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党现代化的基本含义
现代执政党的建设，已不是作为单纯的阶级组织的政党的建设，而必然与执政地位、作用与环境发生关联。现代社会的转型、政治文明的进步，必然要求日益完善包括政党在内的社会组织构成。在政党学说中，有“近代政党”和“现代政党”两个概念。政党诞生于近代，历史进入现代之后，政党也随之发展成为现代政党。现代政党是现代化的产物，不是说它在现代化过程完结之后才出现，而是说，它在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过程中产生了现代政党。同样，政党也必然要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尤其对一个领导着现代化的执政党而言，必然会面临一个如何不断改革自身，以适应整个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问题。
现代化建设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从社会哲学的层次上说，一个成功的现代化进程，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综合平衡的发展进程，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各个领域的现代化，是一种十分深刻的社会转型。美国学者亨廷顿强调，现代化绝非是一个孤立的经济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多方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所有领域中的变化”，他特别强调政治的现代化，认为“政治现代化包含权威合理化、结构区分化和参政扩大化”。[4]政治的现代化，离不开政党的运动，政党政治是现代国际政治的显著特征。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强有力的政党领导是不可能的，政治现代化理所应当包含着政党建设的现代化。因此，政党不仅是现代化的产物，更是与政治现代化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政治现代化表现为政治参与的爆炸性增长，从某种程度来说，它是现代政体有别于传统政体的标志；另一方面，政治现代化又表现为权威的合理化，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而政党恰恰可以同时满足政治现代化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有能力做到两条，第一条是通过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从而达到先发制人并使紊乱或革命的政治活动无法展开；第二条是缓解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使其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5]
从世界范围的经验观察，一个国家的政党体制与其社会的现代化历程具有直接的关联。在先发内生型的国家，政党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化进程中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分化的必然结果，其体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所引发的政治结构变迁的内在逻辑。这类政党的社会政治功能基本上是为了满足现代性成长过程中社会新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危机，以及新政治秩序的整合危机和参与危机。政党与政党制度作为现代化社会的一部分，与整个社会形成了结构性互动。在后发外生型的国家，政党并不是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分化的结果，而是在外来影响和压力下，政治体系为了维护其生存和发展，整合政治资源的现实需要而出现的。因此，这两类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差异，很突出地表现在其各自的政党及政党制度不同的结构和功能方面。在先发内生型国家，政党及政党制度是现代化变迁的产物，是新政治秩序的体现者和完善者；而在后发外生型国家，政党是社会政治危机的产物，是现代化的领导者和推动者。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与西方政党现代化有一定的相似性，因为世界政党政治具有一定的共性。然而，由于中外执政逻辑不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在很多方面都与西方政党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国，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党的领导都是执政的政治与逻辑前提，党的先进性是党的领导的政治与逻辑前提。因先进而一党领导，因领导而一党长期执政，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逻辑。这与西方选举竞争、政党更替的执政逻辑有着根本不同。这就决定了，在我国，执政党建设规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党的现代化与西方政党现代化也有明显的不同。从世界范围看，政党现代化主要是政党转型问题。根据环境变化和选举政治需要进行政党变革，以求赢得选举，这是西方政党现代化的主要动因。从传统的原则型政党向现代选举型政党、“全方位党”或“卡特尔党”转变是西方政党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趋势。在我国，新时期强调推进党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为选举政治所驱，也不是以赢得选举、赢得一时的执政权为根本目的，而是因为面对我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用传统思维、传统模式、老办法难以解决党的建设、党的领导面临的新问题。党的现代化建设强调的重点，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办事；党的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持与提升党的先进性，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党的现代化建设既要立足于解决现实问题，又要注意党和国家的长久发展；既要合理借鉴其他政党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更要立足当代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方法创新，走出一条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政党现代化建构之路，而不宜照搬照抄西方政党现代化的模式，否则就会容易步入政治误区。
政党现代化是表述政党改革与发展的概念，已经被西方各国政治学界广泛认可。早在20世纪20—50年代，面对西方各国普遍出现的政党变得组织涣散、纪律松懈、组织萎缩、不负责任等现象，美国、欧洲、日本主张改革的“政党振兴委员会”等组织就提出要对政党和政党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实现政党现代化。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欧国家社会党关于政党改革和实现“党的现代化”的呼声更高，纷纷提出要实现“思想和方法的现代化”，“革新党的组织、机制和工作方式”，加快“党的现代化”步伐。[6]2001年以来，德国的北威州在“新公共管理”的浪潮中率先进行公共行政部门的改革，目标是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瑞典等西方国家也在进行这方面的改革，推进公共行政的现代化。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实质上首先是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现代化。这既是公共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行政管理现代化的基本保证。
从国内研究看，已有不少学者使用过党的现代化概念。其中，中央党校刘德骥在《邓小平建党思想》一书中最早提出并使用了这一概念；其后，有十多位学者在自己的著作或文章里相继提及并使用了这一概念。尽管提及或使用这一命题的学者颇多，然而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则非常少，以至于迄今为止理论界对其概念界定还不很清楚。从现有文献综述的检索看，对党的现代化概念的界定，主要是围绕两类着眼点：一类是着眼于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侧重于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的规范化。如刘德骥的《邓小平建党思想》一书认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必将实现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现代化，并以此来推动国家政治生活的现代化。”[7]王长江教授提出：“政党现代化，就是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8]郭亚丁、蔡霞、林志炎等学者也主要是从党的领导体制、制度方面来界定党的现代化。另一类主要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现代化的区别，立足于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来界定的。如沈宝祥教授虽然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也侧重于制度、功能与机制，但涉及了党的主体素质建设。他认为：“党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民主化和制度化。制度要体现民主，民主要靠制度来保证。此外，我们的思想观念、党员干部的素质、党组织的管理等方面都有个现代化的问题。”[9]从上述两类情况看，前者虽然符合政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触及到了问题的要害，但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资产阶级执政党的现代化区别开来，因而很难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后一种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特点，并与资产阶级执政党现代化有明显的区别，但其外延和内涵却不够清晰。
当前，对党的现代化概念界定不清的障碍，主要在于难以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这两类性质、宗旨及根本任务不同的政党现代化综合起来予以界定。为便于解析和厘清党的现代化，有必要进一步统一思维对象，在总结西方政党和我们党自身建设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仅就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现代化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从这个视角与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就其基本含义而言，应是适应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和现代性政治发展的趋势，按照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和发展要求，对意识形态、组织形式、纲领目标、社会基础、制度规范和活动方式等政党诸要素进行调整，变革或转型，进一步提升党的主体素质和变革落后的运作机制的过程，逐步实现党的队伍素质时代化、党内生活民主化和执政方式的科学化。这个定义包含以下三层意思，同时也蕴含了党的现代化的基本内容。第一，在内涵上与我们党的性质相一致，在外延上与我们党的建设相统一，并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现代化有着明显区别。第二，既反映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体现了政党发展规律和“三个代表”的要求，又避免了把某些局部的、低层次的要素抽象到概念中来。第三，由于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站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党的自身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主体素质的时代化，否则党的结构、功能和机制的现代化都是无源之水。由于党的运行机制是党的结构和功能的外在形式，并决定着党的决策及工作的运行效率，所以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就成为党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党在国家生活中的活动方式就成为协调党政群关系、实现党的执政目的的重要手段，所以由执政目的、活动方式和活动内容构成的执政方式的科学化，无疑成为党的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内容。
政党现代化是世界各国政党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面向新世纪的执政党，正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无论从逻辑上讲，还是从党情看，必然面临着一个如何实现自身现代化的问题。政党现代化是由社会现代化引起的，是整个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与整个社会现代化和现代性政治发展进程相适应。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拥有一种在什么样情况下都绝对适用的模式。相反，政党因政治发展的需要而产生，产生之后还要努力去适应这种需要，否则就可能被淘汰出局。这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巨变中，就表现为党一方面必须克服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条件给自身带来的各种历史惰性和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敢于“否定自己”，勇于超越自己在以往发展过程中曾经建立并行之有效的，而今天却已不适应社会前进需要的那部分思想观念、组织形态、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运用新的实践、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论观点去解决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正在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使命的执政党，历史上曾有过丰富的执政经验。但是应该看到，这些经验主要是在两种执政环境中取得的：其一是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局部区域范围内，为了应对革命战争的环境需要；其二是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为了应对在一个被旧政权和战争破坏得满目疮痍的国土上，迅速推进工业化初期进程的需要。在这两种执政环境中，社会运作机制的总体特征是传统的、非现代的，甚至是处于战时或准战时状态所要求的那种特征，群众政治动员、国家权威、行政方式等一再成为执政活动中的重要经验。这些经验中有不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但从总体上说，已难以应对21世纪的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社会现代化是一柄“双刃剑”，在带来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同时，又会产生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一系列难题是很正常的，甚至是难以避免的，关键在于政治体系是否具有较强的控制、协调、适应和应变能力。事实上，现代化实践中遇到的许多难题和疑问，都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自身改革密切相关。例如，为什么先进的政党自身也会面临腐败不断滋长和蔓延的问题？为什么在社会转型期一部分党员和群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发生动摇？为什么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党的政治核心与法人治理结构决策中心会出现矛盾？为什么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就使一些党组织失去权威？要解决这一连串的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执政党，是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自身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到了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迫切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的核心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们发现，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党政关系、政企分开、用人机制、监督制度等，最终都会归结到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上。这表明，党自身的改革，即党自身的现代化已日渐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能否实现，越来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在面临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和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上，能不能给人民群众以满意的回应。当然，我们绝不能把问题归因于坚持党的领导。在政党政治时代，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由政党来控制（或称为领导），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问题不在于该不该领导，而在于如何领导。这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是事关党的执政地位是否巩固的问题。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就是由于领导得不好，丢掉了政权。因此，中国政治上转型的成功与否，最终决定着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成败；能否在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适应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进行有效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改革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命运。
党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进程中所采取的价值选择。在民主革命战争时期，党抓住了“什么样的党是革命党，怎样才能建设好革命党”这个基本问题进行党的自身建设，其价值取向是取得领导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中央领导集体抓住了“什么样的党是执政党，怎么样才能建设好执政党”这个基本问题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伟大工程”的党的建设总目标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价值取向是取得领导社会现代化的主动权。从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政党始终是保证社会现代化渐进发展的前提和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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