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及民国时期对失眠病证的认识

由于明代温补学派的影响，清代前期，有不少医家仍十分崇尚温补学派的学术主张，如高鼓峰、张路玉、吕留良、高士宗、黄元御等，在临床上尚用温补阳气之药，以至形成了新的流弊。有鉴于此，清代有医家极力反对温补一派滥用辛温峻补药剂的主张，并予以强烈的批判。

在明代吴又可的“戾气”学说影响下，至清一代，温病学说日益成熟。乾隆年间以后，在江南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卓有创见的温病学家，逐渐形成了后世所谓的温病学派。清代的温病学派的学术主张有两种趋势：一是以叶天士、吴鞠通等为代表的温热学说，确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等温病学独特的辨证论治体系。一是宗明代吴又可的温疫学说，他们依据吴氏的“无邪不病，邪气为本，发热为标”，“因邪而发热，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已”［148］的主张，在治疗上重视寻找针对病因治疗的有效药物，如吴又可用大黄祛邪治本，余师愚强调重用石膏，杨粟山重视升降散及黄连、大黄的使用。［149］这两种学术主张都极大地丰富了温病学派的理论体系，使温病学说日趋成熟，其理论影响除了外感热病之外，还广及临床各科，如清代著名医家高秉钧，被称为清代外科心得派的代表人物，他常从内科角度来论述和治疗外科疾病，并深受温病学家的影响，如对疔疮走黄等证采用温病方紫雪丹、至宝丹及犀角地黄汤等来治疗。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史称“康乾盛世”，为文化学术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和适宜环境。满清贵族统治者为了缓和民族矛盾，自康熙时期开始，逐步改善民族歧视政策，在文化上实行软硬兼施的策略，尊孔崇儒，荐举山林隐逸，开博学鸿儒，大力提倡整理古典文献，弘扬、吸收汉族传统封建文化；与此同时，清代统治者又禁毁违碍书籍，大兴文字狱，对文人继续保持着思想上的高压政策。这些因素都促进了乾嘉学派的形成，清初，顾炎武等为反对明末以来空疏的学风，强调经世致用，重视实证调查，开启了乾嘉学派的先河。这种学术风气也深刻影响着中医学领域，其学术成就也成了医家治经的利器。为此，清代医家对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蔚成风气。

清代的临证医学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如关于胃阴学说的创见，肝病学说的发展，气血论治的进步，奇经理论的临床应用及外治法的总结等，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与发展。

与此同时，由于西医学的大量传入，传统中医药学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民国时期还出现了废止旧医的主张。为了澄清人们对中医学的某些歧视与偏见，寻求中医学继续发展之路，晚清至民国时期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与中医科学化的思潮。而一些进步的医家，则借鉴西医生理病理学对于疾病的认识致力于中医学的发展与研究，特别是他们勇于借鉴西方医学的某些做法，先后创立了中医学校，成立了学术团体，创办了中医药刊物，积极探索中医学的进步和发展之路，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