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时期的人口城市化

1．缓慢曲折发展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

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太湖流域城市化进程相当缓慢，城市化水平很低。据统计，1952年苏南苏锡常地区，非农人口为160．41万，至1957年为186．69万，增加26．68万；但1957—1975年，非农人口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0．84万人，苏南城市化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88]上海市1949年城镇人口为452．63万，至1958年增至665万，1960年曾达715．85万，此后连年下降，至1978年，仅615．01万，与1949年相比，城镇人口仅增加162．38万。（见表2－8）杭嘉湖地区城镇人口的增加也非常缓慢，如杭州市区人口1949年为47．38万，至1979年为85．05万^[89]，30年仅增加37．67万。嘉兴市区人口解放初约5万人左右，至1982年也仅12万人。^[90]

表2－8　上海市1949—1978年人口数统计（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编：《上海市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8），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1页。

这一阶段，太湖流域城镇人口发展主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医疗和卫生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如上海市人口死亡率由1951年的19．5‰下降到1953年的9．9‰和1957年的5．9‰；人口出生率则继续上升，1950—1957年平均出生率为43．25‰，平均自然增长率为33．23‰，均高于当时全国平均水平。^[91]又如苏南地区，从新中国成立至60年代，人口死亡率从13‰—14‰下降至6‰—7‰，而出生率则维持在26‰以上，从而自然增长率在20‰以上。^[92]无锡市区1949—1961年间，人口共增加128 106人，其中自然增长112 471人，机械增长仅13 569人。^[93]太湖流域人口生产类型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人口自由迁移政策，允许城乡居民在城乡之间或城镇之间随意迁移，农村人口迁入城镇未受限制。如上海市1950—1954年，共计迁入2 914 035人，平均每年迁入582 807人，共计迁出2 069 470人。^[94]5年净迁入844 565人。另据张开敏等人研究，1950—1957年，平均每年迁入率为12．8‰，迁出率3．55‰，净迁移率9．25‰。^[95]又如杭州市，1955—1960年，累计迁入人口393 292人，年均迁入78 000余人，迁出31万人，净迁入8万余人。^[96]

20世纪60年代后，人口再生产逐步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过渡。上海市区1964—1978年平均出生率为8．3‰，自然增长率为2．8‰。^[97]苏南的苏锡常地区，1971—1978年死亡率维持在6‰—8‰，出生率开始持续下降，到1978年，已降至20‰以下。^[98]人口再生产模式的变化使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速放缓，而人口的机械增长又受到以下因素制约，使太湖流域城市化发展缓慢。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人口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改革开放前，太湖流域城市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偏重于发展工业生产，忽视第三产业，致使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经济中心的综合功能无法发挥，而当时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个体经济微弱，都严重制约了整体经济的发展。1978年上海国民生产总值仅272．81亿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 497元；当时经济实力较强的苏州、嘉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仅634元和459元。^[99]加之，流域财政负担过重，城市基础建设如交通、通讯、水电等全面滞后等都制约了城镇人口的发展。

二是僵化的人口迁移机制。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城镇粮食供应、住房、交通、就业、就医等出现严重困难，政府对城乡人口迁移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政策和户籍管理制度等。1957年年底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8年1月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移手续”。除国家计划调动和户口管理条例允许的情况外，农村人口不能随意迁入城镇。这种僵化呆板的迁移机制严格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延缓了人口城市化的过程。

三是政策失误的苦果。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严重的政策失误，招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城镇的生产和粮食供应发生严重困难，中央被迫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实施大规模调整，压缩基本建设，关停并转部分工业，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1961年6月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1962年又下发《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员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对精减对象、安置工作等做出具体规定。太湖流域出现“逆城市化”的人口回流。从1962年1月至1963年7月底，江苏共减少职工50万，城镇人口86万，吃商品粮人口105万。其中镇江专区减少职工5．075万，城镇人口7万，吃商品粮人口11．2万；苏州专区减少职工4．015万，城镇人口6．5万，吃商品粮人口7．6万。^[100]1961—1962年，上海市精简职工31万，其中迁往市外大约11万人，大部分返回原籍。^[101]根据劳动部门统计，1961年至1966年上半年，浙江省共动员城镇人口回乡、下乡101．16万人，其中被精减回乡、下乡的城市职工及其家属89万，知识青年与社会闲散劳动力12．16万人。^[102]其中不少来自杭嘉湖地区，如1962年1—12月，嘉兴市区共迁入6 006人，迁出15 472人，其中迁往乡村10 689人，净迁出9 466人。^[103]

四是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治运动频繁，对城镇人口产生重要影响。如1962—197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将大批青年学生安排到农村插队落户或分配到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譬如，1968—1976年，上海迁向外省区的知识青年达60．16万人，其中1969年和1970年，两年共迁出40．06万人。^[104]1968—1972年，杭州地区城镇知识青年支边迁移25 257人，嘉兴和湖州地区5 319人。^[105]此外为支援“三线建设”迁移的人口也不少，如1958—1965年，上海市先后迁出23．86万职工和家属，支援内地“三线建设”，其中1958—1962年迁出20．22万人，占84．74%，迁入地主要为陕西、甘肃、青海及江西。^[106]由政治运动造成的人口迁移严重违反经济规律，浪费了大量的人才、物力和财力，不但给中央和地方政府留下沉重的财政包袱，而且严重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

2．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

（1）城市化快速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农村普遍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增长，大批农民从耕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寻找出路和追求较高的劳动收益，这些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涌入城镇务工经商或从事服务行业。80年代后，乡镇企业在太湖流域蓬勃兴起，数百万农村人口就近进入新兴小城镇，实现就地非农就业，大量的农村人口就地转化为城镇户口。

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育，城乡人口管理制度也局部得以调整。如20世纪80年代，对“农转非”的控制有所放宽。1984年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农民进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企业的农民和家属，在城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同年，又试行新的市镇建制标准，大量不设区的城镇相继建立。这都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太湖流域城市化快速推进。

一是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镇数量快速增加。

1979年太湖流域仅有大、中、小城市7座，其中特大城市（＞100×104人）1座，大城市（50×104—100×104人）3座，中等城市（20×104—50×104人）1座，小城市（＜20×104）2座。至2000年，大、中、小城市增至24座，其中特大城市4座，大城市2座，中等城市10座，小城市8座。（见表2－9）

表2－9　2000年太湖流域城市规模等级

资料来源：杨桂山、王德建等编著：《太湖流域经济发展·水环境·水灾害》，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建制镇的数量也增加很快。1982年苏锡常地区仅有建制镇33个，到1987年发展到102个，1990年为155个，到1995年则达322个，占江苏省的32%。（见表2－10）20世纪90年代，上海郊区的城镇数也达190余个。^[107]至2000年，杭州市的余杭拥有建制镇22个，临安15个；嘉兴市、湖州市的建制镇分别达64个、51个。^[108]

表2－10　1987—1995年苏锡常县级市和城镇数量变动

资料来源：陈惠仁等：《苏南人口现代化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二是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水平得以提升。

从1978年至1997年，苏锡常城镇户籍人口比例分别从16．55%、19．26%、15．12%提高到32．38%、40．70%和37．87%。^[109]此外尚有大量没有城镇户口的人长期在城镇居住和就业。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82—1990年，上海市的城镇人口增加了175．49万人，其中郊区城镇人口增加了68．47万人；1990—2000年，全市城镇人口增加258．35万，其中郊区城镇人口增加255．12万人。^[110]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太湖流域城市化水平也得以提升。对于城市化水平的计算，由于估算口径、标准、方法的不同，不同学者得出的结果也不同。若依据城、镇辖区总人口作为城镇人口进行估算，则结果肯定偏高；以非农业人口与全部户籍人口比值来计算，则因忽视城镇中的暂住人口及居住在城镇的大量非农人口，结果往往偏低。为此，一些学者采用1999年城乡划分标准^[111]及人口普查数据进行计算或相对比较客观。经陈爽、王进的计算，2000年太湖流域城市化水平为66．17%，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比1990年的48．8%增加了17．37%。^[112]

（2）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动力

20世纪80年代后，太湖流域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主要不是自然增长的结果，其主要动力是机械变动。太湖流域20世纪80年代虽受50年代、60年代两次生育高峰的影响，出生率有过回升，但自然增长率基本稳定在10‰以下。90年代以来，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且降幅较快。如1990年至2000年，无锡市从10．48‰降至2．03‰；苏州市从5．48‰降至0．58‰；常州市从8．72‰降至5．8‰；镇江市从7．84‰降至0．81‰；杭州市从7．26‰降至3．57‰；嘉兴市从7．18‰降至2．54‰；湖州市从8．48‰降至0．11‰。上海市从1993年起出现负增长，至2000年，自然增长率为－1．9‰。（见表2－11）

表2－11　太湖流域各市1990—200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杨桂山、王德建等编著：《太湖流域经济发展·水环境·水灾害》，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太湖流域快速增长的人口主要是外来迁入人口。譬如上海市，1978—1986年，每年的迁入人口均多于迁出人口，年净迁入率达13．4‰。^[113]如以来沪居留半年及以上外来常住人口计，20世纪90年代初约100万人，2000年增至300多万，5年后达438万。2005年，上海常住人口为1 778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已占24．63%，如果包括短期流入外来人口，已几乎占上海全市人口的1／3。^[114]另据2003年外来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499万外来人口中有257万人居住在上海郊区和郊县，占总人口的74%，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浦东新区，有外来人口102．34万人，占总量的1／5。^[115]又如杭州市区，“十一五”期间，平均年净迁入户籍人口6．28万，常住外来人口平均在121．58万。^[116]可见，外来人口已构成太湖流域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在某些地方甚至是唯一来源。

（3）城市人口郊区化现象

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后，太湖流域出现了城市人口郊区化现象，即市区的人口分布重心由核心城区向边缘城区和乡镇转移。譬如上海市，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特别是浦东新区的开发，推动了中心城功能的转型，中心城区的第二产业开始向周边地区大批辐射，迁往郊区市镇。如与1993年相比，1999年上海市区工厂数增加了6 601个，但处于中心城核心区的工厂数却减少了580个，新增工厂主要集中于浦东新区和闵行、嘉定、宝山、金山等郊区，郊区增幅达125．15%。^[117]加之城市边缘基础设施，诸如道路、通讯、供电、给排水系统的全面更新和住宅的大规模建设，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人口的再分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据统计，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包括现在的黄浦、静安、卢湾、虹口区）户籍人口1980—1990年10年内约减少56万人。从人口普查数据分析，1990年上海中心城核心区人口数为272．51万人，2000年减少到206．94万人，人口减少了65．57万人，减少幅度为24．06%；同期中心城边缘区（包括徐家汇、长宁、普陀、闸北、杨浦5个区）人口增加了73．84万人，增加幅度为17．91%；人口增长最多是近郊区（包括浦东、闵行、宝山、嘉定4个区），10年增加了260．2万人，增幅高达86．8%；远郊区（包括松江、金山、青浦3个区和南汇、奉贤、崇明3个县）人口也在增加，同期增幅为10．89%（见表2－12）。

表2－12　1990—2000年上海市人口数及变动情况

续　表

资料来源：高向东、吴文钰：《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人口分布变动及模拟》，《地理学报》2005年第4期。

又如苏州市，1982年市区人口为74．2万，到2000年则达105．1万，但同期核心城区人口则由37．0万减为23．2万；边缘城区由18．7万增至50．3万；边缘乡镇由18．5万增至31．6万（见表2－13）。

表2－13　苏州市市区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化（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朱宝树、徐伟荣：《苏州市人口再分布和城市化再推进》，苏州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编：《2001～2005年苏州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第212—213页。

太湖流域城市人口郊区化及城镇人口的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上海为龙头，涵盖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建制镇的比较完善的巨型城市带和“城镇连绵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当地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注释】

[1]《李文忠公奏稿》卷三，页四四。

[2]吴嘉宾：《求自得之室文钞》卷二五，页五。

[3]《益闻录》，第1294号，光绪十九年七月初五，载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2页。

[4]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8页。

[5]同上书，第149页。

[6]《李文忠公全书》卷三，奏稿，页五八。

[7]熊其英：《青浦县志》卷二，光绪三年，页一七。

[8]汪堃等：《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首，光绪六年，序文，页一。

[9]《申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

[10]《民国昌化县志》卷首。

[11]《申报》，光绪七年四月十七日。

[12]光绪《嘉兴县志》卷十一《田赋下·土客交涉》。

[13]民国《平湖县志》卷六《食货志·户口》。

[14]冯氏《花溪日记》，转引自刘石吉：《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食货月刊》1978年第7卷第11期。

[15]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二舆地略·村镇“归安县”。

[16]同上。

[17]代表性论著：王业键：《太平天国叛乱对苏南人口的影响》，Paper on China，Vol．19（1965），Appendix，Tableb；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台北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48号；王育民：《太平天国时期“人口损耗逾亿说”辩证》，《学术月刊》1993年第6期；曹树基《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

[18]曹树基：《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9]同上。

[20]同上。

[21]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

[22]参见富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富阳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该志数据采自旧方志，已核对无误。

[23]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24]［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25]《吴县志》卷五二上，页三。

[26]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1页。

[27]同上书，第12页。

[28]同上书，第114—115页。

[29]同上。

[30]同上书，第116页。

[31]《上海人口志略》，载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765，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页。

[32]同上书，第466页。

[33]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页。

[34]同上书，第146—147页。

[35]张忠民：《近代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

[36]张仲礼、沈祖炜：《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

[37]张忠民：《近代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

[38]张景岳：《上海租界的人口与经济变迁》，《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39]张忠民：《近代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

[40]葛元煦：《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41]同上书，第120页。

[4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期，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73—1174页。

[43]《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38页。

[44]转引自许敏：《士、娼、优——晚清上海社会一瞥》，《上海研究论丛》第9辑，第37页。

[45]沈祖炜：《近代上海市政建设的资金来源》，《档案与历史》1989年第6期。

[46]《1930年工部局年报》，转引自马长林：《人口迁移与近代上海都市化》，《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第285页。

[47]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48]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5—316页。

[49]［法］梅朋、傅立德：《上海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74页。

[50]冯桂芬：《皖水迎师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3页。

[51]张济顺：《论上海里弄》，《上海研究论丛》第9辑，第61页。

[52]黄懋材：《沪游脞记》，转引自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

[53]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54]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55]乔志强：《辛亥革命前的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56]《上海各业损失概况》（1941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57]《上海市善后救济调查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下称二档），廿一，2，218。

[58]《上海市地政局抗战时期房地产损失调查表（1947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59]《上海市善后救济调查报告》，二档，廿一，2，218。

[60]《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各联合救济总监理部工作总报告》，《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各会联合总办事处八·一三救济征信录》，第22页。

[61]同上书，第24—25页。

[62]郑祖安：《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史林》2002年第4期。

[63]《救济工作概况》，载《浦东同乡会年报》，上海档案馆，Q117，1，43。

[64]郑祖安：《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史林》2002年第4期。

[65]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66]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页。

[67]张景岳：《上海租界的人口与经济变迁》，《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68]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

[69]《沪宁路沿线各地损失情形概况》（1941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116页。

[70]《中国旅行社无锡分社致总社函》（1937年10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71]《中国旅行社无锡分社撤退情形报告》（1937年11月29日），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72]《中国银行松江分理处呈市行函》（1937年8月26日），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73]《上海十四日中央路透电》，《申报》1938年1月15日。

[74]《江苏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二档，廿一，2，208。

[75]《沪宁路沿线各地损失情形概况》（1941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

[76]《江苏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底稿》，二档，廿一，2，208。

[77]袁成毅：《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78]《八年战争浙江省第一区损失估计》，载浙江省档案馆、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日军侵略浙江实录》（1937—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804—805页。

[79]《嘉兴县抗战期间公私财产损失估计》，《日军侵略浙江实录》（1937—1945），第807页。

[80]杭州市档案馆编：《民国时期杭州市政府档案史料汇编（1927～1949年）》，1990年，第233页。

[81]伪浙江省政府秘书处第一科编印：《浙江省政府成立初周纪念特刊》，1939年，杭州泰昌印务局印刷。

[82]王惟英：《抗战一年来浙江省救济难民概况》，浙江地方银行编辑发行，《浙光》战时半月刊6期，1938年7月。

[83]《难民来杭统计图》，《浙江省政府成立初周纪念特刊》封页。

[84]《浙江省政府成立初周纪念特刊》，第1页。

[85]《日寇浙西的经济进攻及资源掠夺》，《日军侵略浙江实录》（1937—1945），第426页。

[86]根据《浙江省政府成立初周纪念特刊》所载嘉善、吴兴、长兴、平湖、武康、桐乡、海宁等县灾况调查表整理计算。

[87]《杭户口调查完竣共计三十九万余人》，《浙江日报》1942年8月15日。

[88]殷晓岚：《二十世纪苏南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

[89]虞家钧：《杭州沿革和城市发展》，《地理研究》1985年第3期。

[90]许学强等：《中国小市镇的发展》，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

[91]据上海市卫生局革委会印：《上海市人口自然变动和死亡原因统计资料摘编》（1973年8月）计算，上海市档案馆B242—2—237。

[92]陈惠仁等：《苏南人口现代化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93]《无锡市区（不包括郊区）历年人口变动》，无锡市档案馆B15—4—6。

[94]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上海市人口情况和市民经济生活资料》，上海市档案馆B25—2—6—38。

[95]参见张开敏等：《上海人口迁移及其构成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96]郑生勇：《杭州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97]章长根等：《上海市的人口状况和问题以及我们的建议》，《人口研究》1981年第2期。

[98]陈惠仁等：《苏南人口现代化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99]参见吴声功、姜建成主编：《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来自苏州的报告》（2007年），第252页；《嘉兴市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88页。

[100]《关于全省精简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1963年3月9日），江苏省档案馆3049—永久—10。

[101]王桂新等：《迁移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102]浙江省人口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人口志》，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0页。

[103]《城市人口迁移状况统计表》（1963年1月12日），嘉兴市档案馆44—1—202。

[104]王桂新等：《迁移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105]浙江省人口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人口志》，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2页。

[106]胡焕庸：《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107]张善余：《近年上海市人口分布态势的巨大变化》，《人口研究》1999年第5期。

[108]浙江省人口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人口志》，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09—412页。

[109]殷晓岚：《二十世纪苏南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110]朱宝树：《上海人口城市化和再分布发展态势》，《南方人口》2003年第3期。

[111]城镇人口除非农人口外，还包括居住在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农业人口、直接为城镇服务的少量农业人口及没有本地城镇户口的外来非农业人口。

[112]陈爽、王进：《太湖流域城市化水平及外来人口影响测评》，《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6期。

[113]张开敏等：《解放后的上海人口迁移》，《人口与经济》1990年第6期。

[114]王桂新、沈续雷：《上海市人口迁移与人口再分布研究》，《人口研究》2008年第1期。

[115]付磊、唐子来：《上海市外来人口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的特征与趋势》，《城市规划学刊》2008年第1期。

[116]尹文耀、叶宁：《从杭州看我国大城市地区人口数量增长转变及对策》，《人口研究》2008年第2期。

[117]高向东、江取珍：《对上海城市人口分布变动与郊区化的探讨》，《城市规划》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