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生活政治的学理基础

聚焦生活政治的学理基础_行动的自我与身体：吉登斯“生活政治”研究

与一般政治哲学家不同，吉登斯从社会学的角度介入政治问题的“探讨”。作为从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的一个专门学科，哲学专业化的趋势在“二战”后越来越强。他不满哲学的这种现状，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他采取了多学科的研究视野，力求打破专业限制，注意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中吸取资源。我们知道，古典政治哲学基本上一直在哲学的视野内探讨政治的根本问题。现代政治哲学适当地采用以科学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试图修正或补充古典政治哲学的哲学性质，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相互补充来发展现代政治哲学。当代政治哲学不再拘泥于哲学，而是“试图灵活地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来回穿梭地探索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99]。生活政治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它以当代西方社会发展变化作为建构其思想体系的依据，将社会学问题与政治学问题置于晚期现代性阶段的全球性共同体中予以考虑。就具体内容看，它是生活方式的政治，关注某些争论和斗争，“与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在一个过去被自然或传统固定的、现在服从于人类决定的世界有关”^[100]。同时，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决策的政治^[101]，包括影响到自我认同本身的那些决策，包括个体层面及集体层面上的众多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因此，吉登斯在与克里斯多弗·皮尔森访谈时谈到，“我比以前更多地卷入了日常的政治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政治生活的前景可能会如何。”^[102]

我们的问题是，政治哲学事关公共领域，而生活政治似乎更多关注私人领域中的具体事务，那么，生活政治如何从私人领域导入到公共领域？它采取怎样的方式解决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内的问题？它有没有考虑到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性制度侵占了大部分的社会生活，公共领域的日趋扩张使得私人领域被弱化，现代人的私人生活空间被挤压，私密化的生活资源越来越缺乏。以至于在许多情况下，“私密化的生活资源常常被人们作为纯粹的私人事件而受到严重的忽略，尤其是被现代政治学或政治理论研究所忽略，从而最终导致了政治哲学的长时间缺失。”^[103]哈贝马斯对技术世界和生活的划分就是很好的例子，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也持类似观点。另一种观点刚好相反，他们认为，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正在逐渐削弱，“而国家把很多最主要的功能（如经济功能、文化功能以及日益增长的社会和生命政治功能）‘出售’（outsourced）给了非政治的、‘不受调节的’市场力之后，它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而正是由于这种力量，民族曾经是在寻求合法性的国家中受欢迎的、实际上不可缺少的产物。”^[104]国家变得越来越没有能力去平衡其内部利益，也没有能力去实施基本的保护，即“基本的集体保险、伦理原则和正义模型。两种进程的共同结果是：‘公’和‘私’之间的鸿沟日益拉大；私人问题和公共问题逐渐无法相互转换，尽管那是所有政治的生命线（life-blood）”^[105]。罗蒂（RichardsRorty）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传统哲学企图结合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问题，想要利用超历史的普遍人性的观念将“公共的正义”和“私人的完美”结合起来，已早被19世纪的历史主义瓦解；并且，在哲学或任何其他理论性的学科中完成这两种思想的结合是不可能的。如是这样，生活政治如何从私人领域导入公共领域的思考理路不可避免地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自然也就构成了本书的一条主线。

本书的另一条主线则是生活政治基点的确立。吉登斯提出，“自我和身体成了多种多样的新生活方式选择的落脚点”^[106]。他给出的原因是：晚期现代性的外延性（extensionality）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交互关联的特征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现代性的外延性指全球化的诸多影响，意向性指现代性带来的个人气质（personaldispositions）的改变，全球性和个人的日常生活关系息息相关，全球性导致个人日常社会生活发生嬗变。个人的日常社会生活，尤其是日常生活方式的抉择直接能产生全球性的效能，也就是说，在晚期现代性阶段，个体的生活与全球性紧密结合在一起，比如，拉什注意到，“生活政治牵涉到诸多问题的政治化，如性别区分、生物技术和有毒物质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全球性的，同时也在私密领域的最深处的角落里影响着我们。”^[107]这些问题也牵涉到专家系统，他们为自反性现代性的新政治构建了一套新兴的、非中心化的微政治领域。但这样的解释只能说明自我与全球性之间的联系密切，并不能说明，自我与身体如何成为新生活方式选择的落脚点，自我与身体如何成为生活政治的政治行动者。当代政治哲学中的政治行动者要么是国家要么是政府，生活政治如何把自我与身体转变为政治行动者？这种转变是否具有正当性？这些问题都事关生活政治的根基。

为了回应上述问题，吉登斯提出了“反思性”这个概念，“生活政治是一种由反思而调动起来的秩序，这就是晚期现代性的系统，它在个体和集体的层面上都已极端地改变了社会活动的存在性参量。”^[108]“反思性”，确切地说，是与共同知识之间存在的交互关系。“反思性”作为行动的一种特性，或者作为对所有人类活动的一种界定，指的是“持续发生的社会生活流受到监控的特征，而不仅仅是自我意识”^[109]。它不仅指向行动者自身，还包含着对他人行动的期待以及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它是行动固有的属性，“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人类总是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基础惯常地‘保持着联系’，这本身就构成他们所做事情的一种内在要素”^[110]。问题是，“反思性”与“理性”的区别在哪儿？如何解释启蒙理性的悖论？是否只要自我具备反思性，自我就能成为政治的行动者？

在自我问题上，存在着如下问题：“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111]吉登斯多次指出，生活政治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指的是激进地卷入到进一步寻求完备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可能性的过程中”^[112]。但是，他没有说明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存有什么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自我还遭遇了哪些困境？当代政治哲学中的自我观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吉登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

在身体问题上，还存在着如下问题：身体观在政治哲学中具有怎样的意义？生活政治包括了“个体如何在生活规划的身体发展策略中做出选择，也包括谁来决定对身体的产物以及身体各部分给予处置。”^[113]当然，这些内容远远不能说明身体为什么作为政治的行动者？如何理解“行动的身体”的内涵？行动的身体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生活政治讨论公共领域内的事务？

吉登斯指出，“个人的伦理”是生活政治的基本特征。^[114]这又如何理解？自我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自己的决策方式如何与社会或他人的选择达成和谐统一呢？如何从日常生活的自我实现、自我认同和生活方式的决策中达到生活道德化的目的，以弥补现代制度的不足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个人的伦理常常被当作是个人善观念的集中体现，人们的善观念、好生活观念具有多样性，所以个人的伦理观就意味着多种多样的伦理观吗？有没有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伦理观？如果有的话，它与生活政治的关系是什么？

跟德勒兹一样，吉登斯认为政治并不是社会上少数人的特权，他致力于营造一种生活政治的哲学，他坚信人类通过其不断加深的自我理解能拥有一种改变自身和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能力。生活政治着眼于自我与身体，寻求使个人和团体完成任务，而不是国家为他们完成任务。那么，如何看待国家的任务？国家在生活政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国家与自我、身体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从当代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变化中研究政治问题，使政治从专业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所探讨的狭小范围扩大到包括行动、自我、身体、认同、生活方式的决策、沟通交往及环境伦理等领域。生活政治希望发掘出每个人内在的哲学潜能的政治，建立一种从下到上，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的一种政治新模式。因此，生活政治如何从私人领域导入公共领域的建构过程，这才是我们应该要重点考虑的部分。

目前学界对生活政治的研究只看到其所处的全球化背景，在与后现代政治进行比较的同时，已经预设了把生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前提，但实际情况是，生活政治被视为一种政治哲学本身的正当性还有待考证，尤其是面对上述问题的时候，考证本身显得尤其重要。生活政治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理论，突出了政治研究向生活的转向，这种转向起因何在，体现在哪里，转向的最终意图是什么？这些答案构成了生活政治的学理基础探讨。所以，本文的研究重点不是生活政治的功能或效用，也不是它的内涵，而是生活政治的逻辑进程。尽管吉登斯本人从未声称他在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但是生活政治本身的理念——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其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在这种意义上，生活政治自身就带有政治哲学的意蕴。吉登斯希望在当代政治哲学情境中寻找另外一种视野、另外一种机制、另外一种空间来谈论政治，希望为解决当代政治的困境提供一种可能的方案。然而其政治理论是否提供了最好的理论资源来阐述这些问题，并将之概念化和放到历史情境中加以研究，还有待于我们的论证。

【注释】

[1]吉登斯与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 man）一起被称为20世纪90年代欧洲社会理论界的“三驾马车”。

[2]学界认为他的思想发展主要经历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解读经典社会思想家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人的作品；70年代中期开始到80年代研究社会哲学理论的方法论问题，建构社会学研究的新方法，提出著名的“结构化理论”；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早期对现代性进行理论解读，关注政治问题，参与现实政治，提出包括第三条道路、生活政治等一系列政治理论；目前，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英国和欧洲的政治发展。

[3]吉登斯的著作被翻译成30种语言，英语学界专门研究吉登斯理论的已出版专著保守估计也有45本。自1998年王铭铭组织翻译吉登斯著作以来，吉登斯大半的著作被陆陆续续翻译成中文；汉语学界专门研究吉登斯理论的已出版专著保守估计也有16本。2007年12月，吉登斯应邀访问中山大学，参加“吉登斯与现代社会理论”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扩展了他在汉语学界的影响。

[4]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吉登斯政治哲学的文献以论文、博士论文或一些著作的相关章节为主，还没有专门研究吉登斯政治哲学的个人专著。国内外学术界对吉登斯的政治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第三条道路”（基本上收纳在论文集《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和《争论中的全球化第三条道路》中，还可参见郭忠华新著《现代性理论脉络中的社会与政治：吉登斯思想地形图》的结语部分）、权力理论（参见丹尼斯·朗的《权力论》第14页）、平等概念（参见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的《平等》第49页）、生活政治、“现代性政治哲学”（参见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的第二章第八节）、“全球化理论批判”（参见邹吉忠的《政治哲学导论》第五章）。研究吉登斯政治哲学的博士论文有陈华兴研究员的《人造的自然：A.吉登斯政治哲学探微》。

[5]郭忠华：《现代性理论脉络中的社会与政治：吉登斯思想地形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1页。

[6]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吉登斯生活政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代表观点：第一，把生活政治视为重建现代性的理论构想：[黄平，1996；黄瑞祺，1997；孙志祥，2000；陈鹤鸣，2000；漆思，2002；郭忠华，2006、2010；陈学明、马拥军，2006；Ian Craib，1992；Ian J.Cohen，1989；David Held，1988；Jon Clark，Celia Modgil，Sohan Modgil（ed.），1990；Philip Cassell，1993；Lars Bo Karsperson，1995；Kenneth Tucker，1998；Mestrovic Stjepan Gabriel，1998；Pleasants，Nigel，1999；Kaspersen Lars Bo.，2000；O'Brien，Martin（ed.），1999，2001]；第二，把生活政治视为“第三条道路”背后的乌托邦现实主义[常欣欣，2001；张玉福，2001；Vicenc Navarro，1999；Christopher Bryant＆David Jary，2001；Steven Loyal，2003；Anthony Giddens（ed.），2001；Anthony Giddens（ed.），2003；Anthony Giddens（ed.），2006]；第三，仅仅从政治学的意义上对生活政治的内容、实质、意义加以研究（邹吉忠，2004；郑伟，2004；陈华兴，2004；许丽萍，2005；周德清、李光玉，2004；黄皖毅，2005；胡颖峰，2009；高宣扬，2010）。

[7]文中出现的生活政治如没有特别说明，就指吉登斯的“生活政治”。

[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2页。

[10]Anthony Giddens：Affluence，Poverty and the Idea of a Post-Scarcity Society，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1995，p.7.

[11][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12]所谓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是一种利益政治，谋求通过利益分配进行社会整合，对集体性、组织性利益追求产生的利益对立进行调停，其核心是阶级利益的对立与调整。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早先是针对现代美国社会中极右势力的出现提出的分析概念，由于对社会地位的极端注重、对现状的不安而产生需求不满，这种不满心理投射到政治立场上，并由此滋生对立；这种地位政治最重要的关心目标是提高职业地位、学历、收入等。

[13][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八章与第九章。

[14]福柯的“微观政治”指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

[15]“亚政治”指，以前未卷入实质性的技术化和工业化过程的团体在社会安排中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对社会和政治决策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从而，政治的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政府、政党、议会、司法等方面。

[16]晚期现代性也被吉登斯称之为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或反思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

[17]他对现代性的制度之维、现代性的动力之源与现代性的后果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

[1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页。

[19]吉登斯之所以反对“后现代性”的称呼，就是因为“后现代性”强调自身与现代性是异质的两种社会阶段。

[20]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2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8页。

[2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20页。

[23][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张旅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7页。

[24][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1页。

[25]同③，第131页。

[2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08页。

[27]国内学者对reflexivity有三种的译法：反思性、自反性和反身性。自反性与反身性更大程度上属于社会学概念，而反思性从启蒙理性的角度而言偏向于哲学概念，鉴于本文涉及生活政治的哲学含义，所以笔者选择反思性的译法。

[28][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7页。

[29]郭忠华：《现代性理论脉络中的社会与政治：吉登斯思想地形图》，第94—95页。

[30]对施特劳斯来说，现代性的危机是最重大的时代问题，因为西方现代性究竟把文明引到何处去还是个未知数。

[31][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32]John Kekes：A Case for Conservat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41.

[33][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

[34]指时间上的连续和有序的感受，这包括那些并非直接是在个体感知环境中的感受。

[35]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

[36][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导言第62页。

[37][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38][英]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39][法]高宣扬：《德国哲学通史（三）》，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3页。

[40]政治共同体的概念采纳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Politike koinonia”（Political Society/ Community）的概念（拉丁文译为“Societas Civilis”），指“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

[41]赵汀阳认为一种正在慢慢取代国际政治的新政治早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已经出现并且在当前的全球化过程中逐步展开，这就是世界政治——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周朝的天下政治。

[42]三者分别指由多种要素（汇聚对人类生活和福祉的实际威胁的强制权力，如战争等）构成的命运共同体；由更多要素（既为个人的也为集体的生活和福祉服务）构成的合作共同体；因经济全球化和激烈的竞争等消极后果造成的弱势国家或群体。

[43][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引言第10页。

[44]吴启迪、章仁彪：《“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大学理念和制度创新》，《教育发展研究》2001年第7期。

[45]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第52页。

[46][法]雅克·德里达：《德里达中国讲演录》，杜小真、张宁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47][美]斯蒂芬·贝斯特、[美]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48][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第129页。

[49]同①，引言第15页。

[50]同①，第30页。

[51][美]斯蒂芬·贝斯特、[美]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17页。

[52][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53]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第357页。

[54]张汝伦：《政治世界的思想者》，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2页。

[55]为什么民族国家会被认为已经日薄西山？戴维·米勒（David Miller）作了这样的说明：一些原因是内部的，与在社会中维持共有的民族认同的困难有关；由于移民和其他的原因，这些社会的文化多元特性正在日渐增强。另一些原因与国家运行的外部环境有关：它们控制全球经济力量的能力削弱了，只能通过国家间合作或国际组织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的范围在日渐扩大。

[56]郭忠华：《现代性理论脉络中的社会与政治：吉登斯思想地形图》，第175页。

[57][英]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

[58]同①，第13页。

[59]④ [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与现代社会》，徐文瑞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77页。

[60][加]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引自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0页。

[61][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附录第655页。

[62]阿伦特从来不相信我们可以恢复传统，也不认为这有任何意义与必要。相反，她认为每一代人都应该重新去认识传统，她谈论希腊或罗马绝不是要恢复传统的概念或范畴，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过去的意义。只有通过这样的拯救过去，我们才能恢复我们生活的意义，看清我们今天的生存状况。在对待传统和历史的问题上，她深受本雅明的影响。虽然传统已经破碎，我们注定要生活在时代的废墟中，但衰败的过程也是一个结晶的过程。我们应该像浅海探珠的人那样，潜入大海深处，将经历了沧桑巨变仍以结晶的形式存活下来的珍珠和珊瑚带出海面。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她始终记得托克维尔的明言：当过去不再照亮将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从过去拯救值得保存的东西不是为保存而保存，而是为了重新发现过去，赋予它今天的意义。阿伦特从来不把过去看作是今天的出路或药方。深挖传统，为的是找出它“积极的可能性”。

[63][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5页。

[64]同③，第12页。

[65][德]于尔根·哈贝马斯：《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引自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第360页。

[66][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259页。

[67][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259页。

[68][法]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上）》，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第49—50页。

[69]分别是《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亲密关系的变革》《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富裕，贫穷和后匮乏社会》等文本。

[70]在国外学术界，鲍曼和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等人比较重视生活政治。鲍曼在著作《被围困的社会》中对生活政治做了整体的评价，“生活政治始终都被封闭在个体性的框架之内：个体的身躯充满了‘内在自我’，充满了要求得到并同意给予的个体认同，充满了个体通常想拥有‘更多的’、避免他人干扰的‘空间’。生活政治不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也是以自我为参照的。”就是说，吉登斯仅仅把生活政治局限在私人的日常领域，并没有从总体上把握生活政治的概貌，所以，鲍曼对生活政治的广泛性提出了质疑，尽管作为反思性存在的我们每个人都在从事生活政治，但这种反思并不是足够深远，以致看不清自己行动和结果联系在一起，无法决定其结果的复杂机制，更不知这些机制运作的所有条件。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在从事生活政治，但缺乏相应的理论机制与运行机制。
拉什觉得吉登斯借助于保守政治哲学，寻找非契约性的、挑战立宪主义的义务和信任形式，把亲密关系和公共政治并置的做法表示钦佩，但认为生活政治缺乏理论基础，指责“生活政治”概念忽视了普通大众，牺牲了发生在日益分崩离析的资本主义世界制度之外日渐增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交互作用。
国内对生活政治进行集中研究的有许丽萍的博士论文《吉登斯生活政治范式》。此文介绍了生活政治的社会历史背景、内涵、实质，将其同后现代政治和解放政治进行比较分析。但从吉登斯“生活政治”概念本身所涉及的主题得出生活政治是融合统一性与多元性、内在与外在、微观与宏观的政治，超越后现代政治和解放政治的结论，还有待商榷之处。

[71][法]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下）》，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9页。

[72]赵敦华在《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的前言中指出，西方人的现代（modern）哲学指的是17—19世纪的哲学，当代（contemporary）哲学即20世纪哲学。西文中没有与中文“近代”相对应的单词，但用“现代前期”（early modern）这一组词表示中文“近代”的意思，当代哲学即20世纪哲学。因此，本文在行文过程中按照西方政治哲学的习惯，用现代政治哲学来指代近代政治哲学。

[73]同①，第1002页。

[74][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2页。

[7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页。

[7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页。

[7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0页，译文有改动。

[78][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第11—12页。

[79]政治哲学是一门关于好生活和好社会的知识。而当人们明确地试图获得关于好生活和好社会的知识，政治哲学就出现了。

[80][英]墨菲：《政治的回归》，第3页。

[81][法]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0页。

[82]Cobban Affred相信，原因是现代政治哲学已经受到了历史和科学两种主题模式的影响，这两种主题模式对它的道德内容产生了致命影响，这两种模式已经逐渐主宰了现代心灵。

[83][法]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下）》，第886页。

[84][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85][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7页。

[86][英]戴维·米勒：《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李里峰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87][英]亚当·斯威夫特：《政治哲学导论》，佘江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88][美]贝纳加.施特劳斯：《韦伯与科学的政治研究》，陆月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89]政治哲学的重大对手不是实证主义，而是历史主义。当代政治理论家相信人之历史性命题是真实的和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倾向于把变化看作为“自然的”发展，把自己的工作设想为以某种方式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政治哲学传统的继续。相对主义通过鼓励人们轻视道德和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导致了对非自由主义政体抵抗的弱化。虚无主义是理性自我毁灭的必然后果。我们培育的理性越多，我们培育的虚无主义就越多。在我们的道德和政治需要与对自然权利的现代拒绝的合乎情理的理论之间，出现了深刻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必然结果就是狂热的蒙昧主义。

[90][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

[91]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第85页。

[92][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陈永国、汪安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252页。

[93][英]安东尼·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序言第10页。

[94]Eric Weil：Philosophie politique，Librarie philosophique J.Vrin，1971，p16.

[95]对阿伦特来说，公共领域是为自由、言语和行动所建立的合意的“表象空间”，展现具有独特性的“谁”，保存富有意义的生命故事。阿伦特将公共领域的概念与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相连，把独特性、自由与平等作为公共领域的三个价值维度，公共领域内的行动具有公开性、复数性、共同性三个维度。

[9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67页。

[97]吉登斯说的后匮乏社会不是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形态，而是一系列正在出现的趋势。包括：生活政治问题在政治争论中日益突出；出现了波及所有人的人为风险；“生产主义”的衰落，生产主义把付酬工作作为社会生活的核心特征；人们日益认识到现代性问题不一定能通过更高的现代性解决，指人们更普遍地意识到人为不确定性的重要性。

[9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52页。

[99][法]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下）》，第1000—1001页。

[100][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14页。

[10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52页。

[102][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103]万俊人：《政治哲学的视野》，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150页。

[104][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引言第11页。

[105]同⑤，第52页。

[10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63—264页。

[107][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第251页。

[108]同①，第251页。

[109][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62页。

[110][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32页。

[11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52页。

[112]同①，第137页。

[113]同②，第257页。

[114]同①，第137—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