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一、全球性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国际间政策协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次大战之间，但它真正引起注意、成为国际金融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在1973年国际上实行浮动汇率制后。浮动汇率制实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例如汇率短期过度波动及长期失调、投机活动盛行、政策纪律放松等现象都被视为缺乏国际协调的结果，进行国际间政策协调的呼声非常强烈，各国开始重视国际协调并对此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简单来说，浮动汇率制下的国际间政策协调实践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4—1979年。这一时期，各国面临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形成的高通货膨胀率和由第一次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带来的经济衰退，各主要工业国政策制定者为维持实际经济变量和通货膨胀率的稳定，每年举行经济首脑会议进行政策商讨并形成制度。这种制度使得更为灵活的、相机而行的政策合作形式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规则约束型的政策合作形式。1978年的波恩首脑会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各国政府纷纷减税以维持总需求水平。但由于工资粘性，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并且出现了大量的经常账户不平衡。同时，尽管低于其最高水平，通货膨胀率仍然很高。经过几年的争论，终于在1978年波恩首脑会议上达成协定，即日本和前联邦德国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美国采取削减石油进口的计划以抑制石油价格上涨。此外，美国同意采取反通货膨胀措施，包括缩小1979年的减税幅度。协定未涉及货币政策。波恩会议协定的意义在于，它对各国政策制定者（尤其是美国和前联邦德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但现实的经济运行却并未实现其预期目标，前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扩张程度很低，前者的财政扩张仅能够抵消其原有的较紧的财政政策，但同时又伴随着国内的货币紧缩政策。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的影响下，财政措施几乎未使高通货膨胀和经常账户失衡的状况改善。

第二阶段：1980—1985年。这一时期，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成为各国经济的头号敌人，各国政策制定者的首要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以货币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各主要工业国政府普遍认为，传统的政策工具不可能对实际经济变量产生持久的影响，政府所能做的只是改善本国的经济秩序，即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基于此，这些国家都采取了严格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结果则是国内利率急剧上升和国内经济严重衰退，工业国的经济衰退又进一步导致了世界经济的衰退。可以认为，在这一时期，国与国之间基本上不存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合作行为。事实上，正是这种各国自行其是的紧缩性政策的累积效应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中。

第三阶段：1985年以后。主要工业国发生了巨大的外部不平衡，表现为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和前联邦德国、日本的巨额贸易盈余；同时，外汇市场上，美元仍不断攀升，当时，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率差异已经缩小，因此，美元币值的上升实际上是一种投机泡沫。鉴于美元汇率的不可维持性，各国政策制定者同意，应进行政策合作以逐步降低美元币值，避免美元汇率的硬着陆和金融危机、经济衰退。政策合作主要仍采取1974—1979年那种通过经济首脑会议相机协商、相机决策的形式，主要表现为各国对外汇市场共同的干预措施。

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之外，各国也重新意识到了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对促进经济增长、克服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性。1985年的五国财长会议就认识到，要达到某一政策目标，不仅要依靠一国国内政策的搭配，而且须有其他国家相应政策的支持。因此，各国应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合作。会议还达成原则性协议，即日、德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分别有计划地减税和增加开支；美国要努力减少财政赤字。1986年东京首脑会议商定，七国集团财政部长每年至少会晤一次以考察各国经济政策目标的相容性。他们还将对包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贸易和经常账户差额、汇率、货币供应增长率、政府预算在内的经济指标进行监督，使其成为各国制定其政策目标的基础。1987年的卢浮宫协定描绘了以汇率目标区为基础的汇率合作的雏形，同时也制定了合作性货币、财政政策的目标：美国削减政府赤字，前联邦德国减税，日本通过货币扩张来降低利率并扩大政府预算支出，于是进入所谓的卢浮宫协议时代。从1987—1989年，美国财政赤字逐步下降到GNP的3%。到1990年，美国贸易伙伴国继续要求其降低财政赤字。但1990年中发生的经济衰退和8月份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使情况发生了变化。1991年，美国财政赤字迅速上升到其当年产出的5%。1991年7月，日本降低利率，以促进经济从1990—1991年的衰退中恢复并避免东京股市危机对经济的潜在负面影响。1992—1993年，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国的压力下，日本进一步降低利率。同时，德国也被迫降低利率。总体看来，卢浮宫协定之后宏观经济政策合作的结果表明：政策合作一直向着协定所建议的方向迈进，但合作仍然是松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