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选题缘起
1）“居住是城市第一功能”[1]
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获得确保安全休息的居住场所，所以说，居住是人类一项基本生存活动，其重要程度不亚于食物[2]。人类的居住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由临时的、移动的、分散的住地开始，逐渐形成固定的、永久的聚居地点，而后演变为城市[3]。学者们在研究人类社会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城市不是人类社会生来就有的，人类社会在300多万年的时间里，其中只有0.2%的时间是在有城市的社会里度过的。但是从城市形成的过程来看，人们越来越离不开城市。人类社会一旦与城市结合，人类文明便驶入了加速发展的快车道。城市具有的活力是任何一种人类集聚的空间形式所不能相媲美的，城市成为人类生存和生活的一种“首选”方式，如帕克所言“城市乃是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4]，吉登斯也赞美道“城市是都市魅力的汇聚之所”[5]。根据统计数据可以得知，如果将世界总人口作为基数“1”，那么在工业革命前的时间里，生活在城市的人口与居住在农村的人口相比，前者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因为97.5%的人口集中在农村。18世纪工业革命的浪潮改变了这一状况，使得资金、人口大量地涌向城市，城市人口规模直线上升，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迅速上升[6]。150年后，准确地说，到1990年，世界上已经有近47%的人生活在城市中，而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高达70%以上[7]，同期的数据也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也达到了37%；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2003年美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90%，可见城市越发展，城市的意义越重大。
居住不仅是城市第一功能，而且在城市的建筑物中住宅占有一半以上的分量。在中国城市普遍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明确提出了具有法定效力的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标准，规定了居住用地在城市用地中占到20%甚至30%，人均单项居住用地在18～28m2[8]。不仅如此，在人们考量社会是否进步时，也经常使用人均居住面积、居住设施水平等社会经济指标项。这些数字的社会学意义在于表明了居住不仅是城市空间结构的规模性与结构性要素，同时也是城市日常生活中的结构性要素。
光阴似箭，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新的千禧年，城市也将人类社会带进21世纪的文明，专家们预测，在21世纪的前50年，城市将成为集聚超过全世界60亿人口半数的“超级容器”[9]，换句话说，城市将肩负起“超级卧城”的职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继续提供支持。这又意味着，居住在城市多样性社会结构中，如人口结构、阶层结构和城乡结构等，是一种更为显性化、更为基本的结构类型，是社会成员的共同资源，也是资源被分配的结果。
2）城市社会居住分化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工业革命之前，城市是手工业生产的集中地，城市中的居住与生产活动交织在一起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居住与工作地点也不存在明显的空间上的分化。工业革命前后城市空间的一次突变，实际上表现为两个同时发生的变化，一个是专业性的工厂开始脱离居住，形成专业化的大规模的生产区域；另一个是居住逐渐集聚成的居住区，在工厂与居住之间开始出现清晰的界限，成为城市空间要素。工业革命使城市面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城市成为机器大工业生产的中心、城市内部出现明显的差异等[10]，由此而衍生出的各种问题逐渐引起了改良主义者[11]和社会学家的关注[12]。城市社会学家们“把城市看做社会学绝好的实验室”，不仅研究一切社会机构的地理分布形成过程及其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和规律，而且还研究人群空间分布的各种社会原因和非社会原因。在他们看来，城市决不只是一种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也不只是住宅区的组合；相反，城市中包含着人类的本质特征，它是人类通泛的表现形式，尤其是由空间分布特征而决定的人类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13]。在城市社会有机体中，与其他的城市要素相比和对照，城市内部居住的分布状况最贴近人类本性，并且以一种经常性的运动状态反映城市系统中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与竞争关系，所以一直以来与“居”相关的现象都是社会学家们研究的焦点和谈论的话题。
城市人也创造了专业的术语来表现这一日常生活化的现象——“城市化”（urbanization）。可以算出，这一术语已有近140年的历史[14]。尽管在工业革命浪潮席卷之下，城市的发展进入了空前的盛况，但是城市化快速发展还主要集中在工业先进的西方发达国家。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市化进程才真正在全世界范围展开，形成了所谓世界城市化现象。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趋势之一，而且城市化会继续高速发展[15]。任何一种形式的城市化，其核心都是人的城市化，本质上都是城市中的人口与居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大批人口涌向城市，城市居民也因“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的作用改善了生活质量，享受到城市化为生活带来的幸福和快乐；另一方面，经过人类有意识的创造，城市社会居住空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点、线、面构成的几何空间，而是打上了社会属性的“印记”。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如此巨大人口规模与相应居住分布绝对不能被简化为“1＋1＝2”式的简单加法运算。
从世界城市发展的经验来看，城市的大规模发展起始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16]。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的城市社会变迁在借助于工业文明的新风加速前进的同时，也遭遇到工业文明带来的城市集聚危机——城市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令人头痛和诅咒的“城市病”。所有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城市化过程，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受到了交通拥挤、住宅紧张、环境恶化、城市高密度、城市犯罪率上升、失业与贫困等城市问题的困扰。这些“城市病”都是城市社会变迁中直接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人们寄希望于通过城市化来有效地解决贫困、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但现实情况同人们所期望的结果相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失业、人口过密、社会极化、隔离、贫富差距加大等城市内的各种矛盾并未减弱，反而进一步激化，这不得不使我们反思城市化的意义。虽然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使得大多数人怨声载道，但也不乏乐观者的声音，“城市诚然有其消极方面，但城市毕竟产生了一种有丰富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极大地超越了城市诞生的原来目的”[17]，并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表述“人们聚集到城市里来居住；他们之所以留居在城市里，是因为城市中可以生活得更好”。因而不论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上的城市，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当地的以及更大范围内的良好生活条件。
3）当代中国城市居住分化是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
“20世纪是城市化的世纪，而21世纪是城市世纪”是学术界对城市发展的共识。如今的中国人也同当年的英国人、美国人一样，与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斯。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幸运地搭乘了21世纪人类跨入城市世纪的巨轮，正如吉登斯所言，“站在21世纪开端，我们迎来了一个既令人困惑又对未来充满强烈期望的世界”。在这里，我们将目睹城市居民的生活、居住、学习和工作等方方面面的变化。以我们迈进21世纪的门槛时的城市化水平36.09%为起点[18]，有关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超过50%；204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达到约16亿的历史最高峰值[19]，这将意味着未来的20年间，中国城市化处于中期加速阶段，不仅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而且还会出现大批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20]。
对于作为“容器”的城市，以亿计数的人口将集聚到此，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把家安在城市，这种大规模的人口对城市的居住空间、就业空间、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作用，是一场极为深刻的社会结构重构。中国社会全面的转型，派生出的新贫民阶层、新富阶层和中间阶层打破了原有的低水平的均质社会空间状态，出现了人们不太习惯、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空间分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们不断地思考这个敏感问题，空间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空间化自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面对如此规模的居民居住压力，必须作出理性和明智的选择:城市的发展是按照“平民化城市”的思路去建设，还是按照“贵族化城市”的思路去建设？面对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而城市却无法提供相应的居住容量，造成了“广大农民工在陌生的城市里处于边缘状态，干的是工人的活，却还是农民的身份，经常受人歧视，很难融入城市生活”[21]的局面，这些正是我们塑造城市“容器”时不得不思考的城市问题。
毋庸置疑，当代城市发展中的种种社会问题，与缺乏理性的城市社会居住方式安排有着紧密的关系；而且今天城市面临着大量的问题，如社会隔离、社会排斥、社会极化等城市社会结构性矛盾，都会以居住方式表现出来。合理地建构城市居住方式，是保障城市社会稳定、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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