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化新闻研究的特点与新闻改革的初步探索

二、体制化新闻研究的特点与新闻改革的初步探索

新制度的建立无疑有其强大的生命力,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潮流。但是制度建立以后,尤其是“制度化”后,一切非制度成分的排斥,导致一些活跃因素的缺失,从而出现种种问题。对此,决策者和开明人士都意识到保持内部张力的必要,这是新闻改革的理论依据,而新闻改革也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学术空间。

(一)体制化新闻研究特点

新中国新闻事业的网络系统及体制的建设,为新闻事业的迅速发展、新闻传播功能的有效发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闻工作环境与研究环境也与之相适应,从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全面向苏联学习,到在新闻教育领域的调整,到具体单位的新闻业务学习,以及纠正来自体制内部出现的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问题,进行新闻改革,等等,都是在体制内有效的运作中,有组织地自上而下实施的。这在某种意义上与当时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特点相一致,同步建构起来的这种“体制化”新闻学研究特点如下：

第一,研究方式表现为以新闻机构的日常工作与工作研究相结合的形式展开。新闻报道的中心,新闻单位活动的主题,以及围绕“中心”、“主题”相应地学习、探讨的研究活动,都是来自上面或者是体制内布置下来的,并由系统、单位组织实施。在短期内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功能,实现了新的新闻体制的有效运作。如《学习〈真理报〉的经验》、《苏联广播工作经验》、《塔斯社工作经验》等,当时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系统、人员还不完备的情况下,新闻的学术研究与新闻事业建设、新闻工作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新闻研究的基本状况——基本上是所谓新闻单位人研究工作事,独立的、纯粹的学理性研究尚不成气候。

第二,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展开对新闻的认识与研究活动。马克思主义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实践性有效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所以不仅党员、干部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说也被中国的知识界熟悉和接受,同时迅速普及社会大众。这种学习研究是有组织地自上而下进行的,其中由于政治运动对新闻研究的制约,政治话语的运用成为新闻学研究语言的基本特色。

在这一过程中显示出“速成”的效果,也带来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突出强调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的分析方法,也导致对在之前中国社会思想领域、学术界已有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等其他的理论“范式”采取排斥的态度,其中也存在对马克思主义误读的问题,还没有遵循列宁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的原则。

第三,研究成果的形式表现出文件、讲话、报告及学术社论等的文体特点。作为学术研究文章与中央文件、报纸社论界限模糊,从语言的运用到观点的提出,都非常相似。这些讲话、报告、社论等即使以个人名义出现,也多是政策指导性质及理论教条的阐发,代表主流的观点和意见,缺乏个性化的研究和对问题的争鸣与探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新闻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的一个不同之处,新闻学研究及研究人员与媒体密切相关,新闻的理论性文章往往又与社论的时事性、政论性联系起来,作为机关报,尤其是高一级的机关报是决策部门的重要机关。新闻学研究常常是围绕这些文件、社论、讲话展开,呈现出体制新闻学研究的特点,新闻学研究的题目是由上面给定的,观点也是事先明确的,研究也就是补充些例子,展示一下研究者的认识过程。这种特定时代的学术研究与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性有内在的一致性。

总之,新闻的体制化研究具有明显的行政运行的特点,同时与主流意识形态空前高度一致,这不仅体现在新闻事业的宏观政策层面的统一部署和工作安排上,微观层面的新闻业务研究活动也以某种组织形式开展。如为了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能力,新华社开展为期三个月的“练笔运动”,这场运动的酝酿始于1951年1月下旬,其目的是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新华社的业务水平提高一步。2月13日,新华社颁布了《开展练笔运动的决定》,成立了练笔运动委员会,对旨在消灭稿件中事实错误、文法错误与文字冗长现象的“练笔”运动作了具体部署。同时还组织评奖与竞赛,加强资料核对制度,以新华社办的业务刊物《新闻业务》为阵地,开展编辑记者探讨业务及采写经验交流。

此外,新型的新闻教育体制和新闻课程体制也建立起来。为了培养大批的新闻业务人才,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新的新闻事业体制的需要,新闻教育工作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一方面,改造旧学校新闻专业,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并组织学生参加政治运动,用无产阶级新闻观点消除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另一方面, 1954年中共中央党校设立新闻班,新中国成立后新创办的第一个大学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55年成立。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国家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逐渐整合形成一个高度统一的一体化格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即计划而非市场的社会模式建立起来,科、教、文、卫等机构是政府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都是“国家干部”,所以,体制的控制和影响的效能非常强大,行政的力量支配一切(包括学术),新闻学研究围绕着新的新闻事业的建立、新闻活动有组织进行的这么一种式样展开,这是体制化研究形成的历史契机,同时也规定了这一历史时期新闻学研究的思想秩序和表达样式。

(二)新闻改革的初步探索

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深入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某些不适应问题。如长期的根据地办报实践,强调指导性而习惯于直接代党政机关发言,新闻媒介的基本功能、信息双向沟通常常被忽视,而报道的生动性不够。在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中,也出现了脱离中国实际、对苏联经验盲目生搬硬套的现象,如《真理报》不刊登广告,于是我们的报纸也不重视广告。在广播工作方面,一是提出以中央台为基础、地方台为补充的办节目方针。要求地方台用较多的时间转播中央台的节目,其后果是削弱了地方广播联系当地实际的作用,也影响了地方办广播的积极性。二是限制在广播中开展批评,受苏联经验的影响,认为广播不宜于进行批评,只能谈成绩,不能讲缺点。《新民报》晚刊则把《莫斯科晚报》的版面全部翻译成中文,参照改版,结果是文化生活内容充实了,但原有的地方性和群众性等特点不见了。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严重,引起了读者的不满,新闻工作者的不安和最高决策层的关注。1956年4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8],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这一方针有进一步的阐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它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19]1956年5月,刘少奇在与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不分好坏,不看条件,一律接受,一律学习,一律照办,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盲从,就是迷信”,“我们的新闻报道,学习塔斯社的新闻格式,死板得很,毫不活泼……我们不能学习党八股”,强调“要有思考,要有创造性,要有独立性才可以把事情办好。”^[20]在这一背景下《人民日报》率先进行改版,带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新闻业的第一次改革。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由日出对开一张四版改为二张八版。在当天发表的《致读者》社论中阐述了办报的理念和主张。第一,“扩大报道范围”,“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力求适应读者的需要”。第二,“开展自由讨论”,在讨论中,“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第三,“改进文风”,“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同时在报业经营管理方面,1956年10月1日开始,机关、团体等单位中私人需要的报刊实行自费订阅,其后报刊发行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1956年中央和地方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都陆续进行改革,由于“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使得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造成的国家意志强力与知识分子精神萎缩的反差得到调整,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和学术热情得到了激发,新闻学研究有了新的规划和布局,在改革过程中对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诸多方面都进行了研究探讨,如报纸的性质、任务,报纸的经营,读者观念,指导性和趣味性关系等,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可惜随后因“反右”运动而中断,新闻改革及新闻学研究的成果没能巩固下来,没有来得及在实践中展开、理论上提炼,便夭折了。

站在50年后的今天来看这次新闻改革,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所针对的是教条主义、党八股等问题,深层原因还是由新闻的计划体制造成的,新闻单位是党和政府的一个部门,新闻活动按照上级机关的工作来布置,凡事强调宣传教育,忽视了新闻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影响新闻媒介功能的正常发挥。随着对问题的调整,最后自然要涉及体制本身,进一步的思考探究则被视为是所谓“右派分子”在向党猖狂进攻,这又是体制所不容的。这是个悖论,解决问题之道是在体制上做出调整,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闻改革是伴随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的。显然当时这一体制的优越性还在充分的展示中,对其中的问题认识得还不可能那么深刻,应该历史地看待这一问题,1956年的新闻改革为以后的改革提供了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