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哲学中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

一、理论哲学中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

如果我们把全部哲学划分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两种哲学理路的话，^[3]那么，一般说来，在理论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会被忽视或被无视。这是因为，按照理论哲学的自我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不会成为一个问题的:既然理论哲学认为理论活动能够超越于生活实践，能够在理论理性自身中找到把握实在的立足点，能够独立于生活实践将世界在理论中建构起来，那么，从逻辑上说，理论对实践而言便具有绝对的优越性;而既然理论活动能独立达到实在与真理，那么，实践活动唯一可能的任务便是去实行，去按照真理性认识而行动。这样一来，实践活动事实上便不具有独立性，它依附于理论，只是理论的延伸，或只是理论的影子或投射，于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便是一个极为简单的问题，至多也只是一个需要考虑到实践境况的技术性问题，根本不值得当做一个重大的根本性问题而给予太多关注。^[4]

理论哲学又可划分为实体性哲学与主体性哲学两种类型或范式。^[5]传统教科书一般可归之为实体性哲学^[6]，但由于种种原因，确实又与一般的实体性哲学不同，较多地涉及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故需要作一点分析。我们看到，首先，在传统教科书中，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只是到了认识论中才被提出来，这表明它并未被作为一个基础性问题，也就是说它没有存在论基础。其次，其主要内容是实践对认识的作用，包含两点，一是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一是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由于理论被认为是认识的高级阶段的成果，因而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便可大致上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里所说的所谓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一方面是说认识是出于实践的需要，以实践为目的，另一方面是说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认识得以进行的感性材料。而所谓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即认识是否对客观实在的正确反映，只能通过将认识付诸实施，看是否能达到预想的结果来检验之。若能获得成功，认识便是真理性的，若不能，便非真理。说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说实践提供了一个认识主体得以与客观实在直接接触的条件，使得认识主体由此能获得认识得以进行的感官材料。但这一点只是说实践为认识提供了一种外部实现条件，并无关于认识的本质，因而只是一种外在关系。而所谓认识的本质，在传统教科书中，写得很清楚，那就是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能动反映。而说到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虽然蕴含了可能超出理论哲学之因素，但最终还是由于与所说的认识的反映本质严重矛盾，而不顾逻辑上的矛盾将之强行拉回到了“客观反映”说之中。^[7]再次，关于理论对实践的作用，教科书一般并不涉及，但却在把实践规定为在理论指导下的物质性活动这一说法中，表明了其以理论模式去理解实践，把实践看做理论活动的一种延伸的根本立场。因此，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教科书归根到底还是属于实体性哲学立场的。

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实践唯物主义以及实践本体论等主体性哲学主张中，可以说是将实践概念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提高到了空前的程度，实践成了全部体系的出发点和基石。但在这种哲学主张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却再度被忽视了。这是因为，同为理论哲学，主体性哲学与实体性哲学都是以预设主客体的分立和理性为人的本质为前提的，只是这一预设在实体性哲学那里是隐含的，而在主体性哲学中则是自觉的。这样，主体性哲学的出发点必定只能是笛卡儿式的自我，这种自我又必定是以主客分立为前提且本质上是理性的，因而其对实践的理解便只能是理论化的，即实践活动在原则上是能以理论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因而在这种哲学主张中，人们对实践的理解还是沿用了实体性哲学之预设，仍是高度理论化的，即仍把实践理解为一种类似于理论活动的活动。一种典型的理解范式便是以康德知识构成论的方式来阐释马克思的实践活动。在康德那里，是由作为人主体之认识装置的知性范畴通过赋予感官材料以知性形式来构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或现实的现象界的。相似地，在这里，实践活动亦被理解为一种由人主体赋予感性对象以合目的性形式的过程。所不同的是，实践活动的中介不仅仅是作为内部装置的知性范畴，而更包括作为外部装置的工具体系，同时，实践活动所构成的不仅仅是一个观念中的现象界或感性世界，而更为根本的是一个实在的感性世界或人化自然。但不管这些差异有多深刻，二者在构成方式上却是高度一致的。^[8]这样，尽管这种理论肯定实践的首要性，但由于其对实践是以理论为范本进行规定的，因而，归根到底，理论就仍是首位的，而实践则仍是理论的模仿者。而这种根本方式上的一致使得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成为了无需讨论的问题，因为二者在本质上的同一被默默地预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