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

一、国家政治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

政治上遵从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经济上倡导重商主义或新重商主义的国家政治学派的理论出发点是“国家中心论”。该理论流派强调把国家政治权力作为分析的重点，认为安全居于国家利益的首要位置，经济对政治的影响在于经济充当国家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国内外经济政策的制订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政治独立和军事安全。因此，该流派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在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

该理论流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渊源可以追溯到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国家经济学理论。李斯特认为，独立与权力是民族主义的本质。拥有强大的权力和维护民族独立，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国家的存在是个人乃至全人类的安全、福利、进步及文化的首要条件。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李斯特充分阐述了“国家经济学”的思想。他指出，国家是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单位，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以对国际关系内在冲突本质的认知为出发点。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探寻其经济发展的特定手段。他对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忽视了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及国家间发展水平的差异。李斯特进一步解释国家经济学理论，他说：“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撒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13]在生产力理论中，李斯特同样指出，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国家，政治统一以及国家对经济的扶植和干预是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半期，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分离使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一度停滞了。随着凯恩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判，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国家政治学派的学术思想再次活跃起来。1926年，凯恩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书中，对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自由放任是一种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在没有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情况下，社会总是处在总需求不足的状态，充分就业、收入平等、社会公正等目标是无法自动实现的。只有扩大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能范围，通过实施积极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投资，才能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经济学成为西方国家化解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重要理论来源。

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学说成为二战后国际政治研究的主流。1970年代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者对传统现实主义加以结构改造并创立新现实主义。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他们都认为国家是构成国际政治体系的基本单位，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关系的本质状态。由于主权国家之上没有更高一级的“世界政府”，因此，国际政治实质上是国家间的政治，也就是建立在不同国家实力基础上的政治。

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这一阶段对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理论学说大多建立在国家政治学派的立场和观点上。该学派的基本观点包括：

第一，尽管战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国际机制初具规模，但是国际社会本质上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

第二，国家利益和权力政治仍旧是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最主要议题，国家间冲突构成现阶段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

第三，虽然非西方国家的力量不断在发展壮大，但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以美苏为首的强权国家手中。

第四，战后形成的两极对抗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政治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是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最主要内容。

国家政治学派的当代代表人物是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和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

吉尔平认为冲突而非合作构成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本质。国家是政治经济关系中的主要角色，追求权力是国家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霸权稳定理论”充分阐明了吉尔平的国家政治学派现实主义理论思想。

克拉斯纳通过对国际贸易与权力分布的论述来说明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家间的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包括国民收入、社会稳定、政治权力和经济增长，而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与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是紧密相连的。只有霸权国家可以运用其政治权力来创立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

斯特兰奇运用“结构性权力”来解释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问题。在她看来，源自生产、安全、金融和知识的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性政治经济结构的基本力量。掌握了结构性权力的国家如美国，依靠其政治功能发挥对世界经济的主导作用，进而决定市场活动和利益分配的基本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