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传播的本质及主要特征

国际政治传播与国际传播的政治属性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国际传播的政治属性所强调的是，所有国际传播都或明或暗地隐含着某种政治目的，或者为某种政治服务。而国际政治传播被我们理解为国际之间的特定的意识形态的传播。理解国际政治传播首先需要理解国际政治传播的对象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传播的对象，可从政治共同体内外角度分析。由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国家”与“政党”是最稳定、最有政治权力因而也最现实可见的政治共同体，所以，政治传播对象的“内外之分”，实际上主要是所谓国内对象与国外对象或党内对象与党外对象之别。国家、政府、政党，作为政治传播的主体，其传播对象或受众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内外区分”，即所谓我们过去很熟识的政治宣传的“内外有别”。从内、外维度对政治传播对象进行分析，即可以划分出国家的对内、对外政治传播，政党的对内、对外政治传播。从一般传播与政治传播的关系上看，现在的国际政治传播都是以“国家、（政府）、政党”这个最大的“政治共同体”来划界的，也就是说，国际政治传播是最大体量和形态的政治传播。

国际政治传播的对象，其特殊性正在于它是“政治性对象”。这种政治性主要体现在：作为一种共同体间的政治传播，国际政治传播主要是一种政治价值的输出，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较量。所以，国际政治传播的对象就是典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受众，不论这种政治意识形态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包装。国际政治传播的对象，一般是事先假设的、具有整体性的特定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对象。这里所谓的整体性，是相对于国内的意识形态教育而言的，一般的情况是，特定政治共同体（比如国家或者政党）是在这个政治共同体的特有意识形态内进行教育。而国际政治传播对象，事先设想了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不同，所进行的是两个整体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传播、交流、碰撞、砥砺；当这种意识形态被冠以“政治文明”之称的时候，就是不同政治文明之间的传播、交流、碰撞、砥砺、融合。所以，国内政治传播不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传播，其受众的分类也不能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来划分。而国际政治传播对象的核心差异正是意识形态。这就是“国家间政治”对国际政治传播对象的制约。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就所有类型的政治而言，不管是国内政策还是国际政策，都有一个特点，即它的基本表现往往与其本来面目——对权力的争夺——不一样。更有甚者，权力因素作为一项政策所追逐的第一目标，会被伦理、法律或是生物学等理由加以解释和正名。就是说，政策的真实本质被意识形态方面的辩护和文饰所掩盖。……这些就是国际政策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因素的精神力量，这些精神力量还把意识形态变成国际间权力斗争的武器。一个其外交政策能够赢得本国人民知识信念和道德价值支持的政府，就获得了相对于那些在选目标时未能成功地赢得或者表面上赢得这种支持的政府无可比拟的优势。意识形态，也像所有的思想理念一样，是可以提升国民士气和国家力量的武器，并在实际的行动中降低对手的士气。”^[5]摩根索进一步认为，通过对国际政治本质的分析，可以推论出国家政策实际上也是以意识形态为伪装的，而维持现状政策则更多地是以其本来面目出现的。

“特定政治意识形态受众”是国际政治传播对象的一种本质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被人们泛化的类似于“文化”的所谓“广义意识形态”。超出意识形态即“政治”范畴的传播，就可能是国际间的所谓文化传播、知识传播之类，而不是国际间的政治传播。关于这一点，现在学术界的认识多少有些不到位。以美国为例，美国政治学家达尔就认为：“美利坚是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重视（忽视）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认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6]政治意识形态背后隐藏着国际政治权力的争斗和国家利益的争夺。因此，国际政治传播的对象的选择与国际政治权力及利益紧密相关，“有利可图”“有权可掌”成为选定对象的通俗说明。与此相对应，利益大小、权力轻重，是制定政治传播战略战术的基本依据。

国际政治传播对象的另外一个特征是“被选择”“被教育”。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国际政治传播主体抱有“帝国”心态。国际政治是一种实力政治，只有在政治上比别人“强大”“优越”的国家，才会想着向别人传播、输出自己的政治价值观，才会以政治意识形态去劝服别人，才会成为国际政治传播的“传者”。在经济帝国、军事帝国、文化帝国中，最强大的还是文化帝国。文化帝国的实质是政治帝国，难怪有人称文化帝国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帝国。“我们建议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是最难以把握的，并且，如果它能够独自获得成功的话，就将是最为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要征服和控制的目标不是领土或经济生活，而是人的头脑，同时将之作为改变两个国家权力关系的手段。”^[7]

一般来说，国际政治传播最强调内外有别，或者说，由于政治的差异性和不通融性，才需要对特定的政治内容以内外不同的方式进行传播。而诸如文化传播、知识传播等则恰恰相反，强调传播内容、传播过程、传播载体、传播对象的一致性，强调对政治共同体内受众的“不歧视”，可谓“所传无类”。但是，政治传播则不同，正因为知道其他政治共同体与自己的成员在政治的各个方面不尽相同，才试图通过传播而使其改变，使其在政治的各个方面理解自己、支持自己、认同自己，进而趋同自己。所谓国际政治传播就是这样。所以，分析国际政治传播，其重点应是深入国际政治传播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受众决定论”非常适合国际政治传播。现在的国际政治传播研究多少有些偏颇，往往忽略对国际政治传播对象的深度分析。原因可能在于，第一，认为国际政治传播对象与政治共同体内的对象即国内对象没有什么区别；第二，由于对外部进行了解的条件的限制，找不出区别；第三，认为国内政治传播对象与国际政治传播对象就不应该存在区别。

毫无疑问，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看，随着人类的“类政治”的形成，不同政治传播的对象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目标，实现这种目标恰恰需要通过政治传播来逐步缩小共同体之间的政治差别。据此而言，要达到“内外无别”，目前尚需要“内外有别”。当然，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国际政治传播的“内外有别”原则受到了质疑和挑战，但是，还不能彻底放弃这一原则。我们的基本看法是：保其“战略地位”，放其“战术地位”，即从国家政治战略高度要“内外有别”，但是，具体的传播内容、传播过程、传播手段则不必刻意区分。还应该注意，强调国际政治传播对象的特殊性，并不是主张在对内政治传播与对外政治传播之间设一道鸿沟。事实上，对内政治传播与对外政治传播二者相辅相成。政治传播学者麦克奈尔对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国际关系就是一个国内问题。……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时候，一个政府有机会登上国际舞台，在全球几亿观众面前献演。演出的好坏不可避免地将在国内观众中间引起反响。……整个20世纪以来，政府、商业、军队以及媒体领域的精英一直通过操纵‘敌人’这一象征符号与形象来服务于国内政治目的。‘敌人’的性质随着时间几经改变，然而这一种传播手段背后的原则却始终如一：那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利用看上去瞄准‘外国敌人’的宣传攻势来动员国内舆论支持带有国内政治目的的运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