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一点新闻学_新闻规律的探索

李良荣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一．新闻规律的三个层面

新闻规律的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是当时新闻学术研究的主课题之一，那是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需要，近来，总书记在对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中，强度新闻工作必须严格遵循新闻规律，从而使新闻规律的探索再次成为新闻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

规律是事物固有的属性，规定着事物的功能发挥并决定其发展方向。新闻规律是规定新闻媒介功能和运行模式的一个基本因素。新闻规律具有普遍性，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类新闻媒介。它并不因为某个国家或某一类新闻媒介的特殊性而丧失其影响力，就像马克思曾说过的：“要使报纸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是有自己的内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90页）

那么，新闻规律是什么？就像任何本质有其层次一样，新闻规律表现在三个层面上。

（一）新闻特点

众所周知，新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真实，二是迅速。这一点已得到中外学人和报人的共同认可。但是，看来人民对它的重要性以及影响力却估计不足。在我们看来，真实、迅速是新闻最为基本、最为核心的规律。

新闻为什么必须真实和迅速？这不是某个人的规定，而是处于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需要。人类是聚众而居的生物，每一个群体（部落）必须以集体的力量来面对来自自然界和其他群体的挑战。为此，他们必须及时地了解周围世界的变动，以便及时作出决策，采取行动。一切正确决策的前提是情况报告（我们可以称为新闻或消息，亦可称作信息）必须是真实的，全面的；采取恰当行为的前提是情况报告必须真实和及时。

从原始人到现代人，经历了数百万年，人类传播新闻的手段（新闻运载工具）日趋丰富、复杂，新闻的真实、迅速的特点并没有改变而改变的仅仅是人民对新闻真实、迅速要求的程度不同而已。

从原始人到现代人，经历了数千数万年，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人类感知、认识外界，协调内部的方式、手段越来越多样，不同的方式形成不同的学科，各有其自身特点。它们经过时间的积淀，数代人、数十代人的努力，在量上和质上变得丰厚充盈和精粹深刻。唯独新闻，本性不变，依然以真实、迅速作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最为明显、最为独特的标识，向人们传递世界的最新变化。

在现代社会，新闻真实、迅速的要求决定了新闻工作的方向，塑造了新闻媒介以及新闻工作者的品格，决定了媒介的形式和技术的采用。

人类社会的新闻传播工具，经历了口头新闻、书信新闻、新闻书、新闻周刊、日报、电台、电视台这样一个演变过程，或者说，从人体器官媒介到印刷媒介再到电子媒介的过程。人类对于传播工具的选择归根到底是由新闻的特性决定的。因为，印刷媒介比起口头新闻来，新闻传播具有了广泛性和保真度，千百万读者可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内获得相同的新闻。在印刷媒介中，新闻周刊比新闻书快，日报又比周刊快；而电子媒介的传播速度则大大快于印刷媒介，此外声音和画面还比文字更具有真实感。而在电子媒介中，电视比电台广播更显著的长处是有现场的画面，更具真实感，“适者生存”，进化论的这以著名论断恰好也是新闻选择传播工具演进过程的描述。一切适合新闻特性的传播工具被人们采用并且可以经久不衰。就以报纸为例，1663年德国的《莱比锡新闻》是世界上最早的，它一开始就是两面印刷的散页，三百多年过去了，报纸的内容天天在变，但报纸的外观——散装活页却至今不变，而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报纸都是如此。不同的仅仅是版面的多少而已。为什么人们不去改变它？不是不想变，而是无法改变，因为报纸的散装活页能够印得快（省去了书本、杂志的装订时间）、读得快 （读者一下子就可以看到一个版面上所有的新闻内容，省去了翻阅的时间）。可见，是新闻迅捷的要求塑造了报纸的外貌。

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介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竞争的目的当然是争取受众。那么，新闻媒介靠什么来吸引受众？就新闻而言，归根结底是依靠真实和迅捷。任何一种媒介，只要受众认为这家媒介在隐瞒事实、歪曲事实，它就会被受众遗弃，纵然它还存在，也不过是徒具形式而已。而在新闻报道的速度上，新闻媒介之间的竞争是以分、秒甚至零点几秒来计算的，就像奥运会中的百米竞赛。美国三大广播公司，1995年全年上万条重要新闻的报道，在报道时间上累计总和相差不到一分钟。这是何等残酷的竞争，这正是新闻特性的表现。真实和迅速的要求还决定了对新闻工作者素质的几本要求。无论是什么样社会体制下的新闻从业人员，无论从事何种媒介的传播工作，对他们的素质有一个共同要求：首先必须诚实，公正和严谨，其次必须有敏锐的反应和判断能力，这一切都是从保证新闻的真实和迅速出发的。

（二）新闻价值

口头新闻、书信新闻的内容只需能引起双方兴趣就可以了，但报纸、电台、电视台的情况就不同了，它们的生存基础在于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受众（读者、听众、观众）；受众数量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大众传媒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一定数量的受众又是匿名的、分散的，来自不同的阶级、阶层，具有不同的文化教育、社会地位，不同的年龄、职业，等等。这样，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新闻除了必须真实、迅速意外，还伴随局部一个新的要求：即引起一定数量受众的共同兴趣。

什么样的新闻才能引起一定数量受众的兴趣？这就是新闻价值问题。新闻价值就是事实本身所具有的引起一定数量受众感兴趣，也可称作受众关注的素质。中外学者以及新闻从业人员曾对新闻价值加以具体化，时效性、接近性、重要性、显著性、趣味性（人情味）是中外基本认可的五个方面。

新闻价值，也就是新闻的第二规律。已故的王中教授把新闻的一般要求，即新闻必须真实、新鲜作为新闻第一课题；把新闻的特殊要求即新闻价值作为新闻第二课题。

这里必须区分两个概念：新闻价值和新闻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讨论新闻价值时，这两个概念就被搅在一起，把新闻价值这个非常明晰的概念弄得一片混乱。其实，这两个名词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上却相去甚远，决不能混为一谈。新闻价值是一个新闻学的专有名词，解决的是新闻报道能否引起一定数量受众兴趣的问题；而新闻的价值却是一个包括许多内涵的日常用语。具体地说，包括新闻在政治上、经济上（商业的）、社会上等等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涉及新闻的写作效果问题。有人不懂这两者的区别，把新闻价值和新闻作品的价值混为一谈，结果把政治标准、道德标准等等统统塞进新闻价值的内涵中，几乎要把一个新闻价值概念等同于全部新闻学。因此，区别这两个概念对进行新闻学术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三）新闻原则

毫无疑问，媒介是由人操纵的，新闻是由人来采访、报道、编辑的。人是社会的人，是有自身利益和自我意识的人，不管处于自觉或是自发（显意识、潜意识），都将对新闻报道产生影响，存在着可能以主观意志来曲解或代替客观事实的危险。为解决上述问题，新闻界提出了“客观性”这一概念以确保新闻的全面、真实，同时也保证不同的意见得以公平地呈现。

客观性的要点是要求记者以不偏不倚的态度选择材料；把记者、编辑的观点（意见）和事实分开；新闻只报道事实，评论才发表意见。

客观性要求兴起于19世纪30年代，是伴随着便士报运动而产生、并逐步在新闻界普及。便士报运动意味着新闻战胜言论成为报纸主角，从而需要对新闻报道的质量有一个衡量标准；同时，便士报运动也意味着商业法则引进新闻事业。通用性是商业的基本法则之一，为使新闻报道能满足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以客观的态度提供新闻，是新闻通用性的极好保证，得到最大多数受众的欢迎。所以客观性原则被迅速推广开来。无论是通俗化的大众报纸还是严肃的高级报纸，是商业性报纸还是政治性报纸，都认可这一原则。至于能否在实践中贯彻，另当别论。

至少，在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外，它没有收到任何挑战，人们都坚信，客观性是可以做到的，新闻报纸能够像镜子似的完全摹写现实；任何媒介都声称，它们的报道是客观的，即使是谎言通篇的报刊，都不敢否定客观性要求。但是，在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客观性原则受到怀疑。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学者新闻从业人员都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绝对的客观性是做不到的。然而，相同的结论却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是：既然绝对客观性是做不到的，那么，坚持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就是虚伪的，只有公开地表达自己的倾向性才是真诚的，也是现实可行的。这种态度的极端表现就是60年代后期在美国异军突起的新新闻主义浪潮。另一种态度就是：认识到主观倾向不可避免，那就更应有意识地避免主观意识的干扰；认识到决定客观性做不到，那就把客观性当作一种追求的目标，一种理想境界去努力地接近它。

时至今日，对客观性的理解和对客观性要求尽管尚有不少争论，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都把客观性要求（尽管文字表达上有所不同）写在职业道德准则或新闻报道的规则里。可以说，客观性要求毕竟是对新闻的一条基本要求。客观性，这是新闻的第三条规律。

在中国，客观性原则是新闻学术界争论已久的老话题。在严肃的学术讨论中，有两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争论双方。一是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立场与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之间是否有矛盾。其实，这两者怎么能产生对立呢？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究其根本就是尊重事实，维护真实。无产阶级发展的历史进程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它无须歪曲事实，隐瞒真相。越是如实地报道现实，越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是革命导师们的谆谆教诲。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立场都保证了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做到报道的客观性。

二是客观性原则和用事实说话的关系。有不少文章把“用事实说话”当作新闻规律。其实，用事实说话是一种宣传手段。说话即说理，在新闻工作者中，用事实说话，就是用新鲜的事实来说明一定的道理。胡乔木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一文中完整地表述了这一概念：“从文字上看去，说话的人，只是客观地、忠实地、朴实地叙述他所见所闻的事实。但是，因为每个叙述中总是根据着一定的观点，接受事实的读者也就会接受叙述中的观点。”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用事实说话的新闻，必须要做到从文字上看去，只是客观地叙述事实呢？胡乔木在后来的几次讲话中作过补充说：新闻总是要客观地报道事实的。这就从间接说明了：客观性是新闻工作不能违背的一条规律，即使是用事实说话，以新闻作宣传，也必须符合客观性的原则。

新闻要真实、迅速；（大众传媒）新闻要有新闻价值；新闻要客观。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新闻的三个基本规律，或者说新闻报道的三个基本要求。其他要求都是从这三条规律中衍生出来的。

世界不同的国家对新闻工作者有许多特殊要求，这些特殊要求是从这三条规律出发结合各国国情而产生的。这些特殊要求绝不能违背以上三大基本规律；一切违背三条规律的特殊要求尽管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奏效，但绝不可能长久。

二．新闻学研究框架：从问题到理想模式

怎么从事新闻学的研究、传播学的研究？我想从研究当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来提出现在新闻学研究的一些课题。任何科学研究包括新闻学研究，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么一个框架——从问题到理想模式。这就是新闻学研究要解决的全部问题，要从解决问题开始。

什么是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理论就是理想，就是可以实现的理想。所以我很讨厌平常研究中所说的一个词“理论色彩”。什么是理论色彩？色彩是涂上去的东西，理论是不能涂的。现在经常说这篇文章很有理论色彩，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理论是附加上去的，实实在在地讲，很多所谓的文章的理论就是涂上去的，引两句别人的话看上去就很有理论色彩？这不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必须从现实的问题出发，解释问题，通过分析、归纳和概括，实现一个理想决策，这就是科学研究所要做的事情。

实际上，在新闻学研究当中，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找到问题。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事情。在当前我们新闻学研究中，有五大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一）“伪问题”

什么叫伪问题？假的问题。前不久我看到一篇文章叫做“新闻价值的哲学思考”，思考什么？哲学这么高，新闻价值这么具体，什么是新闻价值的哲学思考？看了半天都看不出名堂来，因为他提出的就是一个伪问题，现在我们的新闻学期刊上有太多这样的课题，就是这样的伪问题，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因为是现实当中不存在的问题，是他凭空思想的问题，这是第一种。

（二）已经解决的“旧问题”

新闻学研究当中另外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重复，不断的重复。因为现在很多人提出问题从来不先进行文献梳理，任何一个问题应首先看看别人做过没有，别人说过什么话，在这个问题上前人做了多少。所以现在不论是我们的博士生论文还是硕士生论文，第一个事情，提出题目以后首先做文献搜索，文献梳理，别人讲过没有，出过什么书，写过什么文章，提出过什么观点等。如果你这个工作不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我一律不看。

现在网络的发达，给我们带来搜索文献书籍方面的许多好处，但是现在另外一个问题是大量的剽窃，把人家的东西移花接木拿过来。我们新闻学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每年都会发现一两个抄袭的，很简单，我们开会给学生讲你们自己检查，如果抄的自己拿回去；论文通过之后一旦发现抄袭，对不起，永久地取消你的答辩资格。有人说你老师怎么不把关？老师也不是天才啊，那么多文献资料老师怎么能看得过来？学生首先要做的就是诚信。

实际上，大量的科学研究包括新闻学研究都趋向同质化。打开各种各样的杂志，比如说打开这两年中最热门的经营管理，到目前为止真正的好文章我还没有看到，不断的重复，不过就是换一个说法而已，或者说把人家国外做过的东西拿过来改头换面说是自己的。这是新闻学界当中文献研究非常缺乏的薄弱环节，这个薄弱环节是我们已经解决的旧问题。我们很多人缺少判断，没有创新，所以是无效劳动。

（三）“空问题”

空对空，乌托邦的。大概两年前，中国的哲学界、新闻界被德国的哈贝马斯搞得神魂颠倒，几乎所有的论文都在说他提出的“公共空间”理论。光我从网上搜索的，大众传媒和“公共空间”不下二十篇。他们希望把我们国家的传媒业和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对接起来。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是在哪个年代提出的，针对什么问题，我们看懂了没有？

哈贝马斯实际上是批判西方国家现代传媒业过于商业化的操作，挤压了公共空间。实际上公共空间是指在17、18世纪的一种小镇上的小媒体，人人都可以写文章，形成了一种像公共咖啡馆这样的公共空间的小媒体。西方这么高度民主自由的国家都难以建立这样的公共空间，在我们中国有可能吗？这些问题都是空问题。我就给学生讲，中国的媒体的公共空间换一种说法就是文人办报，或者叫同仁办报。

最典型的、最勇于创建中国的公共空间的就是《南方周末》，这批知识分子话语中有非常崇高的理想，但是《南方周末》在中国也只能做到异地监督。像《南方周末》他哪有可能监督广东省！他照到的永远只是外面的，而不是他自己！不是他不想照而是他不能照。广东监督湖南，湖南监督广西，中国监督美国，美国监督中国，中国的舆论监督永远都是异地监督。因为他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这种国情上建立一个公共空间，把大众传媒一定要和公共空间拼凑到一起，这绝对是一个空问题。

（四）难以解决的“大问题”

最近不断提到的就是新闻自由的问题和新闻法的问题。我每到一个地方演讲，几乎所有的人都向我提出新闻法的问题。新闻法的问题不是你和我讨论的问题，我们没有资格讨论。因为这是整个中国政治改革面临的问题。而且一谈到新闻法、新闻自由就不可避免地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公民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问题，这是无可回避的。在中国媒体现实当中，新闻自由这个话题简直像是个违禁的话题。现在不是我们讨论新闻自由的时候，我们现在争取的不是新闻自由，我们争取的是谈论新闻自由的自由。如果我们连谈论新闻自由都战战兢兢的话，在中国何以谈到新闻自由！这确实是个理念问题。

在中国改革发展中有两个基本选项：一个是公正与效益，另一个是自由与稳定。在我国前30年的发展中我们偏向于效益，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不够公平。你们一定会说有了公平就没了效益了吗？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欧洲的效益完全抵不过美国，因为欧洲是讲公平的国家,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主义榜样是北欧四国：挪威、芬兰、瑞典、冰岛。从摇篮到棺材，从吃饭到拉屎全部都包了。世界上福利最好的国家就是这四个国家了，没有穷人，也很少有百万富翁，这是很公平的，但效益相对来说就是差。美国相对来说就不太公平，贫富差距很大，但效益高。

现在,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但在某种程度上缺少公正，强调的是效益，这是没有办法的选项，不管理论家怎样把它均衡起来，这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当然我们现在建立和谐社会，协调社会更多地偏向于公正，但如果过多地强调公正，我们的效益就会下去。在另外一方面，自由和稳定之间，我们国家整体的战略方针是强调稳定而压抑自由。你们肯定会说，难道自由就不稳定吗？理论家们可以提出许许多多道理，但是当政的人，没有一个敢拿自由当实验品，来考验社会的稳定。谁敢呢？就像一只老虎，放出去都收不回来了！

当我们强调民主自由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稳定谁来保证呢？这就是一个大的战略方针的选择。所以我说，这些问题确实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不管你谈论的是多么的慷慨激昂，义正辞严，我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是整个国家一个政治进程的事情。一般的写一两篇文章，呼吁呼吁，但是真正要提出来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国家，还不是时候。这个问题太大，不是能够解决的问题。

（五）“泛问题”

太泛的问题，没有边界。没有边界，当提出一个概念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概念要解决什么问题，其外延和内涵边界不清。在学术界不断提出新闻价值的问题，多少人在不断讨论，一讲到新闻价值，多少学哲学的人都非常兴奋，马上就拿出价值判断，拿出价值体系，拿出价值观念。新闻价值与价值观、价值参照体系毫无关系。他不懂这个道理，这么一来把价值分解，是与非，好与坏，正与反，这些东西统统归进去。新闻价值观就成了大杂烩。

我们不明白一个概念只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往往逮到一个事情，把所有问题统统放进去。比如，我们讲深度报道，一讲到深度报道，就想到新闻调查、长篇通讯、焦点访谈，什么东西都把它囊括在深度报道当中。新闻学研究的最大问题就是一个概念把新闻学所有问题一网打尽。这么一来呢，自己把自己给搞糊涂了。所以科学研究你提出问题，提出概念的第一步，边界一定要清楚。概念是什么？内涵是什么？外延是什么？一定要明白，如果不明白，首先就把事情给搞糊涂了，越陷越糊涂。新闻价值观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很简单，就解决一个问题。至于这条新闻好与坏，它不管。这是另外一个体系要解决的问题。

任何问题研究的开始都是从概念的清晰开始。概念不清晰，科学研究没法做。学生中存在的很大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的文章一写就混乱，写到后面自己都不知所云，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概念不清晰。概念不清晰的原因在于要弄清楚我们研究的到底是什么问题。例如，我们要研究深度报道，那么深度报道到底指什么？你一定要明确。比如说，我举个信息方面的例子。要研究信息的概念，要清楚信息是什么。因为信息概念有60多种，电脑是个信息资源，图书馆也是个信息库。新闻学的信息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你不明白，信息的题目就没法做下去。所以说边界对于科学研究非常重要，我们的脑子清楚这一点。如果论文做不下去或者是问题搞不明白，或者一做就乱，那么，你一定是在一开始没有把边界搞清楚，也就是概念不清晰。

一讲到概念就会想到定义，其实概念和定义是两码事。每个人都按照概念生活，但是不会按照定义生活。定义是无关紧要的。例如杯子的概念，我们都是清楚的，但如果给杯子下定义我们就写不出来。鲜花我们也明白是什么东西，但是却不好给出定义。但是我们可以沟通，因为我们对于杯子和鲜花的概念是一样的，如果对一个事物的概念都不一样，就无法沟通了。因此，我们是依靠概念生活的，而不是依靠定义生活的，定义是无关紧要的。

现在很多文章都建立在定义上，关于新闻学的定义，现在有几千篇文章在做，有什么用？解决了什么问题？不解决任何问题！重要的是概念清晰明确。所以千万不要在定义上下工夫要在概念上下工夫。如果我们生活在定义上的话，我们一生要背成千上万个定义，那我们还怎么活？儿童从小开始说话就对概念很清楚，你让他拿一支烟，他不会给你拿一支粉笔。人年纪大了反而糊涂，例如有人在关于管理的论文中说了很多关于管理的概念，有什么用？只要告诉我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比如什么叫新闻？一个叫真实，一个叫新鲜就行了。至于定义怎么下，那是另外的事情。抓住最主要的东西就行了。

（六）抓住关键问题

新闻学的教师包括研究生们，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知识结构单一；二是离开实践太远。比如说教新闻采访写作的教师，我希望他们在实践中干过，当过编辑记者，教新闻采访写作，一定要能看得懂看得出新闻稿中的问题。如看电视新闻，任何时候都要能看得出是好还是坏，问题何在，一眼要看懂。不论是搞理论还是实践，这是最基本硬功夫。

拿报纸来，教新闻理论的老师也好，教业务的老师也好，你就要讲出来报纸的定位，功能定位，受众定位，风格定位，讲清楚长处何在，问题在哪里。这是从中观层面上讲。从微观层面上讲，每一篇稿子要看得清清楚楚，问题何在。一下在就能说出来。在座的无论是硕士生还是老师，这都要有这样的硬功夫。如果你下的工夫不够，你们不可能成为好记者好编辑，不可能成为好老师。现在编了这么多教新闻写作的书，我可以讲一句话，我没有一本觉得是稍微满意的。因为离开实践太远，看不懂。很多老师说某篇稿子怎么好，实际上问题一大堆。包括现在我们评的很多好新闻。我拿过来一看，我说这个新闻怎么叫好新闻，里面一大堆的问题。

我们把新闻写作完全看作一种技能技巧，所有的新闻写作的书都是按照体裁来分的：消息、通讯、报道、特写，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学生两天就学会了，他就会模仿。关键是思想，体现在新闻稿中的思想。你能把握得住吗？你的判断能把握得住吗？所以说，要有独到的判断力，这非常重要。新闻价值判断对我们的新闻稿，她的重要程度，就是让人感兴趣，就是重要性，新鲜性，接近性等。

新闻学价值何在？对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个媒介是做什么的，它是打市场的还是找方向的？它是市场导向还是政治导向？它做给谁看？它的受众地位何在？它主要搞市场运作还是搞政治运作？它面向什么样的人？它的目标何在？真正目标何在？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理解四大媒体。

在我们的新闻报道当中，在科学研究中，我们抓不住问题，就是在中观层面上，对媒体的这些判断拿不准。还有，一篇稿子我们看不懂。我们只看懂它写的：哦，今天的新闻，写得很快，这个报道写得很好，这个背景交代得很清楚。那么，请问它理解的范围，总价值判断是什么？是不是准确？有何利弊得失？是非判断是否对？对形势的判断是否正确？这些东西才真正是我们对媒介新闻判断最科学的东西。为什么说教师知识结构不够呢，因为判断这些东西的知识结构不够，我们新闻学的理论中没有这种东西，不管我写的《新闻学概论》包括多么广，对于判断这些东西毫无作用。

新闻学里没有任何价值体系，必须从其他地方来获得价值体系，也就是说从党的方针政策，从法规，从其他社会科学和其他东西当中，才能获得书籍上没有的判断能力……现在我们的教师，看了太多新闻学的书，包括研究生在内，我建议你们看得少一点，包括我的书在内，知道在讲什么话就够了。我可以跟大家讲我读书的经验，在我整个读书的框架中，我80﹪时间是拿来读社会学和经济学。

（七）拓展学科知识

我每天看报非常快，但重要东西都认真看，所以我的剪报有这么厚（用双手比出大约一尺高度），我一下子就能把问题抓住，所以举例子多得很。今天的报纸我就能举例子，在这点上，我比你们强，我看得懂媒体。如果你看不懂新闻媒体，比如说电视台给了几篇新闻稿，现场就让我看，30分钟内，我可以一条一条讲，这条新闻有什么问题，这条新闻好在哪里……不错，这是我可以做的，就是说任何一条新闻拿到，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讲。

这个硬功夫一定要过关，只有过了这一关，以后从事新闻实践，业务水平才会不断提高，才可以避免犯别人犯过的错误，而且能够吸收别人的长处；否则如果新闻稿拿来都看不懂，不知道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我们只能从技术上讲“他抓得很牢，他抓得很快，把这个问题抓住了”，那你们怎么提高？你对新闻的评析能力有多强，业务能力就有多强。理论联系实际，要到媒体中去，去实践，去体会。我们国家有那么多搞经营管理的书，不知道出了多少，我看了长叹一声，没有一个人搞过经营管理，书出了不少，文章写得不好，隔靴搔痒，因为不知道人家的痛处。

我能够写书写论文，我比你们强的地方，是因为我的很多学生都当主编了，很多老同学都在岗位上，我几乎每个礼拜或两个礼拜都要到媒体去，喝喝茶，坐一坐，听听他们骂爹骂娘，听听他们的苦恼、烦恼、问题。这些东西都统统装在我的脑子里，好处是什么呢？不一定能写文章，但是我永远把他们的麻烦挫折这些东西装着，在我读书的过程中，我忽然就开窍了，来了灵感，原来他的问题就在这里。

我的学生来了看老师，谈谈苦经；我的同学看我，谈谈苦经。我也不会讲出去，他们的苦恼也不可能给别人讲，跟我这种人讲讲，他感觉无所谓，我跟他没有利害关系，我也不是告密者，我也不会快嘴快舌随便乱讲。他们抓住我可以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说李老师我跟你谈得很愉快，我终于可以找人诉诉苦啊。

我到全国各地的好处，是认识了好多编辑，他们想让我出出主意，但更多的是想向我谈谈苦经。像《南方日报》总编杨兴峰，他扔下一堆人陪我，为什么呢？找到一个倾诉对象。就这样，我不断地和他们接触，在跟他们的交谈中，了解到他们很多的经验、体会、苦恼，还有许许多多他们感到迷惑的问题。比如说我写媒体的三重属性那篇文章，就是一位报社朋友向我诉苦，党报应该怎样走出去？如何走向市场？带着这样的问题，我想了三个月，突然想到三重属性，两天就写出来了。

我脑子里永远有问题，永远有许多实践中的迷惑、烦恼、矛盾、焦虑，都摆在我脑子里，太多了。这些东西经过慢慢消化，突然有一天，我就会冒出来一个想法。我走在路上，总在想问题，所以我走在街上是目不斜视；任何人给我打招呼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问题，所以我不敢开车，一开车的话我脑子就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有一次，学校有个老师碰到我：“李老师啊，李良荣啊！”我说：“谁啊？”就向后看找人，其实人家是在前面跟我打招呼。

我也不知道我想什么，我脑子里装了很多问题，给了我许许多多想问题的素材，所以，我说你们研究生或新闻教师找不到问题，是因为你们就不明白实践中矛盾何在，苦恼何在，焦虑何在，解决什么问题？问题从哪里来？

最近有个事件叫“苏丹红”事件，外国有个著名品牌肯德基，碰到“苏丹红”危机，但是肯德基站住了，它没倒下；但与此不同，中国的百年老品牌“冠生园”月饼，因为用陈年月饼馅被曝光就倒了；金华火腿，因为劣质火腿问题一蹶不振。为什么国外的品牌遇到这样的危机，还能站着不倒？我们百年老品牌，只因一个事件就垮，一阵风就吹垮了！这难道不是课题吗？这不是公关案例吗？多么好的题目啊！你们也是天天看报纸，我跟你们一样也看报纸，你们抓住这个问题了吗？

谁能告诉我，你在做这个课题？报纸上这类问题多得很啊。为什么肯德基还能够在问题中更加强大？为什么我们百年老品牌如此地弱不禁风？你们想想我们现在的公关，教学生公关的书，都是告诉学生一些技能技巧，实际上是告诉他们怎么样想办法树立自己的形象，其实任何一个企业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诚信。我们公关课上教的案例都是在玩弄技巧，玩弄手段欺骗消费者，欺骗社会，怎样树立自己的形象？可以去研究人家为什么成功，我们为什么失败？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课题吗？

我们在读报的时候，在看电视的时候，永远要多想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想一想有多少课题可以研究，可以不断的抓住活生生的课题来研究，写出非常生动的文章。脑子中要充满了问题，所以说一个傻瓜比十个聪明人能提出更多的问题。人家一看你问题抓得好，人家就愿意读你的文章。我读一些学生的论文，有的一看题目就觉得索然无味；而活灵活现的文章，切实抓住矛盾的文章，一看就要读下去，很能引起我的兴趣，活生生的。

（八）新闻研究的理想模式

我们不是说新闻报道要抓住问题吗？科学研究同样要抓住问题，要抓现实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实实在在的问题，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要抓住问题；抓住问题后，怎么来解决呢？这就需要一个理想模式。我们是从问题开始到理想模式，这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个方向，这个问题怎么分析，怎么概括，怎么归纳，到底想往哪里等，想用哪种理想模式等。就拿肯德基来说，为什么它能够成功，肯德基这个案例就是一个理想模式，那么这个理想模式又是什么？这就值得我们研究了，他们怎么处理；他们的公关，危机公关怎么处理的，你可以把他总结一下；他们的企业文化包括些什么，你可以把它总结出来。这就为我们的公共关系学，为我们的企业树立一个模式。

问题有了，你想解决到什么地步，应该解决到什么地步？如果没有方向，没有一个理想模式，你的分析就没有方向，不知道车子往哪里开，不知道问题领到哪里去？所以，需要一个理想模式。理想模式肯定需要一个参照物，这就要考验我们的知识结构。在我们的理想模式当中，在我们新闻学的研究或者其他学科的研究当中，我们总是经常说，西方怎么样，美国怎么样，英国怎么样，永远把西方的东西作为我们的理想模式，这个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了！这实际上不对。必须从我们国家的实际国情出发。我是说我们的知识程度有多高，我们对中国问题的理解有多深，我们就能提出多好的理想模式。为什么知识分子永远是在批判？因为对知识分子来说，他的价值就是批判现实，他对现实永远不满；所以为什么知识分子很苦恼，不容于当权者，老是跟当权者格格不入，因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就在于他否认现实，不断去挑战现实，永远将我们的社会向理想模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