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统一性和互动性

一、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统一性和互动性

（一）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演变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极其国际关系系统的内容，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交通和通讯的改善、交往的扩大，而日渐丰富复杂和交织在一起的。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是在人类社会生活国际化的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基础上形成的各国相互关系的总体，是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相互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形成的一个总体系。而在这个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起了革命性作用，催生了近现代和当代国际关系。

资本主义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诞生之时起，就以其新的生产方式和强大生产力，顽强不断地冲破旧世界的樊篱，推动人类社会日益走向一个紧密的整体。资本主义先行的西方国家经过两次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突飞猛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快速增长，进而导致经济的迅猛扩张和溢出国界、洲界，国际贸易、国际掠夺和国际分工随之迅速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已将亚非拉广大国家基本上都强行纳入进资本主义世界中，在催生和形成着一个囊括全球的世界经济体系和近、现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同时，也产生了与国际经济紧密相关的近、现代国际政治体系和政治秩序。

只要深入考察资本主义和近、现代国际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就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其内在的无限扩张性，使其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它的追逐利润本能、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趋势和产品的过剩必然导致产生对国际原料和市场的膨胀需求，进而促使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内部分工、生产、贸易和资本等必然越出国家界限发展成为大规模大范围的国际分工、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国际资本和对国际市场的争夺；而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掠夺战争，还是世界体系的建立、抑或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冷战对峙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斗，从表面上看是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充分展开后的外在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各国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国际化和国际展开的必然结果。因而在此过程中，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是统一于国际关系进程中的，即国际经济决定国际政治，国际政治是国际经济的集中体现。

如果说在20世纪初叶前，西方列强对世界的扩张、瓜分、争斗、侵略极其所采取的炮舰政策和血腥统治，是赤裸裸的带着超国界经济掠夺和殖民剥削的目的话，那么随着此后世界被瓜分完毕和一个以不合理分工为基础的松散国际体系的形成，一方面造成了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及不发达国家对少数宗主国及发达国家的依附、屈从关系，从而不仅使民族压迫、民族掠夺充斥世界各个角落，也使民族反抗、民族觉醒、民族独立和革命形势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受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对业已存在的国际体系和它们对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不相称”占有状况也日益不满和难以容忍，于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矛盾和斗争便很快尖锐起来，军备竞赛紧锣密鼓，军事集团剑拔弩张，局部冲突和世界大战是一触即发。因此，在这一时期，以各种借口、名义、旗号而准备和发动的战争与革命上升成为时代的主题，而战争无非也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的延续，因而这一时期的国际舞台上，政治显著地占据了主导地位，经济则退居幕后，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和经济之间出现了暂时“割裂”，即政治（包括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掩盖”了经济。然而，随着20世纪末冷战的结束和和平与发展上升成为时代的主题，一个以新经济为基础，以高科技为核心，以争取国家利益为目的的综合国力竞争与较量便在新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凸现出来，也就是说，政治的“遮羞布”又逐渐拉开，经济因素从幕后回到了前台。

（二）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根源以及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国际社会中的政治现象、政治角逐和政治斗争，虽然纷繁复杂和由诸多因素引发，但只要剥开表象、深入及里就可以看到，这些现象、角逐和斗争往往都隐含着经济动因和受其经济利害冲突的制约。国际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上的利害冲突或关联性，不仅在质上规定着国际政治较量和政治合作的最终动因，而且这种利益上的利害冲突或其关联性的发展程度、积累水平或转变趋势，又从量上参与调节着国与国之间、国际集团之间政治关系恶化与合作的程度、水平或发展、转变的方向。

例如，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分别以输出“国际主义”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来掩饰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战略利益方面的严重矛盾和冲突，并促使它们运用包括经济封锁、意识形态宣染、集团结盟、军事威慑、武装颠覆、局部战争及和平与反和平演变等一切手段，在全世界范围、甚至太空领域展开激烈的政治争夺和较量。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西欧和中东，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战略资源要保护和争夺，这就形成了美国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反对苏联扩张、同苏联争霸的现实基础和要求；而苏联与美国争霸，大搞对外扩张，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尽力维护它在东欧的巨大战略利益，并最大限度地扩大和获取自己的全球战略利益，它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对美国利益构成新的威胁，欲刮取美国一层油。这就势必导致美苏矛盾的不断激化，争夺与对抗的加剧，并进而牵动着全球范围内的各相关利益关系与利害冲突的发展变化。冷战结束后，美英两国借海湾战争之机，强行对伊拉克维持了长达10年至今也未解除的军事、政治高压态势，甚至美国以虚假情报为由发动了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对伊战争，归根到底也是由于中东地区有着他们的巨大经济和战略利益需要保障。

在经济利益冲突往往成为国际政治角逐的深层动因之时，以经济手段来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从而确保更大战略利益的获得，也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经济和政治互为目的、互为手段的一种常见互动方式。从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上看，无论是资本主义较早发展还是后来居上的国家，或是这些国家中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势力，历来都凭借自己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强的经济实力，来推行和维持强权政治。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旧殖民体系分崩离析，大批殖民地相继获得民族和主权独立的新形势下，新殖民主义更加注重用经济手段来继续维持和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控制，使其就范于自己的战略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美国提出和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到“第四点计划”，都贯穿着美国利用“美援”来谋求控制别国，建立自己的世界政治霸权地位的全球战略意图，正是这种新殖民主义的典型表现。

当然，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中，以经济手段去实现一定政治目的或一定对外战略意图，几乎也能在各种类型的国家中表现出来，所不同的只是在于各国要达到的具体政治目的或实现某种对外政策意图的差别。例如，当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第三世界国家中的石油输出国联合起来，欲以“石油武器”掐断西方发达国家的血脉，从而有力促进了政治解决中东战争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较量，使发展中国家深刻认识到，他们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他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反帝反殖反霸联合斗争；他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的不断提高，都需要以加强经济独立；扩大经济领域的合作；以集体的自力更生去逐步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为重要条件。又比如，日本为了改变自己的“经济巨人”、“政治矮子”的跛足形象和地位，长期以来以大力开展经济外交手段来推进其“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为了首先树立起自己“亚洲代言人”的形象，日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和经援历来又以亚太地区为重点，在亚太地区又以“同东盟合作为基础”，其向东盟提供的经援占了日本对外经援的1/3以上。自然，日本不惜经力要谋取“政治大国”的地位，归根到底也是欲从政治上的地位和“发言权”、“表决权”、“行动权”来加强保障自己的长远经济利益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