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经验和根本原则，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从而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 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机制、 环节等系统化的理论。

一、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化到中国实际主体之中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 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之 “的”。 他指出， 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两种倾向： 一种是 “无的放矢”， 乱放一通， 往往把事情搞坏； 另一种是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 口里连声赞道 “好箭！ 好箭”， 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这是古董鉴赏家的态度， 几乎与实际不发生关系。 前一种倾向是乱结合， 后一种倾向是不敢结合， 它们都与 “结合” 的实践主体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化为自身素养有关， 导致不了解应当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中国的具体实际， 从中找出需要解决的问题， 并在实践中加以创造性解决。 这说明，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 首先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主体的结合， 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化为实践主体的素质和修养。 假如实践主体不懂得、 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或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不科学， 那么，是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正确结合的。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要求来看，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化为实践主体的素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为实践主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含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统一的方法论， 这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思想和工作方法。 恩格斯指出：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 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4]列宁指出： “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 无疑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15]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 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16]邓小平强调： “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最重要的是掌握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1. 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

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 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 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 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 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事物、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过程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 这是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思想方法的基本要求。 坚持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 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十分重要。 比如， 对中国革命动力问题的探索， 只有对中国社会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 半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等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进行辩证地分析和比较， 才能做出正确的谋断和决策。

2. 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实事求是， 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的、 辩证的认识论， 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根本思想方法。 实践表明， 坚持实事求是，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难就难在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 千变万化的， 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 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必须注重和坚持调查研究， 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 在中国共产党内， 毛泽东首先认识到，“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 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基本材料， 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 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 特殊地说， 实际工作者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 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 所以， 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做调查。 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 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 否则， 他们就不能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17]

3. 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

列宁指出：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 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如果谈到某一国家， 那就要估计到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18]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主义的方法。 毛泽东强调：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 是有重要帮助的。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 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9]

4.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也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方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要真正结合， 就必须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必须明白：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不了解这一点， 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0]

（二）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为实践主体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人们观察、 认识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意义是提供科学合理的价值取向。 从马克思、 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无产阶级、 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 到列宁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 要为人民群众服务、 代表他们的利益； 从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思想， 到邓小平关于必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 赞成不赞成、 高兴不高兴、 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改革和一切事业根本标准的重要思想，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想主线， 这就是： 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相信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如果缺乏这样一种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就会失去动力源泉和奋斗目标， 也会因为得不到人民大众的支持而无法进行下去。

二、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具体实际问题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 首先表现在对中国具体实际作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把握。 如果不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 那么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失去了意义， 也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更无法起到指导作用。 因此可以说， 这个 “分析”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环节， 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对此， 毛泽东有一段十分全面而深刻的具体论述： “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 反映事物的本质， 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 就必须经过思考， 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 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 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21]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论述， 对中国具体实际进行分析， 首先必须占有 “丰富的感觉材料”， 其基本途径是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 谁都会说， 也不难理解， 但真正做到就不那么简单了， 这是一个艰苦的、 长期的过程。 如果以为调查研究就是下到基层， 短则七八天、 长则个把月， 搞出了调研报告， 就算是万事大吉了， 这是远远不够的。 毛泽东批评过这种做法， 他说： “有许多人， 下车伊始， 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 提意见， 这也批评， 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 没有经过周密调查， 不过是无知妄说。 我们党吃的所谓钦差大臣的亏， 是不可胜数的。”[22]毛泽东搞社会调查的做法与众不同在于， 不是一时一事， 而是一生一世。 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1945年去重庆谈判， 仅这段时间， 靠两条腿， 从南走到北， 辗转十几个省的农村， 工作加生活， 整整18年。 正是有这样的态度，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研究的结论是准确的， 提出的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得到农民的欢迎， 因而在实践中是可行的、 成功的。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 邓小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主要精力始终应当放在调查研究、 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上， 他深刻指出： “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 那么， 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23]

占有了 “丰富的感觉材料” 之后， 接下来就要进行 “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 形成 “概念和理论的系统”。 所谓 “去粗取精”， 就是把通过了解得来的实际情况中的不具代表性或不具典型性的， 不能反映问题的本质的或与问题关系不大的材料去掉， 选择那些有代表性或典型性的， 能够反映问题的本质的或与问题密切相关的材料。 所谓 “去伪存真”， 就是把那些虚假的材料去掉， 选择那些真实的材料。 所谓“由此及彼”， 就是把问题的这一方面的情况同其他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把这一问题与其他相关的问题联系起来分析。 所谓 “由表及里”， 就是通过现象来分析事物的本质， 即事物内部的规律性， 通过这样的分析， 就能够比较完全地反映中国具体实际的面貌，反映中国具体实际的本质， 反映中国具体实际的内部规律性。

三、 运用 “元理论” 指导实践， 进而丰富理论的上升运动

在实践主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化为自身的素养， 并且对中国具体实际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把握之后，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 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上升运动过程。

（一）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为实践主体的行动方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在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把握了中国具体实际的面貌及其规律性之后， 就可以开始 “结合” 的过程， 即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探索解决中国具体实际问题的纲领、 路线、 方针、 政策、 措施， 包括突破口、 重点、 先后次序、 具体做法等。 这些可统称为行动方案。 这是理论向实践转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例如， 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道路基本原理的真谛， 又真正了解了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 经济基础、 政治格局、 文化传统等具体实际后， 就要制定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纲领、 路线、 方针、 政策、 措施， 使中国人民能够沿着这条道路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工人阶级是和近代大工业联系在一起的， 主要集中在城市， 其争取解放的道路就是通过发动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是所谓的 “城市中心论”。 在实践中， 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道路也只是从城市到农村， 但是在毛泽东的视野里， 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道理在于，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 是战争解决问题。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对的， 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 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 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 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24]在中国， “共产党的任务，基本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 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 而是走相反的道路。”[25]无疑，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 把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做了一番中国化的加工、 提炼， 重新提出更易于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的 “枪杆子里出政权”和 “工农武装割据” 的革命原理， 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经过毛泽东之手被中国化的。

（二） 把行动方案转化为实践主体的实际行动

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改变世界。 马克思说过： “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6]行动方案尽管不可缺少， 但均未超出主观思想的范围， 它仍然是实践的准备， 还不是实践本身， 它不能使客观世界发生任何改变。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 就必须把它们转化为实践主体的实际行动， 扎扎实实地付诸实施。 能否付诸行动， 正是卓有成效的实干家与只知纸上谈兵的书呆子之间的根本区别， 也正如毛泽东所说： “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 正是， 也仅仅是， 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 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 只是把它空谈一阵， 束之高阁， 并不实行， 那么， 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27]

（三）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经验提升为新的理论

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 创新理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成功的根本标志。 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 必须读， 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 这是第一。 但是， 任何国家的共产党， 任何国家的思想界， 都要创造新的理论， 写出新的著作， 产生自己的理论家， 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8]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 在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例如， 在党的建设问题上， 毛泽东提出实行 “集中指导之下的民主”， 这种民主不是西方的那种程序民主， 也不是马克思所讲的那种工人自治民主， 它是一种集权制下的宽松气氛， 既维护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 又避免领导者独断专权。 在革命动力问题上， 毛泽东提出人民大众， 包括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 其中，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 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坚固同盟军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 “马克思、 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 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 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 在军阀割据的时候， 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 用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了政权。”[29]在军事理论问题上，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 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独创性经验， 同时批判地吸取了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遗产的精华， 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 如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30]“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31]； 游击战、 阵地战、 运动战、 歼灭战的战略战术；等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邓小平同志结合我国改革和建设的实际， 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联产承包责任制、 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建立经济特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一国两制等一系列新思想， 都是理论上的卓越创造， 都是对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32]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准确把握时代特征， 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 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 集中全党智慧， 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 逐步形成了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 紧密结合新的实践， 提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 关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 关于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思想， 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 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思想，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 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 关于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思想， 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等等， 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33]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在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 全面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进一步回答了新世纪、 新阶段我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以务实地作风践行群众路线， 提出 “四个全面” 治国方略和顶层设计， 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谋划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实现 “中国梦”。

[1] 《毛泽东选集》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796页。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6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第103页。

[3]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98页。

[5] 《毛泽东著作选读》 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5-796页。

[6] 《毛泽东文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74页。

[7] 《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学习纲要》， 北京： 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 第13页。

[8] 《列宁全集》 第18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401页。

[9] 《毛泽东文集》 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232页。

[10]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797页。

[11] 《毛泽东文集》 第8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109页。

[12] 《邓小平文选》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13]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11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15] 《列宁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60页。

[16]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212页。

[17]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791页。

[18]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02页。

[19]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534页。

[20]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790页。

[21]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291页。

[22]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791页。

[23] 《邓小平文选》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219页。

[24]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541页。

[25]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542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75页。

[27]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292页。

[28] 《毛泽东文集》 第8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109页。

[29]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126页。

[30]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480页。

[31]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547页。

[32] 《江泽民文选》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67页。

[3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