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的本质

国际体系政治结构的特征是“分”强于“合”。无政府状态使各个部分都倾向于凌驾在整体之上，即便国际社会能够实质性地改变无政府状态的安全后果，但却无法触动国际体系由各自为政的主权单位构成这一事实。与之相反，国际经济体系却提供了平衡此分化趋势的整合性力量。经济活动当然也会在诸如阶级、公司和各个国家的经济之间制造裂痕。然而，贸易、生产、金融、通讯、交通的各种形式却能强有力地将国际经济联结为一个整体。日本能更便宜、更高效地制造电脑芯片，这制约了其他国家从事同类生产活动的能力。美国的利率变化会影响拉美各国的债务状况。技术创新会降低生产成本、影响消费者的偏好，从而给竞争者造成巨大压力。股市动荡、利率浮动、“热钱”流动的影响会很快显现在体系中。如果说贸易业已成为提高效率和福利的重要途径，那么在复杂的相互依存体系中，一地的经济活动必然受制于无数的外部条件与市场压力。我们在第四章提到了国际体系中日益增长的密度与相互依存性：在这里，国际经济既是其重要的动力，也是其重要的结果。

理解国际经济特征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国际经济自成一体，另一方面它又和国际政治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不可分割。

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国际经济有其自身的结构和运行机理。个人和公司是它的组成单位，商业和金融是其作用方式，市场是其基本的结构形式。推动经济体系形成的历史动力清晰可辨，人口增长、技术创新、组织能力的提升、阶级斗争、经济理论的发展都为之注入了能量。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促进了财富积累和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这一强劲的趋势在某些方面既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并行，在其他方面又超前于同时代的政治领域。迄今为止，这一进程的结果是各地方性经济体系的扩展及相互融合程度的深化，这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的形成。各种各样的生产、消费、金融模式乃至阶级运动都须在全球的视野下才能被理解。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政治体系持续的“碎片化”共存，这二者南辕北辙，但前者也为后者创造了一种适宜的存续环境。就此而言，国际经济的成长已经超越了当前的国家体系，正如罗宾·莫雷(Robin Murray)所说，国际资本正在逐渐独立于国家利益。[1]

如果国际经济仅仅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体系的附属物，而非一个独立的体系，那么我们将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虽然以上提到的诸多运作与结构模式并未改变，但国际经济仅仅成为国家间互动模式的一部分，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则变为政府日渐强化的经济地位和权力、经济增长的政治价值、作为经济单位的国家、国家权力和经济活动的种种关系等等。沿着这样的思路，国内阶级结构比超国家阶级结构更为重要；经济活动的意义在于它推动了国家间互动，从而提供了国际政治体系运转的主要动力。

我们无需困扰于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经济体系“孰先孰后”的问题。两个体系各自都具有清晰可辨的结构和运行机理。然而，两个体系是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以至于任何一个都不可能被单独理解。国际经济被国家结构和权力以及安全因素渗入的程度并不亚于生产、消费、阶级及市场动力等模式对国家体系的影响程度。因此，两个体系不可能各行其是，很多时候它们的活动必须相互适应、相互制约。每个国家都构成了全球经济和阶级结构一部分。这又使每个国家经济体系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全球经济模式，因为它们存在于迥异的国家结构中。这些国家结构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各国的资产阶级进行竞争的天然工具。它们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这使得国家的行动有时候可以超越经济和阶级因素的影响。

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关系问题上已经诞生了许多著作，回答问题的方式也多种多样。[2]19世纪中期以前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天然倾向于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加以分析，因为两者被视为一个整体，政治学和经济学也并未有明确的学科界限。研究“帝国主义”的著作也将两者的联结当做论证的前提。[3]晚近研究相互依存的著作和当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都把政治权力和市场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分析重点，试图借此重新安排国际关系理论的议程表。[4]诸如沃勒斯坦、加尔通、阿什利等学者在两种体系及其互动的基础上建构了其国际关系理论[5]，而蒂维(Tivey)的理论建构则立足于国家层次，寻求国家建设的政治经济学根基。[6]

一些研究者把无政府政治结构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联系在一起。[7]他们争论说，政治权力的分散是资本主义成长壮大的必要条件，或者说就是资本主义式全球经济运行的政治表现。中国和欧洲的历史比较提供了这一结论的依据。处于列国并立、无政府状态的欧洲成功地抵制了任何试图建立统一大帝国的尝试并且产生了资本主义。中国则有着中央集权和科层制政府的传统，统一的大帝国是中国政治体系的常态和典范，而“战国”时期则是例外。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下，中国保持了科学和技术的领先地位达数个世纪之久。然而无政府状态创造出了免于中央权威全面控制的相对自由，唯此，市场行为才可能成为主导性的社会经济实践。

这种观点充分揭示了无政府体系内在的竞争性。假如无政府状态和市场关系如此密切甚至于可以相互建构，那么无政府状态下的竞争注定是把双刃剑。从经济方面而论，政治上的分裂允许市场的竞争，竞争者们为了战胜对手、追求经济利益不得不在创新、质量、价格上努力。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给了经济主体更多的自由，因为他们可以选择迁移到更为开明的政府辖地，这样一来，许多政府就逐渐意识到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好处。像历史上中国那样的封闭集权帝国则能够很容易地压制经济上新兴阶级的挑战。从政治方面而论，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特别是当其面临各国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压力时，将会引发“实力—安全困境”(参见第八章)，导致普遍的不安和恐惧。崛起和衰落的力量都视对方为自身安全的威胁者，各个国家采取经济和军事措施来捍卫自己的安全便是顺理成章的事。生存权的竞争和市场上财富的竞争因此融合在了一起。两种类型的竞争都刺激了技术创新，经济和战略行为的成败条件因此又被重新界定。这两种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便是欧洲国家成为世界的中心，资本主义/无政府结构在全球范围的支配地位就此奠定。

这一理论在理解无政府状态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时强调了经济因素的中心地位，进而将经济安全作为国际安全的主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在关于安全问题的讨论中，它是最有吸引力却又最难驾驭的概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