断增长，成为扩大生产的日益增长的源泉，保证劳动者免遭生产过剩的危机，免受失业增长的痛苦和贫困的痛苦；6.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不是为资本家而是为自己工作。”这些标志着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正式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