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国内互动:学术背景及因果关系

第一节　国际—国内互动:学术背景

作为政治学中一个相对独特的领域，国际关系往往被看作是和政治学的其他领域相分离的。造成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国际体系的政治和国内体系的政治是截然不同的。^[3] 这种分离虽然有利于国际体系层次上的理论构建，但也限制了人们对国际事务复杂性的深入理解。国际/国内两分法所导致的学术领域上的分离，既引起了专门研究国内政治体系的比较政治学家的不满，也引起了专门研究国际体系的国际关系学家的不满。在国际关系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国际—国内互动的视角在最近三十年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国际—国内互动实际上包括两个方向上的因果关系，一个方向是国内政治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另一个方向是国际政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关系学者很早就对前一个方向进行了探索。1959年，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对关于冲突起源的三种意象进行了区分:第一意象是“人性与国际冲突”。根据这一意象，战争源于人类的本性和行为。第二意象是“国家与国际冲突”，即从国家的内部结构中去寻找冲突的根源。第三意象是“国际体系与国际冲突”，即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导致国际冲突的原因。^[4] 不难看出，华尔兹的“第二意象”所关注的就是国内政治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尽管华尔兹为了构建更为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后来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只关注国际体系层次的变量，而舍弃了这个意象，^[5] 但还是有大量的国际关系学者在“第二意象”上探索影响国家行为和对外政策的因素。在安全研究中，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堪称这一意象上的研究典范。^[6]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彼得·卡赞斯坦主编的《权力与财富之间》也是在“第二意象”上解释六个发达工业国家在对外经济政策上的差异。 ^[7]

与国内政治影响国际政治的研究相比，国际政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几乎无人问津。尽管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在50-60年代就考察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但其研究的问题仅限于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发展”这个更具体的问题，而没有发展一般性的国际—国内互动框架。^[8] 70年代起随着国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全面探索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互动。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1971年《国际组织》杂志上编辑了“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的专辑，强调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的概念来打破国际—国内的二分法。^[9] 他们在1977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又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突出了不同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10] 但无论跨国主义还是“复合相互依赖”，都没有为国际力量与国内力量的互动机制提供一种概念性的研究框架。而比较政治学家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rourevitch）在1978年发表的《颠倒的第二意象: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中，则超越了简单概括的层次，为国际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治勾勒了基本的思考路线图。

古勒维奇在开篇就直接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关切:“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传统区分已经终结了吗？”^[11] 在他看来，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作为政治学的两个分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有着非常不同的视角。国际关系专家有时会关注国内体系，但其目的是解释对外政策与国际政治。在探究国家对外行为的原因时，他们如果不满意于纯粹的国际体系层次上的解释，就可能会探索国内政治。比较政治学者的主要研究目的则在于探求国内结构的本质。为了追寻国内政治的动力，国际体系可能会成为一个解释变量。因此，在比较政治学者那里，“国内结构并不是国际政治的原因而是国际政治的结果”。^[12] 古勒维奇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感兴趣。但由于比较政治学者的视角常常被忽视，古勒维奇在文中主要讨论了国内结构如何成为国际政治的结果。不难看出，华尔兹的“第二意象”所关注的是国际行为的国内根源，而古勒维奇所讨论的是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即从国际体系到国内结构的推理过程。在这一意义上，古勒维奇的研究议程就成了“颠倒的第二意象”。

根据这一研究进路，古勒维奇对作为自变量的国际体系和作为因变量的国内政治进行了概念化的工作，如表1.1所示。关于国际体系，他提出主要是以下两个维度对国内政治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是国家间权力分配，或者说是国际性国家体系。其二是经济活动和财富的分配，或者说是国际经济。关于国内政治，古勒维奇认为以下五个维度都有可能成为国际力量作用的结果:具体事件、具体决定、政策、政权类型和联盟模式。由于前三个维度很容易理解，他更多地强调了后两个相对复杂的维度。根据他的界定，“政权类型”（regime type）指的是决策的制度结构、机制、过程与程序，“联盟模式”（coalition pattern）则指的是社会力量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13]

表1.1　国际影响和国内结果的类型

资料来源:Peter.A.Gr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912.

“颠倒的第二意象”在更多的意义上仍是一种隐喻，而非研究纲领的指南。正如彼得·古勒维奇在多年后评述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研究进展时坦言的:“这个短语经常被引用，激发了层次间互动的观念，但它并不是如何探索互动的研究战略。”^[14]但毫无疑问的是，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意象”为探索国际政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打开了一扇窗口。正是在古勒维奇所开辟的研究方向上，政治学家系统分析了国际体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机制。比如，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者分别或联合探讨了竞争性的国家体系对国内政治发展、国家形成、革命、内战等问题的影响。 ^[15]

在“颠倒的第二意象”的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在“国际经济——国内政治”的进路下发展了“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OEP）的新领域，系统探讨了世界经济对国家政策与国内政治分化的影响。^[16] 作为“颠倒的第二意象”的提出者，彼得·古勒维奇曾在《多学科历史杂志》发表了《国际贸易、国内联盟与自由:对1873-1896年危机回应的比较》一文，对1873-1896年世界性经济萧条所带来的国内社会联盟构成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17] 在对三个经济危机时期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古勒维奇出版了《艰难时代中的政治:对国际经济危机的回应的比较》一书。^[18] 与古勒维奇对社会集团分化的论述不同，罗纳德·罗戈夫斯基（Ronald Rogowski）在《贸易与联盟:贸易是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的》中强调了国际贸易对阶级分化的影响。^[19] 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则提出了一个关于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框架，揭示了不同行业在资本跨国流动条件下的汇率政策偏好。^[20] 这样，罗戈夫斯基强调了开放条件下的阶级分化，而古勒维奇、弗里登则突出了开放条件下的行业/部门分化。迈克尔·希斯考克斯（Michael Hiscox）提出了一个沟通两者的方法，即关注行业间的要素流动程度:在要素流动程度高的环境中更易于形成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联盟，而在要素流动程度低的环境中更易于形成以行业为基础的政治联盟。^[21] 这些文献的累积性增长，标志着“开放经济政治学”业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最有活力的领域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古勒维奇在为国际体系所做的概念化工作中没有包含国际制度。作为“规定国家如何彼此合作与竞争的一系列规则”，^[22] 国际制度并非国家间权力分配的直接反映，也不是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自然结果。这样，即使“颠倒的第二意象”使人们关注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聚焦国际—国内互动的政治经济学家仍大多忽略了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而20世纪90年代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却因为强调观念和规范的跨国扩散而率先探索了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直到最近十几年来，理性主义者才将其对国际制度的研究置于“颠倒的第二意象”下。因此，我们首先回顾建构主义为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提供了哪些理论上的解释，然后再来检视理性主义近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哪些不同于建构主义的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