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是怎样产生和过时的

认识论是怎样产生和过时的

如上所述，粉碎“自然之镜”首先就是在哲学中抛弃“心”的概念。按照罗蒂的理解，“心”、“镜式本质”和“镜喻哲学”是一体，因此，粉碎“自然之镜”意味着全盘否定认识论研究。也就是说，在罗蒂看来，认识论之所以成立，是建立在一个大家没有明确意识到但都接受心的隐喻之上的，现代认识论是典型的“镜喻哲学”。

一般认为，认识论研究的是“人类知识的性质、根源和限制”，简而言之，就是对知识基础的研究。在认识论中，知识基础问题被等同于“心”的形上研究，“去发现这些基础，就是去发现有关心的什么东西，反之亦然”^[96]。为什么？在“镜喻哲学”中，知识就是“心”对自然的准确再现或表象，“去认知，就是去准确地再现心以外的事物；因而去理解知识的可能性和性质，就是去理解心灵在其中得以构成这些再现表象的方式”。也就是说，要获得准确的再现表象，就要研究心之认识结构，研究人的“镜式本质”即认识本性。因此，按照罗蒂的逻辑，从本质上看，认识论就是关于再现表现的形上理论。

在罗蒂看来，以“心”为基础的认识论是在17世纪创立的，主要归功于笛卡尔和洛克。罗蒂认为，笛卡尔发明了“心”的概念，提供了内部表象的观念，奠定了认识论研究的可能领域。在罗蒂看来，笛卡尔这样做并非为了创立认识论，而是为了攻击经院哲学，完成“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战争”。彼时，知识界还没有区别哲学和科学。但是，“心”的产生并不等于认识论的诞生，它只是认识论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罗蒂指出，在“心”的基础上，洛克“在对我们心智作用的机械论描述和我们知识主张的‘基础作用’之间的混淆”^[97]催生了认识论。洛克试图把笛卡尔“心”的概念发展为一门“人的科学”，把内部表象类比为牛顿粒子力学式的空间（这显示了牛顿力学以及机械论在当时的支配性影响）。按照这一观念，“心”的研究很可能成为一种机械论式的研究，也就是说，把“心”想象成某种机器加以研究，若如此，“心”的运行机制研究应该属于机械学科。罗蒂认为，洛克之后“心”的研究成为了认识论，关键就是洛克把知识基础问题与心的运行机制混淆了。于是，“人的科学”或“心”研究就成为了人的认识本性研究即认识论。

罗蒂指出，认识论到康德这里才走向成熟。首先，在继承并发展了笛卡尔、洛克的认识论思想的基础上，康德把认识论“从一种经验的水平上升为一种先验的水平”^[98]——这是康德对认识论最重要的贡献。在洛克这里，认识还是从感觉开始的，人的经验还是知识判定的标准。康德认为，人生来就拥有先天的认识框架、基本范畴，即先验理性。康德把时间、空间都纳入人的主观构架之中，也就是说外部时空要通过人的内部时空来表象，并认为是人的先验理性把混乱的、杂多的感觉经验整理出秩序，才可能有知识。在康德这里，内部空间是先验范畴组成的特殊表象，是经验范畴的外部表象之基础，即人只能在先验的可能构架下把握经验，于是“笛卡尔关于内部的确定性也适用于那些以前认为是外部性事物的法则，从而使哲学踏上了‘一门科学的牢靠道路’”^[99]。从此，认识论研究集中于摆脱外部经验的先验分析，所以，“在康德以前，探究‘知识的性质和根源’，就是寻求独特的内在表象。到了康德，这成为探求心为自身建立的规则了”^[100]。因此，康德的认识论将知识限于表象，用先验压倒经验，把人对自然的研究转变为“人为自然立法”，避免了笛卡尔、洛克理论中人沦为“准牛顿式的机器”^[101]的可能。其次，康德回顾性地把古代哲学家关注的问题纳入了认识论之中，比如理性与普遍概念的问题，这就保证了认识论与古代、中世纪哲学之间的连续性。再次，康德把认识论与伦理学联系起来，“认识论得以迈入作为道德前提保证者的形而上学作用领域”^[102]。最后，康德使认识论成为“一个纯粹理性的法庭”^[103]或“最基本的”“一门基础学科”^[104]，最终与科学区分开来。在罗蒂看来，康德把哲学定位为认识论即知识基础，各门科学均为具体知识的研究，认识论被哲学家们认为是各门科学的基础。

罗蒂进一步指出，康德的认识论理论被普遍接受是在19世纪初，即当黑格尔思想退潮和新康德主义兴起的时候。到了19世纪末，认识论遭到尼采、詹姆士等人的质疑，并受到心理学“自然化”认识论（即试图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认知问题）的冲击，一度出现危机。20世纪初，胡塞尔和罗素挽救了认识论，胡塞尔把认识论转变成现象学，罗素把认识论转变为逻辑分析。罗蒂认为，20世纪中期以来，认识论受到了哲学内部多方的质疑，“作为自然之镜的心”被某些人抛弃，主要挑战者包括维特根斯坦、杜威、海德格尔、萨特、塞拉斯和蒯因等人。罗蒂总结了放弃“自然之镜”和认识论的“无镜哲学”三条主要进路：一条把知识的证明问题放置于社会之中，以杜威的实用主义为代表；一条是把语言看作游戏而非表象中介，以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一条是反对把人性归结为认识者甚至彻底否定人性观念，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为代表。除了内部质疑之外，罗蒂认为，20世纪初，哲学与其他文化领域的关系越来越少，“诗人和小说家取代了牧师和哲学家，成为青年的道德导师”^[105]，认识论越来越远离现实，越来越被孤立。总之，认识论在20世纪中叶以来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自然之镜”实际已经分崩离析。

罗蒂把分析哲学看作当代认识论的最主要形态，因此他对认识论的批评直接把分析哲学归入“过时”之列。他写道：“‘分析的’哲学是另一种康德哲学，这种哲学的主要标志是，把再现关系看成是语言的而非心理的，思考语言哲学而非思考‘先验批判’，也不思考作为一门显示‘知识基础’的学科的心理学。”在罗蒂看来，分析哲学想通过对语言进行分析来回答认识问题，不过是康德认识论框架之下的又一次“人的科学”之尝试。“哲学中的分析运动（正像任何学科中的任何运动一样）用完了一系列假定产生的辨证结果，现在则无甚可为了。”^[106]因此，罗蒂受到美国分析哲学界的一致攻击，甚至被逐出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