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民主时期先进中国人怎样认识和对待城市

二、旧民主时期先进中国人怎样认识和对待城市

（一）太平天国：尝试“城市乡村化”的失败

所谓“城市政治的命运”，从我们的理解来说，是指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主体或者为争夺国家权力而进行斗争的政治主体，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城市在社会经济与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同感，以及在实践上实施这种认同感程度的状态性。大凡对城市在社会经济与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地位评价较高或很高、对城市在促进整个社会文明进步方面的作用很重视，并且实施的程度较深，表现出来的状态无疑会是十分良性的，那么，城市的政治命运也就无疑是好的或较好的；反之，其城市的政治命运就较差甚至走向衰退。在中国近代上演的一幕幕政治风云的历史剧中，城市的政治命运随着政治主角的不同而留下了各自的鲜明轨迹，为我们今天牢固树立“城市意识”，充分发挥城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提供了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先从太平天国说起（以1858年洪仁玕到达天京并开始总理朝政、颁行《资政新篇》为分界点，将太平天国历史发展分为前期与后期），从其前期来说，明显的表现就是天国的决策者依据《天朝田亩制度》对城市予以定位，实施了“城市乡村化”的政策，给城市的政治命运带来了一片阴暗的前途，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1.作为太平天国施政纲领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划了建立一个以自给自足小农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理想国家的具体方案。这个文件的具体作者是谁并不重要，它于1853年由洪秀全在天京颁布（1860年重刻刊行），便成为太平天国的施政纲领，即是向人们树起了一个用以判断其运动水平的界碑。纲领的名称虽然标明为“田亩制度”，但其内容并不仅仅限制在土地制度的问题上。这个纲领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以核心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治国政要”，是太平天国英雄们价值理想的展示和具体的奋斗目标的选择。把这种价值理想和目标追求放在时代潮流中来检验，即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将古代社会转型为近代社会的要求来看，《天朝田亩制度》似乎“是一幅交织着现实和梦幻，交织着彻底的斗争性和不切实际的空想图画。这里面既有由革命的烈火燃起来的大胆的想象，又充分暴露了小生产者的狭隘的实际主义；既闪耀着历史的远见，又覆压着旧时代的沉重的阴影”^[8]。

2.《天朝田亩制度》的历史进步性。首先，它最明确、最彻底地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包括地主及小农土地私有制在内的一切土地私有制，确立了土地公有制的基本原则。同以前那种“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将相宁有种乎”等口号相比较，其深刻性就在于已从单纯的政治造反，深入到了经济革命（尤其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所有制上的革命），表明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伟大农民起义在建立政权之后的治国方略中，是富有历史远见的。其次，它创制了详细的公平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与办法，这就是：“凡田分九等”（其标准是：上上田——亩产1 200斤/年，上中田——亩产1 100斤/年，上下田——亩产1 000斤/年；中上田——亩产900斤，中中田——亩产800斤，中下田——亩产700斤；年亩产600斤为上下田，以下每少100斤即减等为下中田、下下田），“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半。”这个方案比起流寇式的起义者对人民群众不管不顾或者难管难顾来说，表明它已经走上国家治理的轨道，其分田方案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所表现出的政治诉求。再次，它的价值理想是追求实现天国之内“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这是负责任的农民国家在分配上的绝对主义的愿望，很有一点“普度众生”的味道，但也是注定实现不了的。不过它同那种所谓“替天行道”、只知自己“大斗分金，大秤分银”、“大块吃肉、大盅喝酒”的农民起义相比，就其发展水平而言，二者不在一个价值层面上，几乎有天壤之别。最后，它提出了一套“官民共治”的政治标准及社会管理模式：“凡天下官民，总遵守十款天条及遵命令，精忠报国者，则为忠，由卑升高，世其官。官或违犯十款天条，及逆命令及受贿弄弊者，则为奸，由高贬至卑，黜为农。民能遵条命及力农者，则为贤、为良，或举或赏。民或违条命，及惰农者，则为恶、为顽，或诛或罚。”按太平军的军事编制形式把整个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在社会基层组织为“军”（伍—两—卒—旅—师—军，共辖13 156家），从两司马至军帅的各级官员，均由本乡人充任，所在称为“乡官”。乡官既是乡民公举或上级委派的行政官吏，又是一“军”的军事（民兵）指挥官。所以太平天国的社会基层组织是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体现了“寓兵于农（民）”的思想。地方政权机构分为三级：省—郡—县，县设监军，郡设总制，省多由中央任命丞相、检点、指挥等职官员担任。郡、县长官也多由中央任命，管理地方政务，称“守土官”。

3.太平天国不仅设计了一个没有城市、没有商业、没有独立的手工业的理想国家图案，表现出农业小生产者的天真与幻想；而且在其政策实践中曾一度把现有城市“乡村化”的作为。例如，1853年3月太平军进入南京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立即建国定都，实施解散原来的城市、取消商业的政策。“他们在没收天京城里所有的官僚、退休官僚、大地主的住宅和所属的一切财产的同时，也在实际上没收了各种商店中的一切物资。所有的物资都被集中起来，分类储存，成为军队，即国家所有的财富。居民都被分别按男女编组起来，全部纳入太平军的军事组织。手工业者被编入军队所属的‘诸匠营’和‘百工衙’中。这样，整个城市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大军营。他们宣布：‘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商业也就很自然地被废除了。”^[9]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和人类经济生活的逐步发达而日益兴旺起来。从排除偶然性因素（战争、重大水灾、火灾及其他重大地质灾害等）的破坏之外，在要求发展社会经济的情况下，“城市乡村化”的政策不仅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不智之举，而且其客观效果则是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一种倒退行为。既然如此，这种政策必然是短命的。事实证明：太平军在当时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推行消灭商业、实施城市乡村化的政策就行不通。由于社会生产与生活的需要，过了不久，太平军便在天京城外特准设立各种商店，开店人要得到“特批”，领取天朝发给的“文凭”（执照），所卖的货物由国家的“圣库”发给。这种“公营性质的商店”也不能维持长久，因为“圣库”的东西有限，不能源源不断地满足经营的需求。同时，在农村集镇上，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对小商品需求的品种和数量，更是“圣库”难以满足的。所以，只要军事局势略有转机、社会有所安定，集镇贸易就自行地恢复起来了。因此，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占领的城市都开放了市场，将消灭商品经济的政策改变为在商店领取天朝发给的营业执照、守法经营的前提下，允许商人自由贸易。

4.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不但使“城市乡村化”的政策走进了死胡同，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就是他们以财产（尤其是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的土地）公共所有和绝对平均主义分配的政策实践，也是“此路不通”的。他们在政治上推行的那套“社会组织军事化”措施，也无法正常化和持久化。国家与社会分离，各有各的职责要求和活动范围，这既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人们向更高阶段发展所凭借的最有效的工具。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把国家与社会混同起来或者用国家行政笼罩社会，这些都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十分愚蠢的做法，只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太平军实施的“乡官制度”，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其漏洞被乡村中许多地主分子和乡绅们所利用，不少坏人混入革命队伍，也是造成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同盟会：依托城市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核心和灵魂。这个崇高地位的确立，是同他的个人素质、理论修养与革命实践紧紧地联在一起的。他出身贫寒，13岁便出国到（美）檀香山（夏威夷群岛的首府），依靠哥哥孙眉的资助，就读于英、美教会所办的中学，并在学校里信奉了基督教。19岁（1885年）在香港英国人办的拔萃书院就读，后转入外国教会在广州办的博雅医院附设的医校学医，继又转入香港雅丽医学院学习。孙中山青年时代所接受的资本主义教育，为他形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7岁从香港回到澳门、广州行医，并同好友陆皓东一起到北方游历，接触了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惨败，使孙中山彻底地打消了改良的念头，坚定了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武装革命的意志和信心。1894年11月，孙中山重回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入会的有当地华侨工商界人士20多人。该会的宗旨是：“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1895年，孙中山回到香港，成立了香港兴中会，其入会誓词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杨衢云（新沙宣洋行船务副经理）被选为会长，其他一些著名的有影响的工商界人士入会。此外，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都有革命派人士组织的、以推翻清朝政府为目标的革命组织：黄兴等人发起、组织了“华兴会”（1903年在湖南长沙成立），入会者达100多人（大多是学界中人）。1904年，浙江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团体，在当时中国教育会长蔡元培的建议下，改组为“光复会”，章炳麟、陶成章、徐锡麟和秋瑾等著名人士入会，其入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此外，还有一些用其他名称组织起来的革命团体，例如，武汉在新军中做工作的“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在分散的活动中，各革命小团体大都感到这种小而散的活动方式已不适应当时革命发展的需要，客观形势要求他们将各种革命力量汇集起来，组建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在政治上、思想上有明确革命纲领的政党。顺应这个历史要求，孙中山联络华兴会、光复会等地方性革命团体，于1905年7月在日本东京召开了有70多人参加的、筹备组织政党的会议。经过一番争论，将这个革命联盟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举行正式的成立大会，参加者有一百多人（除甘肃一省那时没有留学生外，全国各省籍贯的都有）。大会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会章，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同盟会本部设在东京，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同盟会采用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宗旨，同时提出了“民族、民权、民主”三民主义学说，制定了《军政府宣言》、《略地规则》、革命军和军政府的建制、对外宣言和对内文告等文件，设立《民报》为同盟会的机关报，等等。同盟会本部下设支部，支部下设分会。在国内设有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共20多个分会；在国外有南洋、檀香山、美洲、欧洲4个支部，共24个分会。其成员来自农工商学各界，以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多。这些成员都有国际活动的背景，个人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政治素质较高。他们按照建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来要求自己，具有肩负伟大历史使命的责任感，是同新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党，其诞生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1894年的兴中会到1911年同盟会领导武昌起义，在十六七年中间，这批革命志士们以身许国、坚忍不拔、忠贞不渝、前仆后继地以城市为基地，先后联络华侨、学生、各地的会党群众和新军等组织，发动了大大小小一二十次武装斗争，最后夺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在80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为什么三次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潮的主要领导者，都产生在濒临大洋的祖国南疆？例如：太平天国的创建者洪秀全是广东省花县人；百日维新运动的旗手康有为是广东省南海县人；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孙中山是广东省香山县（现今的中山市）人。但是，同为在南方兴起而向北方蔓延的革命运动，为什么在对待城市政治命运问题上，前两次同后一次却十分不同呢？从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来说，每次斗争高潮所依靠的力量和采取的斗争方式，以及发动斗争的基地的选择，几乎都离不开城市；而太平天国则是远离城市到乡村去集结力量，百日维新派虽说在城市里活动，但抓住的对象只是北京城中的一个光绪皇帝。几十年之内先后发生的三次革命，为什么在对待城市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上，他们的认识会有那样大的差别呢？回答这个问题，虽然不能排除某种历史的巧合因素，但归根到底只能从当时中国生产方式变革的不均衡性，以及国际国内斗争形势与革命运动发展的水平和现实要求来分析。

首先，在得天独厚的小环境中，发展近代中国的三次大革命及三位历史人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祖国的南疆尤其是沿海地区，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最早地受到西方的影响，启发了反抗封建主义的觉悟，往后才运用各不相同的手段，成就了各不相同的事业。广州是明朝中期以来对外通商且允许外国人居留的唯一港口城市，因而广州附近的县、市在生产方式从传统向近代转型方面，也快于祖国的其他地区，这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当时中国发展的先进地区。广州是晚清中国人观察和了解世界状态、并在较长时期里是中国同外国开展极其有限的文化交流的唯一窗口。因此，广东人得天下新风气、新思想之先，其地区条件与优势是其他地区难以具备的。鸦片战争之后，这些条件与优势虽然已向东南沿海城市（往后还伸展到沿大江大河流域城市）扩散了，这就先后造成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维新意识或革命理念的仁人志士，但根基深厚者仍属得资本主义风气之先的广东地区。又因为广州是鸦片战争的起源之地，是外国武装殖民主义者首先进入的城市，因而首当其冲地遭受到外国人野蛮的抢劫和惨重的破坏，也最先积累起并爆发出对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在时空上有一个过程，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和分析也有一个过程。又由于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主义相勾结并非开始就一拍即合，而是经历了一个虽短暂却内容颇为复杂的过程；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勾结封建主义造成的“两重大山”，也有一个从承受、体验、认识、分析到组织、决策和行动反抗的过程。这种辩论唯物主义认识论所决定的人的“知行观”，十分清晰地把旧民主革命80年间三大革命高潮的性质及其行动方式上的差别，历史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19世纪50年代，在外国殖民主义者入侵的初期，洪秀全只接触到了外国基督教教义中的某些思想（例如，平等思想），而面对的是封建王朝刚刚开始“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社会景象，其十分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仍然主要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为了解除广大农民的深重灾难，他只能参考基督教所谓的平等原则，以“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约言，利用经过改造而农民能接受的组织形式——“拜上帝会”来发动革命。因为它的革命基础和依靠力量是农民，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问题；所以，如何解决城市问题，在太平天国的理想蓝图中便被弱化甚至被忽略了。19世纪80年代末，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险恶形势，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制度有较多了解的康有为及其弟子们，把维新的希望寄托在“明君”光绪皇帝身上，一门心思地搞“君主立宪”，搬用许多资本主义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项目和述语，充塞到他们的救亡图存方案之中。在这个“宏大叙事”的变法思维中，维新派人物精心观察的是“帝党”与“后党”的矛盾和斗争，很难考虑到城市的作用问题。19、20世纪之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城市在一个国家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大环境的深度变化，促使中国“半资本主义”进程加快（它的同义词应该是“半封建”的政治统治在逐步削弱），突出了城市在社会大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大环境最深刻的变化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资本输出成为帝国主义吮吸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血汗的主要方式；而外国资本投入的地点，主要是交通方便的大中城市。甲午海战，中国失败，日本强迫中国于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在11项苛刻的条款中就突出了日本对华的资本输出，即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且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等等。此例一开，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要求“机会共享，利益均沾”，于是中国便成了各国列强输出过剩资本的最大场所。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范围很广，有贸易方面的，工业方面的，矿业方面的，交通运输方面的，等等。他们不仅在这些领域中打压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而且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尤其是争夺对铁路的投资权（包括直接投资权——修建权、经营权和间接投资权——借款权）。诚如列宁所说：“在金融资本时代，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独立国的斗争一定会特别尖锐起来。”^[10]帝国主义争夺在华的铁路权产生了两大后果：一是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分割。谁抢到了铁路修建权，则铁路修建到哪里，哪里就变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概括地说，到19世纪90年代，长江流域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云南、两广地区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东北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等等。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地位加深的重要标志，也是列强变中国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准备阶段。最早间接投资于中国铁路修建的是英国，即洋务派于1887年向汇丰银行借款修建的唐胥铁路（唐山——胥各庄）；到1911年，中国修建的铁路长达9 618公里，其中帝国主义直接投资建筑的有3 759公里，间接投资的有5 193公里，而中国自有资本修建的铁路仅666公里，只占当时中国铁路总里程的6.9%。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铁路权，也就是控制了中国交通乃至整个经济的命脉，使清政府更加依赖外国资本主义的支撑和保护，彻底地变成了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二是加速了中国农村经济和城市手工业的破产，促进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阶级队伍的形成和城市作用的扩张。早在1905年，恩格斯就预见到中国的发展前途，他指出：“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的瓦解”。^[11]“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创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12]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倒闭，使农村日用必需品进一步地依赖城市，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了商品市场，又为城市的扩张与发展提供了动力。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或辗转死于沟壑，或流向城市寻找出卖劳动力的场所，于是，城市迅速地扩大起来。1895年，上海人口为29万多，到1898年就增加为59万，3年翻了一番。

再次，城市的扩张与增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阶级基础和财力上的支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必然要以城市为基地为其利益而奋斗。当时，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因素有下列3个方面：

1.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同清政府的勾结，他们在中国的统治不仅表现在军事威力上，而且首先表现在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即铁路、矿山、工厂、银行等都处于外国资本的支配和控制之下。这种国将不国的状况，激起了全中国各界人民的反抗（诸如各地散见的小股农民起义、会党斗争，大张旗鼓的则有义和团运动，等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

2.某些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上层人士，因为受到爱国民众反帝斗争热潮的鼓舞和激励，进而要求变法图强。“戊戌变法”失败后，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识之士还是巧妙地要求政府采用“西法图存”。清政府迫于社会上和体制内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放松一些对新式工业的控制，表示力行实政，还唱了一曲为其覆灭送行的挽歌——所谓“晚清新政”。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由总理衙门议定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898年），商部的设立和《奖励公司章程》的制订（1903年）等“让步措施”，也多少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方便条件。

3.中日战争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都先后取得了在华的投资权，但是开头几年它们都全力去拼抢在华的“投资权”，并没有在直接投资上下工夫。这就给当时在民间开展的所谓“设厂运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在新式企业利润的引诱和社会舆论要求“设厂自救”的鼓舞下，从1895～1898年，出现了第一个设厂运动的高潮。1904年以后，由于日俄战争的刺激和国民要求保路、保矿等“权利收回运动”的推动，从1905～1908年，又出现了新的设厂高潮。从1895～1913年，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官僚资本主义工业在内的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资本在10 000元以上的厂矿共549个，其中商（民）办的有463个，“官办”与“官商合办”的有86个，民族资本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从分布上看，上海83个，广州16个，武汉28个，杭州13个，无锡12个，天津17个，六座城市共169个，占36%，说明城市在中国向近代化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13]尽管民族资本主义（尤其是官僚资本主义）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同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它们（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打压、排挤的程度是很深的，所以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很高。这就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阶级基础。同时，国外的许多华侨工商业者（大多数为中小企业家），都是一心爱国、祈求祖国独立富强的。所以，国内国外的民族资本主义及其代表人，都是拥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坚定力量。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拥有的、以城市为根基的这个广大新兴阶级基础，是当年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无法比拟的，更是洪秀全那辈先烈们想象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