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关系认识的再深化

理论与实践关系认识的再深化

李宏斌^[1]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就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对这一命题的探索取得了许多宝贵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包括“联系”与“结合”、“实践”与“实际”两组术语的应用问题。这两组术语本身是具有不同含义和不同应用语境的，但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却是经常被混用和误用的；同时，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成为了许多人轻视理论的托词，直接影响了学习型政党（社会）的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践行。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这两种现象都需要首先从学术上进行辨析和纠正，从而有助于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表述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有助于促进学习型政党（社会）的建设。

一、“理论联系实际”命题的辨析

（一）表意上的不准确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被当成了一个原则而被广泛使用的一个理论命题，但其在表述上存在一些值得研究和商榷之处。

从哲学学理上分析，“理论联系实际”本身表述上有六点需要探讨：一是“联系”一词使用上存在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理论如何联系实际”这个问题并没有从理论上得到完全解决。二是“实际”一词使用上存在模糊性。当前有专家学者认为“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大局，联系社会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2]这个定义把“实际”一词的内涵等同于“局势+社会实际”。日常工作中，“实际”一词常被等同于“实际情况”。三是“实际”与“理论”的搭配不够恰当。从哲学范畴来说，“实际”是与“虚幻”、“理论”是与“实践”相对应的。四是理论作为一种理性认识，无论其是否正确，都是对客观“实际”的一种主观反映、抽象“概括”（反映）。“因为（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3]”。“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系是反映关系，不存在“联系”关系。五是“理论”与“实际”间的反映关系不是单一对应关系。一般来说，这两者之间有两种类型、六种形态：第一种类型是错误的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主要包括错误理论违背实际和迷惑实际两种形态；第二种类型是正确的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主要有落后于或脱离于实际、与实际相符或同步反映、超越于实际、支撑实际四种形态。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理论的超越性问题。“‘超越’和‘超越性’这两个术语始终是在经验、批判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的。它们表明理论和实践中这样的倾向，这些倾向在既定的社会中超出已确定的思想和行动的范围，而趋向于它的历史的替代性选择（现实的可能性）”^[4]，并非理论超前于实际。六是暗含了一个前提：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理论。

总之，“理论联系实际”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和背景下提出的，需要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在科学性、严谨性上存在的表述瑕疵，主要是没有严格区分“实际”和“实践”、“联系”与“结合”两组概念。在现实中，许多人是停留在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这两组概念和相关命题，对理论的学习和应用、科学推动实际工作等带来了严重影响。

（二）“实际”与“实践”的辨析

虽然“实际”与“实践”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在哲学上二者的内涵、外延是截然不同的。“实际”规定着“实践”的目的、内容、形式、结果，“实际”是“实践”的基础。

关于“实际”的定义，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是指“中国的具体的环境”^[5]；秦宣教授认为“中国实际”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历史实际，二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三是中国的现实实际，并且“一个国家的实际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性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状况、政治结构、文化传统、发展趋势等方面。但最大的实际则是本国的历史方位，即本国的社会发展阶段”^[6]。

笔者认为，“实际”具有特殊性，包括了五种具体情形：一是指实际情形，即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环境或情形；二是指实际行动，即具体的主观行动或能动的实践；三是实际认识，即具体的思想认识、文化等精神产品或意识形态；四是实际需要；五是实际时机或时间（段）。对“实际”的理解，要从时间和空间、有形和无形同时去把握。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都“包含着物质变换、活动交换和观念的转换”。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实际的概念侧重强调客观存在和特殊性，实践的概念则侧重强调行动和活动。

（三）“联系”与“结合”的辨析

过去，我们常讲“理论联系实际”，现在则常讲“原理结合实际”，例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7]。相对比而言，从“联系”到“结合”，本身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表述依然不够十分准确。

从哲学范畴来看，“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而“结合”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解决理论与实践两相脱离问题的过程。关于“结合”与“联系”等的哲学辨析，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育德先生在他发表在《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的《“结合”比“联系”更全面——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再认识》一文中有清晰、完整的阐述和论述，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对毛泽东所讲的“理论联系实际”中的“联系”的概念和原意需要正确地解读。英语“interconnected”在汉语中被翻译为“联系”，在斯大林所运用的西语体系内，含有分离意思，是二分体的联结，但“在毛泽东的思维意识当中，很明显‘联系’即谓互通”^[8]；“毛泽东最感兴趣的偶对双方的一个重要相通，是理论、实践通过应用的相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指导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相通’在于应用，或者说，所谓‘相通’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实践。应用是来自人方面的能动作用，要求对具体环境和恰当时机进行全面考量”。也就是说，毛泽东本意是坚决反对将“理论”与“实践”二者绝对地对立起来，过分强调或突出哪一个方面（例如过分抬高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或过分强调实践经验等等），而是要把二者统一起来。但长期以来，许多人对“理论联系实际”存在着严重的误读，对理论存在相当大的偏见，在实际工作中普遍存在轻视或贬低理论、实践脱离理论的现象。

对于“结合”的理解和把握，笔者认为有五层含义：一是把理论的普遍性与实际的特殊性、客观性，以及与实践的主观性、能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主动的结合，而非被动的结合；二是“结合”是双向结合，但联系则可能是单向的；三是“结合”包含了有意识的选择，即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和具体实践需要来选择合适地或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具体实践。四是“结合”一定要是具体的，不能是抽象的。否则是形式的结合，而非内在地真实地结合。五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个十分复杂而艰难的过程，需要持认真而谨慎的态度，不能幻想一蹴而就式的结合。

马克思本人在谈论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时，也是使用“结合”而非“联系”一词，例如“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9]；马克思也只有在强调“务实、实用、实效”等意义时，才使用“实际”一词，例如“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10]、“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11]。列宁在谈及反对教条主义时，也是用与“结合”相近的“考虑”一词，例如“现在必须弄清楚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

综上所述，“联系”与“结合”、“实践”与“实际”是不完全等同的，不能随意相互替换或混用混搭。理论与此两组术语和词汇的正确搭配，应该是“理论结合实践”、“实践结合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等。正确的搭配有利于思想的准确表达，有利于克服中西方语言和思维形式中固有的文化差异与思维障碍。

二、理论与实践的双向结合

（一）理论与实践关系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双向结合

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在1937年7月所写《实践论》中，首先从哲学认识论角度讲清楚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他在该文中揭露和批评党内的教条主义同时，也揭露和批评了党内的经验主义。他把经验主义者称为“庸俗的事务主义家”，认为“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教条主义看轻实践，经验主义看轻理论，二者都同属于主观主义。其次，毛泽东还强调了理论的具体应用和现实针对性。他在1938年10月所写《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本身就是两个方面的统一体：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过程，另一方是具体实践毛泽东思想的过程，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用的过程。前一个过程是理论结合实践，后一个过程是实践结合理论。

（二）理论与实践在科学发展上的双向结合

理论与实践都在发展，但只有二者双向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各自的科学发展。无论是从理论的发展还是从实践的发展角度出发，都应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有机结合问题。这个问题从辩证角度来看，包括两个命题：一是理论结合实践，二是实践结合理论。此处的“理论”泛指一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而不是单一某个或某种理论，更非指单纯的或纯粹的理论。

“理论结合实践”命题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具体理论的具体应用，并非泛指所有的理论；二是要注意“理论的应用”不等于“理论的检验”。具体又要分两种情况来区分：一种情况是已经经过检验且被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的理论是可以、也是应该在条件符合时直接应用或运用，而无须再进行检验；另一种情况是新产生、新引进的理论则一定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这样才能验证其科学性、有效性等。

“实践结合理论”命题有三层含义：一是实践即行动，它需要结合一定的理论（为了论证上的完整，此处也包括了一定的经验型理论），否则是盲目的实践、空洞的实践；二是对一定的实践一定要经常进行理论性总结和概括，将其合理的认识成果总结、抽象、升华、系统化为一定的理论；三是要注意将科学理论应用于伟大的实践，并进一步检验、丰富、完善科学理论。例如，科学发展观应用的目的是减少实践中的损失和不必要的代价，以提高实践活动的成效性，取得良好的实践成果。

（三）运用科学理论来武装人和指导实践

“实践结合理论”是实现理论武装的基础性认识前提。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决定了理论离不开实践，实践也离不开理论。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实践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任何割裂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或将二者对立起来的认识和做法都是十分错误的、有害的。

不是所有理论都能用来指导实践的，只有科学理论才能用来指导实践。真正的科学理论具有普遍有效性，并且具有现实价值性。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人们在实践中就能综观全局、高瞻远瞩，预见事物的发展趋势，确定事物前进的方向，从而减少实践的盲目性，有利于更快更好地达到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目的。

在具体运用理论的时候，需要注意三点：一是首先要注意辨别理论的真伪性、系统性、适用性等；二是要注意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即注意理论的具体应用环境、条件、对象、范围等；三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不能忽视人（即人民大众）。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人是中间桥梁和关键要素。要有真正掌握理论的核心人物和一定的“被科学理论武装”的群体，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和辩证统一。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包含着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斗争的理论与实践，本身就“是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统一”^[12]。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割裂为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理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本身也都是以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相统一作为基础的革命和社会实践。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双向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并且二者统一的关键主体是人（但非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结合才是一种有主体性的创造。新形势、新时代强烈呼唤我们必须加强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对话”（互动）、双向结合，全面地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既是理论发展需要，也是现实发展需要。过去我党强调我国革命的具体性，提出并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更为确切的表述是“理论结合实践”）要求，以便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现在，在全球化、我国社会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强调“实践结合理论”，以反对经验主义和忽视理论学习的事务主义，以及更好地发挥好后发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党的坚强领导的组织优势和民族团结的政治优势等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国情、社会的大转型和全球化的大背景，都要求我们注意做好“顶层设计”，加强学理研究，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具体实践，不能重谈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摸论”，也不能因为“无知”而继续为发展付出巨大代价（包括了很多有形无形的成本、牺牲等）。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低水平循环和原地踏步的状态。

总之，只有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大力提倡和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使得理论与实践真正形成双向结合的良性互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同时，只有正确理解科学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才能切实增强学习理论的内在动力，真正解决好建设学习型政党（社会）中的学习动力不足问题。

【注释】

[1]李宏斌，男，2011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现为广西机场管理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2]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1、36、40。

[3]《论马克思主义》，《列宁专题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9。

[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3。

[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6]秦宣：《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要素》[J]，《教学与研究》，2007（8）。

[7]田克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地位论略》[N]，《光明日报》，2012年4月26日。

[8]［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M]，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40、142、143-14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C］，第47卷，35。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7。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6。

[12]《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Z]，北京：三联书店，1965，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