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社会转型

一、俄罗斯的社会转型：“革命”式道路的选择

在近代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被称为“二元革命”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两大推动力，成为代表西欧社会转型的原生型态，或者两种不同的“模式”^[1]。具体而言，英国的工业革命成为在经济上迈向资本主义的典型模式，而法国大革命则成为在政治革命引导下实现体制变革的“革命模式”或“法国式道路”。在“二元革命”发生后，从此，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已经不再可能独立地走向现代社会，他们都要在这样“二元革命”的外力激发下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或者选择英国式的经济发展道路，或者通过法国式的政治革命来完成自身的社会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由于这场政治革命给人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与英国工业革命相比，更加成为很多国家特别是后发现代化国家人们思考和研究的对象。对于那些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讲，在社会转型的道路选择上，走法国政治革命式的体制变革的道路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例如近代的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如此^[2]。

对于俄罗斯来说，自近代的彼得大帝开始，面对西方的强大，他决意要改变俄罗斯落后的社会面貌，从此，迈向西方文明就成为俄罗斯的一种历史走向，也是一种价值走向，更变成了俄罗斯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但在面向西方的社会转型还未完成之时，1917年十月革命后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使得俄罗斯“侧滑”进入了另一个发展路径，这也意味着，苏联“集权”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和对原体制的改造更加“偏离”了既已存在的迈向“欧洲文明”的发展道路。而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体制的全面“胜利”也已经使俄罗斯与欧洲文明的内在特性产生了更大的“偏离”^[3]。

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重新面临社会转型道路的选择时，历史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俄罗斯再一次选择了面向“欧洲文明”的发展道路，要把“侧滑”与“偏离”的俄罗斯重新拉回到面向“欧洲文明”的发展道路上去。而此时，俄罗斯又面临着重大的抉择，是选择渐进的改革之路还是用革命的方式，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4]。事实表明，俄罗斯仍选择了法国式的政治革命与社会体制变迁的激进方式，尽管这一次的体制变革更符合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更符合欧洲文明的内在特性，也更符合俄罗斯的历史走向。

按照法国大革命史权威、法国历史学家索布尔的考察，“革命”其词源的本意，指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去。最早它是一个天文学的概念，根据《利特雷辞典》所提供的第一个含义，指一个星体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因此，可以把革命理解为返回到在历史的行程中被阻断了的原始秩序中去。更具体一点来说，也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政府”或“在社会和道德领域中”的突然和猛烈的变化^[5]。前者更多的指政治革命，而后者则指社会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和俄罗斯的当代社会转型来说均符合这一特征，它们既是一场政治革命，又是一场社会革命。

我们知道，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戈尔巴乔夫就把他的改革新思维称为革命^[6]。同样，1991年的叶利钦上台也理所当然地被定义为革命。1997年，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说道：“六年前俄罗斯爆发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只不过人们没有道破这一点。”^[7]另一位历史学家A·里亚博夫写道：1991年在俄罗斯“发生了推翻党的权势官僚集团统治的反共产主义政治革命”。这样，革命成为俄罗斯民族对这场变革的概括，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8]。事实上，“革命”的冠名并不仅仅是在事后的称呼，在俄罗斯这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领导这场转型的领导者的头脑中都始终存在着革命的意象，而这种革命就包括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雅克福列夫（Yakovlev）曾说过，他以前关注于俄国的二月革命，在政治经济重建（perestroyka）时期则开始研究法国大革命。盖达尔说道：“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我在很大程度上想到了二月革命。”虽然如此，法国大革命仍对他产生了影响，并且“革命”成为他的指导思想^[9]。

为什么俄罗斯的领导者会想到革命以及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俄罗斯要选择走上法国式的革命道路来实现社会转型？在俄罗斯，是否法国式的革命转型道路就是最好的选择？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使我们很有必要对俄罗斯的社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革命作一比较，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俄罗斯所出现的急剧的社会转型，同时，对革命周期的研究也能探测到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未来趋向，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比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革命式”的社会转型对于俄罗斯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二、革命原因的分析

1．法国革命原因的分析

是什么因素造就了这场震惊世界的革命？在此，我们必须从革命发生学的角度来探讨革命的原因。正如克兰·布林顿所说，要判明革命的“前驱征兆”。

通过研究法国大革命，美国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对革命的原因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革命并不是发生在社会经济的衰退之中；相反，它们均发生在社会经济的进步之时^[10]。他指出，法国在路易十六统治时，经济处于发展时期，英国、美国革命前的经济也都在发展而非衰退。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系列经济危机的现象，如法国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等。布林顿认为，这是政府的财政困难，而非社会的经济危机。总之，革命不是发生在经济衰退的国家，而是经济发展的国家。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各个集团的不满情绪却在不断增加。这些社会集团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经济发展中获得最大利益的集团，即资产阶级集团；另一种是生活困苦的人民群众。布林顿认为，处于贫困地位的人民群众的苦难、不满以及抗议斗争并不构成革命的“前驱征兆”，也就是说人民的苦难和斗争并不构成革命的原因。排除了人民群众这一群体之后，布林顿把考察的重点转入另一群体即资产阶级集团。

布林顿并不把革命的爆发视为整个资产阶级活动的结果，而认为只是资产阶级中一些特定的独立集团活动的产物。因为这些特定的独立集团的经济活动和发展趋势受到了现存社会条件的阻碍或“约束”。所以，革命即是资产阶级中特定集团不满情绪的爆发，而这种不满也就是革命的征兆之一。

当然，仅仅存在这种不满的情绪是不够的，还必须使其得到宣泄，并且要被提高到成为影响社会、影响人们思想的重要因素。这项任务便要由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来完成，而在此时，在旧制度下，知识分子恰恰背叛了他们依附的统治阶级，布林顿称之为“知识分子忠诚的转移”。其结果便是建立了革命的观念。如布林顿所说：“千万支笔和呐喊声在革命爆发之前的年代里建立了我们称之为革命观念的基础”^[11]，而“没有观念就没有革命”^[12]。这一点，法国大革命表现得尤其充分，革命前，一大批知识分子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都背叛了自己所属的统治阶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猛烈地抨击旧制度，要求建立新体制。布林顿说：“18世纪晚期的文献绝大多数是社会学的。如果你翻开保存下来的已经陈旧发黄的18世纪法国的报刊，如果你试图重现沙龙或俱乐部的喋喋不休的议论，你将会发现那是一片对现存制度的怨恨和批判的大合唱。”^[13]正是这批知识分子创造了革命的观念。“这种革命的观念不仅对革命的行动起着合法认可的作用，而且也起着削弱和破坏现存制度合法性的作用。”^[14]

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革命爆发或革命形势成熟时，大都只着眼于考察下层人民的起义斗争，而往往忽略了上层统治阶级的衰落状况。正如布林顿所说：“统治阶级的衰落以及这种衰落与革命的关系是迷人的、相对未被开发的课题。”^[15]那么，当革命的经济条件与思想条件已在累积发展之时，统治阶级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此时，统治阶级已开始衰落，从功能上讲，他们已丧失了继续实行统治的能力。另一方面，这种衰落还表现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从内部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希望革命，并且也推进了革命。此外，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其社会结构应该是流动和开放的，布林顿把它叫做“为才智之士开放前程”。而在革命前，统治阶级的很多措施却阻止了这种社会流动和开放。资产阶级日益取得财富成为经济“巨子”，却被排斥在国家政治大门之外，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世权力均为特权阶级所操纵。在这种封闭、停滞、僵化的社会政治结构中，资产阶级的不满愈益增强，社会对立愈益加剧，这也就成为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条件。

2．俄罗斯革命的原因分析

（1）认同的危机

相比较于法国革命，俄罗斯爆发革命的原因在很多方面与之非常相像，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俄罗斯革命的爆发，或者说，推动革命的动力来自哪里。

回顾西欧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是，当资本主义在西欧诞生并确立成一种体制时，社会主义也随之产生，他们要为平等而斗争。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正是这一斗争的成果。必须记住的是，当社会主义在西欧最早产生时，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公正性，社会主义并非是天然要被怀疑的对象。但是，在苏联，当社会主义从一种思潮变成为一种体制，并大规模展开其实践时，它开始所具有的合理性正在逐渐改变，“异化”成为自身的对立面，由此导致俄罗斯民族在思想观念上的“认同的危机”，人们越来越开始怀疑从一开始无数先驱者所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例如在1989年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有人发言说：“马克思主义90%都陈旧了，列宁主义应该彻底被推翻……”集会的听众中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这一年的11月7日，苏联的国庆节，也是十月革命72周年的纪念日，在经政府批准的游行中，打出了以下的标语：“为苏联共产党送葬！”“十月政变——俄罗斯的灾难！”“伟大的十月是伟大的欺骗！”“苏联人除贫穷以外再没什么可失去的了！”“永恒的光荣属于最早的改革者——1921年喀琅斯塔得的水兵们！”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群众对苏共领导人的支持看到苏共合法性的危机，看到俄罗斯社会的分裂（见下表）。

在1989年斯大林的9%的支持者中，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此外，在以中学生和大学生为对象的社会调查中，认为美国好的占81%，认为美国不好的只占3%^[16]。

了解俄罗斯社会中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革命前已经发生的社会认同危机，或者用布林顿的话说，“知识分子忠诚的转移”和“革命观念”的建立。在长期集权体制的统治下，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已经对这种体制深恶痛绝，从原来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转向了批判，作家索尔仁尼琴就曾预言苏联不能生存至1986年。特别是一批激进的年轻知识分子更加仇恨共产主义体制^[17]，向往一夜之间进入资本主义，他们在观念、心理乃至行为上都已西方化^[18]。如身居总理职位的盖达尔很早就被称为“芝加哥小男孩”，《生意人》杂志把他称为“完全美国化了的专家”，因为许多词语他用英语说比用俄语更方便。记者加林娜·巴萨诺娃指出：“关于盖达尔，人们都说他有点像是自己国家里的外国人。”^[19]在盖达尔的周围集聚着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这些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主导观念是希望俄罗斯迅速资本主义化，他们被称为“新西方派”。亚历山大·齐普科说：“如果看不到，在1991—1992年的转折，正是盖达尔的‘反大国思想’的意识形态掌握了群众，正是在那时候新西方派对斯拉夫大国派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那就是对新俄罗斯历史一窍不通。可以对盖达尔及其观点有不同的看法，但不能不承认，当时正是在他的思想的旗帜下聚集了最有文化和最天才的一部分苏联知识精英。盖达尔及其班子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现有的‘俄罗斯思想’中的一种，它至今是俄罗斯改革的意识形态，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20]

（2）“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

正如布林顿所说，革命前，统治阶级开始衰落了，其内部也已经分裂了。这一点在俄罗斯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俄罗斯，一批被认为是党—国精英的人士都对苏联这种集权体制的认同产生了危机，尽管他们还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嘴上还高唱着社会主义，但他们早已经与社会主义作了告别。有事实表明，在1991年6月所作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几乎没有人再支持社会主义制度^[21]。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学术界在分析这场革命的群体动力来自哪里时，很多学者提出了十分有益的理解^[22]。但在我看来，这些理解没有揭示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掌握着各级权力机构的一批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已经从社会主义体制中分裂了出来，这才是实现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体制转变这场革命的最为关键性的力量，正是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才一举推翻了社会主义，确立起资本主义，并将之合法化。所以，我们看到，与很多革命相比较，俄罗斯的这场革命远非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恰恰相反，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由此，我们可以正确地解答俄罗斯革命的动力来自哪里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俄罗斯革命前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在看似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中，已经分化出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并且要取代无产阶级的新的力量。正是他们，最后埋葬了他们亲自执掌的社会主义体制^[23]。

为什么这些党—国的精英们迅速转向了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其原因有多种，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利益的考虑，以及对未来资本主义的想象等心态的因素。对此，大卫·科兹曾做过这样的分析：“早在1987年，某些党—国精英们就把自己变成资本家了。到了1989年，这一现象已是遍地开花了。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终结，党—国精英才抛弃旧体制。真正的事实与之相反：是由于党—国精英抛弃了旧体制，旧体制才瓦解。”^[24]当然，这种解释更多地注重了经济利益。如果再仔细考察的话，党—国精英们不仅有现实的利益合法化的考虑，还有对未来经济利益的预期。如果再进一步研究的话，在这样的经济利益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促使了这些党—国精英们下定决心要结束旧体制呢？是全民族的利益，还是俄罗斯融入西方文明的大势，还是其他？

（3）经济增长下的缺陷

从经济上来看，正如法国大革命不是爆发于经济衰退之时一样，俄罗斯也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澄清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体制建立后，俄罗斯的社会主义体制也能够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增长，革命的产生并非由于经济没有增长，而是因为体制原因所导致的增长缺陷（见下表）。

续表

与发达国家相比，20世纪70—80年代的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不慢，但仔细分析其质量，却落后于发达国家。随着“现代化”的行进，随着现代化向后现代的转变，俄罗斯在从现代化向后现代的过渡中，其经济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明显无法完成这种过渡，无法满足人民对消费多样化的需求。齐格蒙·保曼说，与资本主义比较，俄罗斯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提供给消费者以更广的选择。他在解释俄罗斯革命的原因时还说道：俄罗斯的计划经济，俄罗斯以煤和钢为标志的现代化无法使其面对后现代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转型阶段发生了革命。对此，俄罗斯经济学家奥托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俄罗斯在20世纪初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完成了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但在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俄罗斯的社会主义体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25]。因此，可以说，不是社会主义的体制不能创造或实现工业化而导致了革命，恰恰相反，是在实现了工业化的过程中因为其体制上的缺陷使之无法进入后工业社会，无法满足人民的多样化需求，从而导致了革命的爆发^[26]。这与布林顿对革命经济原因的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处，并且能够改变我们通常所形成的对革命经济原因的理解。

（4）对资本主义的想象和革命崇拜

如果说上述原因是革命爆发的内在动因的话，那么俄罗斯作为后发国家长期以来对资本主义的想象和迈向资本主义的努力，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惜使用过激的方式，又为加速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又一助推力。

俄罗斯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曾指出，俄罗斯的西面与欧洲接邻，因此，“16世纪以后，它同欧洲各国的每次冲突都使它痛感欧洲文明的优越性。无论是否愿意，它都得想想要从欧洲学点东西”^[27]。而在进入先进欧洲的道路选择和所模仿的榜样上，俄罗斯更多地想到了法国极其法国大革命。自18世纪始，法语成为俄罗斯的宫廷语言，法国文化成为俄罗斯上流社会竞相学习的先进文化。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时期，俄罗斯开始大规模接受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在一些贵族的家里，“摆满了伏尔泰、让-雅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著作”^[28]。就连女皇自己也自称是“伏尔泰的女弟子”，她说：“让那些出生时是自由的人沦为奴隶，是同基督教和正义格格不入的”，“自由乃万物之灵魂，如无自由，则万物皆为死物，我愿众人服从法律，但并不要做奴隶”^[29]。以后，在面向西方的进程中，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为坚定地学习西方，并在俄罗斯传播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原则的中坚群体。著名的知识分子拉吉舍夫坚决反对专制制度，要求实现自由。他说，“专制制度是一种与人的本性最为对立的状况”，他还写道：“啊，如果那些披枷戴锁的奴隶在绝望中奋起，用束缚他们自由的镣铐打碎我们的头颅，也就是自己的主人的没有人性的头颅，并用我们的鲜血温暖他们自己的田地，那该有多好啊！”^[30]随后的十二月党人更是坚定地要向西方学习，要用革命的方式来改变俄罗斯的专制制度，他们自称是“1812年的儿子”。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之后，俄罗斯民族向何处去依然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中心话题，法国革命式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再度成为他们思考的对象。在这些知识分子中，如赫尔岑认为俄国的历史命运将与法国革命密切相连，俄罗斯民族要实现法国革命的同样任务。另一位思想家别林斯基也是法国革命的崇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希望法国革命在俄罗斯重演^[31]。别尔嘉耶夫在谈到19世纪俄罗斯的思想主旋律时说，热烈地渴望进步、渴望革命、渴望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渴望社会主义^[32]。总之，崇拜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原则，走革命式的法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不变的“思想情节”，它既成为一种俄罗斯民族的思想基因和历史的底蕴，同时也影响了俄罗斯从近代以来的历史选择，直至20世纪90年代对资本主义的选择^[33]。

在实践层面上，自彼得大帝开始，面对西方的强大，他决意要改变俄罗斯落后的社会状况，实行一系列的改革，如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教育改革，甚至生活方式的变革，这种改革自上而下，全面而广泛，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仅如此，在如此全面的改革中还要完成社会结构的转换，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文明需要教化，也需要时间，但现实的世界不允许如此等待，因而在方式的选择上，这些改革毫无例外地均为强制推行，在强制中凸显一国领袖们对改变本国落后的焦灼和迫切。此后，俄罗斯历经农奴制改革，还是要把俄罗斯拖向西方。这种强制实际上就是一种变异了的革命，它反映了俄罗斯人民对激进方式的认可，对变革自身社会的强烈追求。

不可否认，在俄罗斯对法国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选择的同时，也同时存在着反对这一道路的其他派别，如斯拉夫派等。但是，俄罗斯的历史实践表明，俄罗斯的“历史命运”正是以选择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方式走向欧洲资本主义这一观念占据了主导。这里，撇开历史上的反对者不论，让我们研究一下在当代俄罗斯转型中这些不同的声音，以及它们为什么没有成为主导，对理解这场革命的爆发也饶有意义。

当俄罗斯实行超越现实的自由市场化做法时，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著名经济学家亚列缅科就认为，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不适用于俄罗斯，他不反对市场改革，只是认为向市场和开放社会过渡是第二步。同样，很多学者在1992年召开的莫斯科国际经济大会上对休克疗法提出批评，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些市场改革的过渡方案。但这些方案遭到拒绝。1994年，由俄罗斯和美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包括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再次提出与现行的“激进自由化”不同的改革方案，他们签署了一份联合使命声明书，提出了一套观点和联合工作大纲。声明说，存在着向市场和金融稳定过渡的替代方案，它们不同于已经在俄罗斯实施的休克疗法，声明同时提出了风险小、收效大的政策措施。在1996年俄罗斯大选前夕，该小组又准备了一份提交给下届总统的声明，题为《俄罗斯新经济政策》，发表于《独立报》。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对这五位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和俄国著名院士的提议，新的总统班子和俄罗斯政府根本不予理睬^[34]。这种冷漠恰好表明，在俄罗斯的领袖和一批知识分子中，过度推崇和相信他们所构想的资本主义对俄罗斯社会转型的作用，而无视其可能产生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纠正。恰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所说，俄罗斯“误解了市场经济的真正基础，以及未能把握住改革进程的基本原则。教科书应付学生或许不错，但为政府做顾问，从头建立一种市场经济，就不行了——特别是由于典型美国版的教科书……唯新古典主义的马首是瞻，无视其他传统……”^[35]

在知识分子内部，很多人同样也在批评俄罗斯的这种激进的理论，经济学家奥列格·普切林采夫指出：“我们常常把市场看成简单的‘自动机器’（如说‘需求产生供应’、‘商品—货币—商品’等等）。实际上，市场只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类似我们的‘科学共产主义’教师们的西方思想家的头脑中才是简单的。事实上，它（更准确地说，是‘它们’，因为有许许多多的市场）是难以想象地复杂。关于如何摆脱‘完全的竞争’，人们已写了许多书；看来，无视几代经济学家历经苦难而得到的这点知识，正是盖达尔班子中兴高采烈的新信徒们的主要错误。”^[36]已经是美国政治学家的俄罗斯人伊戈尔·叶非莫夫在1991年说道，尽管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形式，“但是，历史同样清楚地表明，自由市场是一种奢侈品，远不是每个国家的人民在自己历史的每个时刻都可以随意享用的。要有十分牢固的和经过考验的社会结构，使市场不致变成混乱和破坏。一下子同时变更政治、社会与经济结构，这是发疯……亲爱的读者和同胞们，请睁开眼睛看看周围的世界吧。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瑞典并未因搞社会主义而毁掉，巴西也未因搞资本主义而得救。因为，除了在马克思主义课堂上灌输到我们头脑中的那些训诫外，世界上还有比经济更重要的东西。这个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要素的名称，就是文化的成熟性。这里讲的是那种不能以读过的书籍与能背诵的诗词的数量来衡量的文化。这里讲的是建设人的共同体的文化。而它是缓慢地成熟的。如果某个社会选择了太大的、自己力不能及的速度，它就会从内部爆炸，正如繁荣的黎巴嫩遭到爆炸，和奔向工业化的伊朗遭到爆炸一样”^[37]。

在俄罗斯国内的反对声音中，也有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对这种激进的理论和实践深为不满，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把俄罗斯建设为资本主义，而是如何去建设资本主义，以及建设一个什么内容的资本主义。涅姆佐夫曾这样说过，“俄罗斯需要什么样的资本主义，这正是我们现在要作出的选择。第一种资本主义是权势官僚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的口号是：‘一切权力、财产和金钱都属于官僚阶层。’第二种资本主义是寡头资本主义。一切权力、财产和金钱属于一个很小的由公司、商界和非官僚人士所组成的阶层……而一条更好的道路……则是一切权力、财产和金钱属于尽可能多的人民。我把这称之为人民资本主义。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经济部长叶夫根尼·亚辛就曾宣称：“俄罗斯已经选择了资本主义。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在有效的资本主义、无效的资本主义和寡头资本主义之间作出选择。”^[38]为此，涅姆佐夫曾劝说叶利钦宣布“人民资本主义”为俄罗斯的国家思想，但叶利钦对此予以否定，执意进行全新的“革命性”的社会转型。

1992年，在俄罗斯曾举行过一次大型的企业厂长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不同理念的交锋可以看作俄罗斯人民对资本主义的不同想象。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80%为军工综合体的厂长，还有俄罗斯政府的高级官员如代总理盖达尔、伦欣、阿文、涅恰耶夫等部长。一位意大利记者在参加会议后作了这样的描述和评论：“出席会议的都是一些‘红色厂长’，至少仍旧是一些大型国营企业的厂长。我还记得这些‘干部’，还记得体现共产主义国家垄断制的官员委任制中间环节的这些‘齿轮’。他们一个个在扩音器前轮番上下；主席台上坐着一些年轻的、几乎都是刚刚迈出美国大学门槛的年轻人。这些人脑子里灌满了里根和撒切尔的信条，他们都是‘去管制化’（deregulation）的忠实拥护者。会上几乎所有的厂长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明白了，社会主义已经死亡。我们知道，为了竞争、效益和市场，必须牺牲我们绝大部分生产能力。但是，我们恳请你们考虑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在我们身后有着千百万个家庭，我们不能扔下他们不管。第二，与会的许多企业有可能很快成为世界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企业，但是只有在国家制定出有利它们复苏的投资政策之后方有可能。我们准备关闭应该关闭的东西，但是请告诉我们：为了促进将来生产的增长，我们应该保留什么，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在哪里？我记得坐在主席台上的那帮年轻人的呆板的面孔。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国家投资计划的问题，更没有去关心那些被解雇者的家庭。这不是由于他们残酷无情，是因为他们脑子里根本没有想到：这样一场规模惊人、史无前例和十分复杂的改革，如果没有大多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哪怕是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对他们模棱两可的回答感到震惊。叶利钦刚刚建立的政府对于国家工业转产还没有一点概念。年轻的政府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一点。”^[39]这一描写形象而生动地记录了俄罗斯不同群体对资本主义的不同理解，很多人，特别是一批所谓的“精英”们执著地要引导俄罗斯大步走向资本主义。

从历史上看，在事关俄罗斯选择何种发展道路上，俄罗斯一直就有“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分，西方派以及迈向西方的努力的图景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也成为一种历史的传统和资源。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俄罗斯在这一时刻对资本主义的选择。阿历克谢·乌柳卡耶夫回忆起1991年俄罗斯的社会情绪时写道：“在极短的时间里民主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就掌握了群众。在这两种思想和受到这些思想指引的人们结合起来的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成了政治革命的动力。”^[40]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夸大，因为并非是俄罗斯的全部群众，但它还是反映了俄罗斯当时的现实，反映了俄罗斯民族对资本主义的想象，反映了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想象又如何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被放大，被夸张，被选择成为一种主导，成为控制社会的主流观念。正是这样，俄罗斯才形成了“市场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万能”的极端性的理解。正像伊戈尔·叶非莫夫在1991年用批评的口吻所描写的那样：“市场！市场经济——我们唯一的救星。把一切都交给私人，让所有生产者都去自由竞争，让价格自由形成，不要搞计划，不要进行控制，不要下命令，国家就会搞活。于是俄罗斯就不会有政治罢工，不会有饥饿暴动。”^[41]

俄罗斯的革命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所形成的对资本主义和革命的表象和观念如何通过合适的中介变成了现实，变成了主导性的社会力量，成为在那个时期压倒一切的定义，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里，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一是大众传媒对此的推进和对社会民众的掌控^[42]，从而激发起了革命；二是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43]。这将是我们理解这场革命的重要视角，并有助于我们理解革命原因的复杂性和多因素的综合性，理解激进的革命方式和观念如何通过权力的互相搏斗从而变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性安排。

3．“建构”式的革命——革命动力的文化分析

综观上述俄罗斯革命的原因，我认为，有两个方面非常值得重视：一是对社会主义的失望而在俄罗斯形成了革命的推力；二是对资本主义的某种想象则形成了革命的拉力。这两种力量的交织形成了俄罗斯革命的动力。同时，历史上所形成的对革命激进手段的运用成为俄罗斯民族的传统，成为这个民族的表象，长久地定格在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也使得俄罗斯很容易复活这一资源，凸显这一记忆，并且很便利地将之付诸实践。这表明，俄罗斯的革命不仅仅是某个利益集团的现实利益在起作用，也不是现实社会自然演变的结果。实际上，在俄罗斯社会中，没有进行革命的天然基础，俄罗斯这场革命完全是少数人的文化“建构”与“制造”。

就俄罗斯的社会自然发展而言，在70年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俄罗斯没有形成市场经济的基础，没有出现具有市场经济导向的中产阶级，其革命的条件无法同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法国革命时的社会经济基础相提并论。就实际的社会利益来说，当革命发动的时候，往往以全民族或者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来出现，以便获得更大的感召力，动员起更多的资源，具有更多的合法性。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中，哪里有既定存在的共同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事实上，利益并不是作为一种先验存在的社会现实，而只是一种象征和政治建构，通过这些象征和政治话语的建构，各个阶级和各个不同的群体才达成了一致，并且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了固定的表象。例如在1991年，俄罗斯民众没有人出来保卫苏联共产党，相反，他们普遍认为，只有摧毁苏维埃制度才将对他们有利。而在革命之后，他们并未从中获得任何实际的利益。由此，他们想象中的革命能够带来利益、进步等的观念就被完全打碎，前文所引的民意测验的一则材料也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或者说革命只是这个民族对社会主义的怨恨，以及对资本主义的美好想象这样一种观念的产物、一种民族情绪的创造。如果我们再仔细探求的话，可以更准确地说，由这种普遍的民族情绪所引发的革命只是少数的强势群体在特定观念指导下的一种“话语建构”、一种发明，总之，革命并不单单是社会实体突变的结果，它完全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我认为，这是我们理解革命必须重视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如此，才造就了在俄罗斯社会转型进程中所表现出的种种激进做法。从革命形态学的角度来看，才使俄罗斯的这场革命同法国大革命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时，这种“建构”式的革命也造成了俄罗斯社会前所未有的一种“社会断裂”。同样，也会看到，只是发动革命的少数强势的利益集团得到了革命后的果实，而追随革命的大多数人民则依然还是陷入于原先的状态之中，他们并没有分享到革命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利益，相反，却被这种类型的社会转型所抛弃。

三、革命的发展周期比较

在革命周期的研究中，布林顿在重点研究法国大革命后，概括总结出了革命周期性发展的几个规范化阶段，并比较了其共同的特征。首先是第一阶段，这是革命从酝酿到爆发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中，革命派阵营击败了反革命阵营，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后，掌握政权的是资产阶级中的温和派。随之革命也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温和派统治阶段。

温和派属于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在法国则是吉伦特派。温和派掌权时期，原来与之联合一致的激进派这时分裂出来，站到了温和派的对立面。激进派指责温和派停止了革命，背叛了革命。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机构，于是出现了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双重政权。随着革命的发展，激进派推翻了温和派的统治，双重政权变成了单一政权。由此革命也进入了第三阶段，即激进派统治阶段。

法国革命中的激进派即为雅各宾派。雅各宾派掌权之后，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迅速开始转向激进，实行了“恐怖与美德的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怖统治远远超过人们所能忍受的限度，于是就出现了热月政变。布林顿认为，热月政变在一个革命社会中之自然到来就像大海的退潮，风浪之后的平静，发热之后恢复一样。所有这些革命都有它们的“热月政变”。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反动（reaction，亦可译为“反作用”，原文不含贬义）和恢复是革命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部分。因此，布林顿用“热月政变的反动具有普遍性”作为标题。在热月政变之后，接着又出现了拿破仑的专制独裁统治，革命于是结束。

这样，布林顿通过对革命过程的研究，总结出了革命发展的周期：革命的爆发阶段—温和派统治阶段—激进派统治阶段—达到革命的最高点恐怖统治阶段—热月政变对以前的发动和正常秩序的恢复—最后革命结束于专制独裁统治。

为什么会出现革命的不同阶段的发展？很多学者从革命动力学的角度作出了这样的解释：革命前或革命爆发时，不同的利益集团在革命的共同目标下往往能够团结起来，暂时遮蔽自己的利益，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不同利益集团的这些利益不同也随之显现，并展开了搏击较量。由此推进着革命从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的发展，于是出现了上述的不同阶段，例如在法国大革命当中的吉伦特派、雅各宾派、保皇派等。

作为一场革命，它的起点和终点在何处，俄罗斯的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对革命的起点，学者们大致框定为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段时间，具体来说，大致有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1989年“自下而起”的群众运动、1990年开始的国有资产的转移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在此，我们同意弗拉基米尔·毛的观点，把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及其改革看作这场“革命”的开始。

在俄罗斯“革命”的发展周期中，戈尔巴乔夫的“从上而下”的改革成为开始^[44]。在这场改革中，重点要解决促进生产等问题，而并未考虑到要把苏联改变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对此，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东欧共产党一次会议上讲得非常清楚：“你们中的一些人视市场为你们经济的救命针，但是同志们，不能想到救命针，而要想到救生船，而社会主义则是这只船。”^[45]在方式的选择上，自然是改革而非革命，他说：“我拒绝把革命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尽管从国内已经成熟的变革的深度来说，国家确实需要一场革命。”^[46]从这一思路出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显示了其缓慢渐进的特征。但是，改革一经发动，其具有的内在矛盾性便开始显现。这种矛盾性表现在，一方面希望避免现有传统的破裂，而另一方面，在改革中，要求推进激进革命的新的力量正在兴起。由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不同的利益和指向，只是在改革之初，两者间暂时还保持着一种平衡的张力，布林顿把法国大革命中的这种情况形容为“蜜月”，俄国人称此种合作为“玫瑰时期”。戈尔巴乔夫和很多人都被这种暂时的和谐所迷惑，常常说“我们是在一条船上”，“我们都面对着相同的障碍”。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不同的利益集团开始分裂，最终导致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变成了“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一过程的起点大约发生在1987—1988年。

1987年10月，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开始批评改革的现状和改革的步伐。而这时戈尔巴乔夫也开始第一次公开批评激进派走得太远。这标志着占据统治地位的共产党的党内高层开始分裂。同年底，不仅苏联的这些政治精英们卷入了这场斗争，在他们的领导下，基层的群众运动也开始出现，并组织成群众阵线，渐渐地这些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开始逐渐体制化。他们采用罢工、游行等方式来表达其政治观念，较有代表意义的是1989年6月和10月以及1991年4月煤矿工人举行的大罢工，他们从价格自由的经济要求扩展到了不要工会领导、实现独立的政治要求。与此同时，种族冲突和政治离心力也开始出现。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在这一阶段中，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展开了斗争。双方斗争的结果是戈尔巴乔夫渐渐失势，叶利钦开始掌权。其标志是1991年叶利钦在全国性的选举中被选为第一任总统。这样，这场革命也就由“温和”的第一阶段进入了激进的阶段^[47]。

在这一阶段，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从指导思想上就认为，不可能仅仅通过温和的改革就能根除现存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应该引导俄罗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其目标和基础就是走向资本主义，再度融入西方文明，而不能再顾及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现有的状况。1991年，叶利钦在纽约大学的演说中说道：“俄国已经作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48]1996年，他在致联邦议会的咨文中指出：“那些希望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之间为俄罗斯的未来寻求答案的人们所持的观点已经完全过时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反对的那种资本主义早已不存在了。”^[49]

按照波兰学者格雷高尔·科洛德卡的说法，俄罗斯信奉和选择的是“世上最恶劣的后共产新自由主义”。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盲目地相信市场经济的万能力量。1991年的华盛顿共识提出，只要政府淡出，市场就会有效配置资源，确保经济增长。这种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曾被戈尔巴乔夫视为不合俄罗斯的国情，现在却被奉为指南。叶利钦及其同僚们认定，由美国学者设计举荐的休克疗法是唯一可用的方法^[50]。在这一方案中，私有化是其主要的内容，就连叶利钦的首席理论家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也很坦率地说：“我认为，改革的社会经济目的可以表述为：建立私有制制度。人人都应生活在一个可以获取自由而无风险并拥有任何财产的社会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近一千年来人们并未想出比这更合乎人性的制度。它并不理想，但是正常的。”^[51]盖达尔也说：“我们现在建设的资本主义还年轻，并不总是那么美好的、有秩序的和立奏奇效的。新的资产阶级在它的初始时期也将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年轻的资本主义还很不讨人喜欢，很不完善，但它侥幸地避开了共产党反对改革的危险，现在要做的是把它引上文明的道路，为此就必须进行一轮新的自由主义的改革”^[52]。早在1990年，盖达尔就曾建议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紧紧地眯起眼睛，向一个不知深浅的地方跳下去”，1991年，他再度建议要“摆脱社会主义”，使苏联“回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化、市场经济这些都成为这一时期俄罗斯的主导思想观念，“休克疗法”的基础——向市场经济过渡“500天计划”的创始人、苏联科学院院士沙塔林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构想和纲领》文件中所说的一段话最能体现这一点：“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比市场经济更为有效的东西。市场经济极大地激发了人的自我实现的能力、为提高劳动积极性和经营积极性创造了极大的刺激力量，大大加速科技进步。这种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机制可以保证最出色地协调所有经济主体的活动，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保证国民经济平衡。很明显，只有向以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过渡，才能解决数十年来积累起来的最尖锐的问题，把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有机地联系起来，保证生产按照劳动人民的需求发展。从而保证经济的全面发展，消除短缺，为我国公民开辟通往世界文明所有成就的康庄大道。”^[53]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他们在理论上已经认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是要运用革命的方式，以便迅速融入美国式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在这一理念下，俄罗斯进行着全新的社会变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经济上则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具体体现在：取消价格控制，向国际相关的价格比率过渡，价格自由化；开放国内外贸易；同时迅速将国有资产私有化。

不能不看到，在这种激进改革的背后，也有着被煽动刺激起来的俄罗斯人民大众的狂热情绪和扭曲的想象作为基础，这和法国大革命中人民群众被大规模的动员何其相似。在1990年和1991年所作的民意调查中，我们看到，支持把俄罗斯转向市场经济的比例分别为56%和64%。同时，在1990年的社会调查中，32%的问卷回答者把美国看作模仿的榜样，日本为32%，德国为17%，瑞典为11%，中国为4%。而实际上俄罗斯的普通居民根本不了解美国，他们只是从电影和电视系列片以及小说等大众传媒中知晓美国等国家，也就是说，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想象是通过这些媒介而形成的。从阅读与观念形成的互动关系来考察，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当现实的资本主义一旦在俄罗斯展开，在他们目睹了资本主义时，这种资本主义便不再是他们原来想象的那种资本主义，而他们也迅速改变了他们思想中的图景。下列的材料就生动表明了这一点。在1992年同样的问卷调查中，只有11%的俄罗斯人认为美国是模仿的榜样，日本为12%，德国为7%。在答卷者中，“西方派”的比例从90%降为40%。到1995年年末，被调查者中只有25%的人认为西方模式适用于俄罗斯。在1996年，只有12%的俄罗斯公民为同西方接近的思想感到鼓舞。相反，41．4%的被调查者认为，为了复兴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的目标，团结俄罗斯各族人民的思想可以鼓舞人们去实现共同的目标。还有10%的答卷者要求恢复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理想。1996年，只有6%的俄罗斯人为个人自由的思想感到鼓舞。毫无疑问，对西方价值观感到失望的情绪在1997年仍在漫延^[54]。这反证了俄罗斯群众与他们的领导人在当时对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的那种狂热的想象，由此而导致了革命的激进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革命的激进阶段，与法国大革命明显不同的是，它没有从激进走向恐怖阶段。两者之间有着如此差异的原因在于：第一，当革命进入激进阶段时，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政权没有遇到其他政治派别强有力的挑战，也就是说，任何其他政治派别都无法直接威胁到叶利钦的政权。因此，也就无须再运用更为激进的方式如恐怖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第二，俄罗斯革命的背景与法国大革命明显不同，俄罗斯革命爆发于西方国家后现代的大趋势下，这时的人民特别是俄罗斯年轻人的教育水准明显提高，他们对革命、革命目的的理解以及革命负面效果的承受力都和以往完全不同。他们不再幻想革命能迅速完成，并且不付出任何代价。如在1991年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要克服危机不可能不暂时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55]。第三，在后现代的大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和以往大为不同，逐渐摆脱了原有的摧残人的生命的暴力行为，更加关注人的价值、人的生命。这决定了在革命方式的选择上不可能实行恐怖统治。第四，俄罗斯民族自身的经验教训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告诉俄罗斯的革命者，进行激进的革命，但不要实行恐怖统治，以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冲突。这已成为新一代革命领导者的共识。盖达尔说：“我始终担心内战的爆发，我的政策是减缓激进阶段的进程以避免导致内战，而对我来说，内战是一种真正的危险。”^[56]正是在这样一些因素下，俄罗斯的革命没有经历恐怖阶段，走向了与法国大革命不同的发展方向。

虽然俄罗斯没有实行恐怖统治，但它仍然走进了“热月政变”阶段。1993年底，以盖达尔为首的激进政权的下台，标志着革命的激进阶段结束，随之进入了“热月政变”阶段。对于为什么会进入这一阶段，弗拉基米尔·毛认为，革命中所形成的新精英阶层是使革命进入热月政变的力量。在他看来，这批新精英阶层主要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一是原来的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他们在这场财富的再分配中确立了他们的强势地位；二是在1988—1991年革命过程中有机会获得大量财富的原企业领导者；三是在革命过程中新成长起来的一些新贵。这批人共同的特点是年纪轻、学历高。在1993年，有一半人年龄在50岁以下，三分之二的人在40岁以下，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之中，学工科的比例下降，学人文、经济和法律的比例上升；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都是政府和党的各级领导；另外，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自城市，而不是农村。了解了这些新精英的构成，明白了他们作为一个新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不能让革命处于激进阶段。因为激进的革命是危险的，很容易越过可控制的程度，发展下去将会导致他们既得利益的丧失。由此，我们便可以清晰地了解为什么这批新精英不愿让革命始终停留在激进阶段，而要赶快使革命从激进的阶段进入“热月政变”阶段。

“热月政变”阶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革命就此结束，它只是使革命回复到了一个较为正常的阶段而已。而与此同时，热月政变时期也充满着不稳定性和危机。例如俄罗斯一直没有解决好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到了1998年8月，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俄罗斯经济出现了空前的恶化，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陷入崩溃状况，人民的收入也急剧下降。在社会层面上，俄罗斯国内政局不稳，车臣问题日趋严重。在这样的状况下，人们希望看到一个“政治强人”出现，以便克服危机，重建俄罗斯的正常状态。而在这时，一位强人果然出现了，这就是普京。普京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使俄罗斯摆脱了革命时的混乱，渐渐回复了常态。

2000年6月，俄罗斯进行总统选举，普京在第一轮中就得到了53%的选票。由此可见人民的支持率的确很高。为了进一步巩固国内的稳定，普京明确宣布“革命已经结束”^[57]。这与拿破仑宣布结束法国大革命完全一致^[58]。实际上，普京所做的一切，例如“指导性民主”，也都与拿破仑完全相同。从俄罗斯革命的发展阶段来说，普京犹如拿破仑，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就是拿破仑时代的法国^[59]。但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紧随后革命时代权力集中这一阶段之后，又将是一个政治不稳定的时期，只有革命的共识建构起来后，整个社会才能彻底摆脱革命的消极作用，重新稳定下来。也只有到了那时，革命的积极作用也才能显露。正如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程一样，在热月政变之后，出现了强人的权力政权，然后拿破仑式的强人政权倒台，从此，历史进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如果按照这一进程来看的话，现在对于俄罗斯来说，普京之后的再次回复很可能将会发生^[60]。但问题在于，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一时刻是否还会发生？并且那将会在什么时间发生呢？拿破仑帝国的统治15年左右，而对于俄罗斯来说，普京的执政将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换句话说，后普京时代将会在何时来临？

其实，我们也不必像预言家那样过多地考虑后普京时代在何时来临，我们只要关注出现普京时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的过渡性就足够了。如同法国大革命一样，政治上的激进和体制上的除旧立新需要有足够的社会基础来作为支撑，需要得到全社会都能够认可的合法性。而在当时的法国没有这些条件，同样，现在的俄罗斯也还缺乏这些基础。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各方面的力量都希望出现一个强权式的人物，这个人物既能保存革命的成果，又不至于让革命继续激进下去。换句话说，他是在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走向与现实社会条件的许可之间的平衡或者妥协。从这一意义上说，后革命时代的权力集中正是历史的必然。但历史走向新体制的内在冲动又使这样的平衡或者妥协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它终究要让位于完全代表和体现这一新体制的利益集团，或者说，要由资产阶级亲自来执掌政权，并且建立起完全资产阶级化的社会新体制。由此，这也就决定了后革命政权的过渡性，要从革命政权过渡到后集权阶段，然后再进入一个正常的阶段。所以，对于目前的俄罗斯来说，能够容纳普京的空间和时间都不会太让人乐观，后普京时代将会来临。

四、俄罗斯“革命式”的社会转型：一种“社会断裂”

如果把西欧的社会转型作为人类历史上近代社会转型的原生型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自16世纪开始，西欧历经了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政治革命、工业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些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中，特别是在长达一百年的工业革命之后，西欧才完成了它自身的社会转型，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也是一个社会各种要素在有机成长的过程，由此，相对而言，塑造了西欧社会转型的自然的特性。

相比较而言，对于俄罗斯来说，我们无意于争论哪些阶层会成为改革的力量，由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一种“建构”和“制造”，也就是说，俄罗斯并不具备像西欧近代社会转型那样的各方面的要素。在这些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使这场革命成为一种人为的建构、制造和发明。就像彼得大帝那样，要把落后的俄罗斯强制地“拖向西方”，而不管其要付出多少代价。

正是如此，这场“革命式”的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或者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几组断裂。

1．高与低的断裂

这是指处于社会高层的知识分子精英和低层的普通大众在观念上不能达成共识和认同。知识分子们利用了俄罗斯民族这个群体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愤怒、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想象，把他们的西方化的观念加给了这个民族。甚至当这个民族的人们还未及考虑什么的时候，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已经开始，原先的社会结构已被摧毁殆尽，这个民族已经置身于由强势集团所主导构建的资本主义体制之中。

从彼得大帝改革以来，历次的改革都充分显示了俄罗斯社会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与资本主义的某种不相容，即使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分裂为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并且，在俄罗斯文化中的重要特征就是高层文化和底层文化的断裂。上流社会的欧洲化和底层普通民众的斯拉夫化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民族既不是纯欧罗巴的，也不是纯亚细亚的。俄罗斯是世界上的一个完整的部分，一个巨大的东方—西方世界，它把两个世界联合起来了。在俄罗斯的灵魂中总有两种因素——东方的和西方的——在打架。”^[61]当一个社会在启动其改革，特别是自上而下地进行这种面向资本主义的改革时，更应考虑到这一变量要素。但遗憾的是，这批知识分子、这些理性的设计者们忘却了这一点。其结果，更加人为地加剧了高与低的断裂，由此直接招致的后果即是改革的激进，以及对普通民众利益的漠视，出现社会的不公正。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论及。同时，这种断裂还意味着，这场改革无法整合推进改革的要素，全面与彻底地改造社会结构，形成支撑资本主义新体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说，高层激进的资本主义化与底层的依然非资本主义化产生了分离，自上的改革穿透不了下层的既有样式，改变不了原有的运作方式，从而把他们纳入新的体制之中。这样，当一个社会不能完成对底层的“反转”，这个社会还处于“二元”的结构时^[62]，就无法真正实现社会转型，构建起资本主义的体制。俄罗斯的历史已经表明，从彼得大帝到农奴制改革，都未能解决这一问题，也就都未能完成俄罗斯资本主义化的历史重任。对此，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难道不是给了我们启发了吗？

2．理性设计与自发秩序的断裂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任何一个社会都会遇到一批精英，特别是知识分子要对社会进行理性的设计，这种设计常常会与社会的自发秩序相抵触，法国大革命中的启蒙运动就是明证。当启蒙思想家在进行这种理性的设计时，在欧洲大陆，以德意志浪漫主义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则对之坚决反对^[63]。在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也坚决反对任何人为的理性设计，他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就是这种理性设计的典型，因而注定要失败。但是，当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急欲要摆脱这种理性设计的体制时，他们恰恰犯了哈耶克所批评的要进行理性设计的错误，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所盲目崇拜这种理性设计的思想来源之一又刚好来自哈耶克。

俄罗斯这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这种理性设计的重要特征就是无视俄罗斯的历史和传统，仅只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进行理论构建，认为社会主义体制必须要予以摧毁，要让俄罗斯融入欧洲，走向资本主义，他们没有考虑也不愿去考虑如何在俄罗斯社会的现实基础上谋求一条变革之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俄罗斯建构了某种理性的“合理性”，走上了资本主义，俄罗斯也就进入了先进“文明”的行列，自然也就走上了康庄大道。哲学家瓦季姆·梅茹耶夫说道：“非常遗憾的是，那次改革——尽管我过去和现在仍然是支持它的——把俄罗斯历史上一些纯属偶然的人物，一些不论在文化、宗教和历史方面同俄罗斯历史毫不相干的人物推上了执政者的地位。对这些人来说，俄罗斯的命运不是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精神上的混乱。他们无论在文化素养还是在其他品质方面，都不足以担当治国重任。他们根本不是在俄罗斯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他们完全不懂得俄罗斯的历史和传统。在那次改革之前，这帮人也骂一骂科学共产主义，后来他们读了一点哈耶克的书，于是便开始按照那些即使在西方也有争论的做法，来摧毁和断送这个巨大的、他们感到格格不入且又不了解的国家。今天，重要的事情是要懂得，俄罗斯这个伟大的国家并不是为了某种经济合理性而建立起来的……请读一读俄罗斯思想家的著作吧！他们对于作为一定的文明构成体和历史使命承担者的俄罗斯的消失，曾经表示担心。仅仅按照经济合理性的规律生活的俄罗斯，世界上谁也不会需要它，包括俄罗斯自己也不会需要它。”^[64]另一位学者也说，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丢掉了贯穿我国历史的主线，拼命地去揭发不正常的现象——似乎种种历史和精神特点的积累不是我们曾经被称为苏联人民的历史和文明的基础”^[65]。

与此同时，这批知识分子自身也具有过多的救世主心态，因而过于相信自己理性建构的力量。这批知识分子拥有高学历，他们更多地接受了美国式资本主义从体制到文化的影响，他们比俄罗斯普通人更能体察到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资本主义的优越，以及俄罗斯如何落后于现代世界；他们也更急切地感受并相信俄罗斯的大多数人还不明晓其中的事理，只有他们才能承担此任。所以，在他们看来，不管这个民族的认识程度如何，都必须要把俄罗斯变为资本主义体制。请看一批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吧。盖达尔，官至总理，他身边有着一批这样的年轻知识分子，如亚历山大·绍欣、安德烈·涅恰耶夫等。诚如麦德维杰夫所说，“叶利钦却让一批年轻的、不足以胜任的经济学者围在他的身边，这批人在学术界名不见经传，而且又没有在国家机构中从事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作经验”^[66]。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俄罗斯的体制转型。正像亚列缅科所说，资本主义改革不是人民的选择，而是过去冷战的对手、新政府内部营私舞弊的官僚集团以及为他们效劳的经济学家强加给人民的，也是石油天然气的院外集团强加给人民的。

历史学博士阿纳托利·乌特金曾对这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有过这样的评价，“俄罗斯知识分子犯了‘缺乏耐心和极度傲慢的错误’，他们……给人们留下了一大团疑问……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大动荡的前夕的至高无上的命令是：‘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令人惊奇的是，在那几年中没有任何人设想对正常一词作出规范性的解释，也没有人企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占世界人口十分之一幸福的北大西洋地区的社会实践被认为是正常的，而占世界人口十分之九的或正在为追赶西方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地区或还陷于部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地区的社会实践却不能认为是正常的”^[67]。斯蒂芬·海德兰德说，当俄罗斯年轻的改革派经济学家承担起他们国家财产的私有化任务时，他们自豪地宣布他们将要做前人所未做过的事情^[68]。这些都表明了知识分子在其内心深处的那种舍我其谁的救世主心态。

另一方面，导致知识分子高扬这面理性建构大旗的另一要素为，他们再也不愿意等待下去了，必须立即结束共产主义体制，转向资本主义。用盖达尔的助理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的话说，不去利用这个机会，罪过比犯罪还大，是大错。也如丘拜斯所说，“私有化的目的，就是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并且要在突击性的几年中完成在世界其他地方用了数百年才完成的那个工作定额”^[69]。而在转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既然俄罗斯的现实社会还缺乏这种支撑资本主义体制的要素，那么，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本主义来进行理性的设计，为俄罗斯描绘出未来发展的制度性框架。况且，他们所模仿设计的“休克疗法”已经在玻利维亚取得了成功，那么，这种理性的设计也一定能在俄罗斯成功，从而在体制上确保俄罗斯成为资本主义，不再也不可能重新退回到原有的共产主义的体制，并重振俄罗斯。沙塔林-亚夫林斯基小组提出的方案规定在500天的时间里完成改革，盖达尔提出要在2年内结束改革；而加林娜·斯塔罗伏伊娃女士则声称，如果采取激进的市场改革纲领，俄罗斯到2000年就可成为世界经济领袖。由此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思想图景中，虽然俄罗斯没有资本主义，但这不要紧，他们完全可以为俄罗斯再造一个资本主义。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充分反映了他们对理性的过度张扬和极度崇拜，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美好想象。

3．野蛮的资本主义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分裂

既然对俄罗斯的改革具有上述特征，那么当“休克疗法”实施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猖狂，带来新的社会体制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断裂。

在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私有化，要把原先属于国家或集体的产权关系转变为私人所有。对私有化，俄罗斯领导人的理念是，只要私有制能够确立，而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丘拜斯写道：“我们不得不经常解决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但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私人所有制在俄罗斯的建立——这是绝对价值。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有时候只能放弃某些经济上有效的方案。这是不同度量的范畴。经济效益是以1年、2年、10年的度量存在的，私有制则会在百年、千年和更多的时间中发挥作用。”^[70]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这一变革的速度太快，就像有些学者所说，这是危险的高速。因而在这一过程中，理性所设计的“私有化”走向了反面，变成了对国有资产的大规模的盗窃。俄罗斯著名的政治家维亚切斯夫·尼科诺夫写道，开始了一场“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吸引人的叫作‘请购买俄罗斯’的游戏。在世界历史上一个一切（从螺栓到核反应堆）都属于国家所有的大国转入了私人之手”^[71]。苏联国家财产基金会主席斯坦尼斯拉夫·阿谢克列多夫把自己的私有化证镶嵌在了一个镜框里，并在下面题了字：“物证——本世纪最重大的欺诈行为。”就连美国金融投机家索罗斯也吃惊地说：“我认为，俄罗斯已从苏维埃制度的一个极端走向了一种恣意妄为的、更近于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极端。”并且，这种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已变成合法性的资本主义。“世纪的犯罪”“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盗窃”等词汇就是对这场私有化的贴切的描写。

面对俄罗斯的私有化，我们不禁想到了一个问题：财产权是先赋的，还是后生的？权利起源或根植于哪里？早在中世纪后期，欧洲的一些思想家在反对封建特权的斗争中提出了“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的概念，认为每个人都拥有着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在后来的政治革命中，英国、美国和法国都确立了这一原则，借以保证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同时，这个社会以及政府的目的也就是要确保这种权利。而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看起来似乎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的一份权利，但从原来社会主义的名义上每人都有的权利转向实际拥有的权利时，如何确保每个人的这种合法的权利？在这一问题上，俄罗斯政府的领导者和设计者都犯了错误，当然，首先是理念上的错误，因为在他们看来，要按公正原则分配财产是办不到的。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普通人民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所以，经济学家M·格尔瓦诺夫斯基对此评论道，在财产形成的问题上，“如果它将按作者们所设想的那种形式进行到底的话，那么，从历史标准和其规模上说，它就将是闪电式的、巨大的财产分配，只能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相反的意义上相提并论。况且，这样把财产‘返还’到私人手里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历史合法性的，因而它对国家的经济、对社会和对政治稳定所产生的后果是非常可悲的”^[72]。事实的确如此，只要看一下俄罗斯普通百姓的态度即可明了这一点。1992年年底，在俄罗斯进行了“实行私有化对谁有利”的问卷调查，只有7．3%的人回答说，对劳动人民有利；1994年年底，只有1．4%，同时，认为私有化“有利于昔日的权贵”的从15．4%提高到26．2%。1992年有28．7%而在1994年却有49．2%的人认为，实行私有化对“搞影子经济的人和犯罪分子有利”^[73]。美国著名政治家彼得·雷德韦认为，丘拜斯在俄罗斯过于迅速地实行了私有化，“同时协助自己的私人朋友和政治朋友用欺诈手段去弄到猎获的肥肉”。斯蒂芬·海德兰德使用“霍布斯的丛林”来指称俄罗斯的私有化，和俄罗斯所转向的这种资本主义；帕尼尔干脆直接用“野蛮的自由主义”作为文章的标题^[74]。事实的确如此，当一个社会没有对所有人的权利作出制度性安排，不能确保社会公正的时候，这种高扬的自由主义和急欲建立的资本主义只能是“霍布斯式”的野蛮资本主义。

这里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没有资本主义自然成长的地方，特别是那些通过自上而下来建构资本主义的国家，国家或政府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启动者，但同时又要作为市场规则和公正的维护者。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前者的驱动是由企业家来完成的，而在企业家力量缺失的地方，只能由国家去填补。因而国家或政府要运用社会的公共力量来推进市场的形成，推进自由的发展；但市场不会自动带来公正，因此，国家还必须同时运用公共力量来推进社会的公正，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避免出现上述“野蛮的资本主义”。这样，国家或政府在制度变迁的进程中，必须非常清晰地明了自己的定位、角色和职责，真正代表着这个社会的公共选择力量，它需要，也必须要能够在自由与平等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支点，保持应有的平衡^[75]。而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民族，特别是叶利钦等高级领导人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们片面地强调“自由”，如叶利钦于1990年在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屡次说道，俄罗斯人民将摆脱奴役，实现自由^[76]。但他没有想到，当人民没有了基本的生存权时，他们如何来保障和维护自己的自由，并且不受到奴役？

在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他们抛弃了原有的社会主义体制，重建起资本主义体制。从价值取向的角度来说，在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下，这个社会已经分裂为极端的不平等的社会，但更重要的是，在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在突破原有的不平等、确立起市场经济的自由体制的同时，又能避免这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另一种不平等，实现社会公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实现自由和民主的完美结合^[77]，将是对新兴的社会转型国家的严峻考验。回顾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我们心中不免十分沉痛，不禁自问，对俄罗斯民族而言，难道这就是这个民族应该付出的历史代价，还是历史的宿命，一条无法跨越的“卡夫丁峡谷”？

市场经济、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一直是俄罗斯这个民族的主题，问题不在于这种选择本身有什么过错，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权利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也许一代人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会被淹没在历史的进程之中。但在我们目睹遭遇这种不幸的活生生的个体的时候，内心仍不免设问，当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或者说可以避免这种一代人为之牺牲的悲剧时，我们为什么不那样去做呢？为什么一定非要历经这种苦难之后，人们才能想到要去补救？写到这里，不由地想起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话，他告诫人们，民主、平等是天意所向，我们应该将自由与平等结合在一起^[78]。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已经告诉我们，自由与平等两者间不能分离，甚至对立。如果我们还不能这样做的话，那么悲剧仍将继续重演。

2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兰西民族激昂地宣称“要与过去彻底决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把革命不断地推向前进。请看他们的豪迈宣言：“革命绝不能半途而废。革命不进行到底就会流产。历史上所记载的及当代人所试图发动的历次革命所以均告失败，都是因为人们要用旧习惯匡正新法律、用旧人物管理新机构的缘故……革命者应当无视一切形式和一切规则；革命者应当踢开一切阻碍革命前进的绊脚石，坚定不移地把革命进行到底。”^[79]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也一针见血地指出：“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后果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惟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定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80]在今天，当“革命”再度在俄罗斯出现时，俄罗斯的这种无视现存社会以及文化传统，与过去彻底决裂和进行彻底更新的激进做法与法国大革命何其相像。正如激进的法国大革命给法兰西民族带来了若干灾难一样，俄罗斯在迈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程中，也使这个民族蒙受了很多的苦难。与此同时，在看似激进的革命背后，他们希望要打碎的“旧世界”依然留存，新社会的大厦却迟迟不能建立^[81]。回顾俄罗斯这一艰辛的“革命式”的社会转型历程，难道不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吗？在一个前资本主义传统的基础异常深厚的社会中，如何成长起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任何激进的“革命式”的社会转型能够穿透这样的一种既定存在吗？换句话说，具体到俄罗斯来说，用什么力量和方式能够改造和转化现存的“二元结构”的社会体制，重建起现代资本主义的新体制？

五、余　　论

1989年，就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当法国人庆祝完自己的历史性节日之后，伴随着法国大革命修正学派的“大革命结束了”的声音，从学术研究到民众的记忆来说，大革命的确结束了。可具有特别意义的是，就在它的近邻俄罗斯，就在这样的同一时刻，正在发生着如同法国大革命的一场革命，而且的确是以法国大革命作为自己的榜样。这不能不使我们进一步思索：为什么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很多落后的国家，特别是在这些国家面临社会转型急剧变革的时候，都在不断地谈论法国大革命，并且走上了法国式的革命道路。

法国大革命是欧洲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标志性事件，从这一意义上说，1789年革命的道路成为社会转型的典型模式。因此，当后发的国家在为自己的社会转型寻求强有力的思想和社会资源，或者要迫切解决自己的社会转型问题时，必然要从法国大革命中吸收营养，寻求支撑。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国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把本国的社会转型与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了一起。俄罗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法国大革命之后，俄罗斯民族就一直与法国大革命紧密连在一起，一批思想家研究大革命，思考大革命的原则和意义，探索大革命与俄罗斯民族命运的内在关系。这实际上反映了俄罗斯民族对“俄罗斯历史命运”的思考，对俄罗斯社会转型道路的探索，对迈向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追求。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对俄罗斯民族而言，法国大革命已经成为一种符号、象征和表象，成为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为这个民族在选择社会转型道路方面的重要资源。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法国大革命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它已经结束了。但俄罗斯迈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法国大革命”却刚刚展开，从革命的周期来说，它还没有结束，它只不过进入了“拿破仑的阶段”，暂时获得了平静。如果我们转换视角，放眼望去，当革命的任务还未完成时，必然就意味着革命还没有结束，“资产阶级”的新体制还没有建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革命已经成为一种符号、象征和表象，成为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的时候，特别是当目前的社会转型还没有能够实现自由与平等的时候，在这样的状态下，即便在这一次的转型之后，这个民族的另一群体难道不会再次发动另一场法国式的“革命”？如何避免这样的革命，这只能由俄罗斯民族自己来回答了。

【注释】

[1]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王章辉译：《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

[2]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些研究，如对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伯克的研究，以及对法国革命与法国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遗产问题、俄国革命对法国革命的理解以及中国对法国大革命的吸收和选择等问题的研究。

[3]这种“偏离”不仅表现在体制上的不同，实际上更体现在支撑这一体制的基础不同。如经济理论方面的市场经济、社会价值观念上的产权观念和劳动与财富的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参看A·O·鲍罗诺耶夫的《俄罗斯精神与改革》。

[4]事实上，在俄罗斯实行“革命”式的社会转型之前，各个派别对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有过激烈的争论，详细内容见格·萨塔罗夫等著，高增训等译《叶利钦时代》（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中的“道路的选择”一节，但遗憾的是，此书未能够对叶利钦选择了“革命”式的道路作出解释。

[5]阿·索布尔著，马胜利等译：《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4页。

[6]Vladimir Mau，The Challenge of Revolution—Contemporary Russ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3．

[7]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译：《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8]2000年，时任总统普京公开说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所发生的事件是场革命。见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盖达尔在1991年也曾明确指出，一场革命就要来临，就像布尔什维克和法国革命那样。见丹尼尔·耶金等著，段宏等译：《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398页。在学术界，弗拉基米尔·毛就写了The Challenge of Revolution—Contemporary Russ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一书，他认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就是一场革命，并且将之与法国大革命进行比较研究，这是目前学术界对俄罗斯革命与法国革命进行比较研究的最为重要的著作。A·O·鲍罗诺耶夫也指出，俄罗斯的改革者没有考虑其自身的特点，照常用革命的方式。见其《俄罗斯精神与改革》一书。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等写了《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其标题就可看出他把俄罗斯的变革也称为革命。

[9]大卫·科兹等在其《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写道：盖达尔，这位1991年俄罗斯经济的政策的主要设计师，曾公开谈到过俄罗斯的“资本主义革命”（第12页注20）。

[10]对此，法国近代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已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了这一点，这一观点已为历史学家们所普遍接受。

[11]Crane Briton，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New York，1965，p．47．

[12]Ibid．，p．49．

[13]Ibid．，p．44．

[14]Tomas Greeling，Comparative Revolutionary Movement，New Jersey，1974，p．57．

[15]Crane Briton，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p．52．

[16]转引自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页。

[17]对此，大卫·科兹等在其《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谈到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时说：他们只有怨恨。这与布林顿在解释法国大革命前知识分子的状态何其相似。看来，我们要特别注意“怨恨”这样的心态以及其与革命的关系这一主题。

[18]1990年，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埃里克·方纳曾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莫斯科大学任教，2000年，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学，曾回忆起当时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说到，在这一时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中最为流行的是哈耶克的一系列著作。众所周知，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集权体制，要求建立起符合自发秩序的社会体制，一种自由的社会体制。关于哈耶克的思想详见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同时，这一时期大部分知识分子也从思想上确立起了“自由市场经济”的观念，1991年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100%的经济学家都同意私有制是市场的必要条件，而25%的英国经济学家则不同意。详见大卫·科兹等著，曹荣湘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9]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译：《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第88页。

[20]同上书，第66页。

[21]详见大卫·科兹等著，曹荣湘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51页。

[22]里亚博夫认为是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卡拉·穆尔扎则认为是知识分子，他曾用这样的标题：“知识分子——新革命的发动机”。他还说，“导致确立市场关系的激进改革思想的体现者主要是年轻的工程技术——经济知识分子、大学生、年轻的机关工作人员和科学与文化工作人员”。哲学家A·布兹加林认为，推动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来自这样一些人：“早在已在分解中的勃列日涅夫体制的核心中，已形成了客观上愿意实现‘权势官僚投机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其中有新的、愤世嫉俗的一代的高、中级权贵和知识分子‘精英’：‘熟悉’过去的党—国‘贵族’生活，但处于次要地位的那些人的子女……这些‘子女’客观上完全愿意重新分配权力和改变政权形式。从事灰色经济的人和80年代末出现的合法企业家也有兴趣去发展投机资本主义。”详见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译：《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第78页。

[23]很多学者已经正确地把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称为“革命”，对此已无争论。但是，对于这是一场什么样性质的革命，似乎还没有达成一致。例如，张树华先生认为有两场革命：一是“权力革命”；二为“财产革命”。其实，这种概括并不准确，我认为，这是一场“体制革命”。普京本人曾有过非常准确的概括：“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改革，到90年代已经演变成一场真正的革命。历次革命，即便没有流血，最终也要摧毁旧制度。”见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第5、20页。就这一点来说，它与法国大革命多么相像，注意普京所用的“旧制度”这个词汇，是专门用于形容法国革命前的封建体制的一个概念，在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时，革命者对他们要摧毁的制度称为“旧制度”。由于对革命性质的理解与革命的动力紧密相连，故希望引起我们的关注。

[24]见大卫·科兹等著，曹荣湘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67页。

[25]大卫·科兹持这样的观点，见《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64页。在大卫的这本书中，他还提到了另一位学者赫威特（Hewett）也持同样的观点，见其书第77页。

[26]从革命的经济原因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俄罗斯与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同路径在政治上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在中国，改革最初主要从农业和轻工业着手，而这对于满足民众的多样性需求，从而释放来自“下层”和全社会的革命压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认为，这一问题非常值得进行探讨并进行比较研究。

[27]普列汉诺夫著，孙静工译：《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6页。

[28]转引自宋发清：《没有“终结”的革命——18、19世纪英、俄思想界对法国革命的反应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3页。

[29]亨利·特罗亚著，冯志军译：《风流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页。

[30]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第93页。

[31]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参看宋发清的博士论文，他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32]别尔嘉耶夫著，雷永生等译：《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7页。

[33]关于这一时期俄罗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学者们已经作了很多的研究。这里仅举一例来说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位自由派女经济学家在思考俄罗斯复兴之路时说道，俄罗斯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施经济自由化。详见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第271—272页。所以，俄罗斯民族乃至知识分子都存在着一种“革命崇拜”的情结。

[34]详见奥列格·T·鲍戈莫洛夫著，祝东力译：《面对21世纪挑战的俄罗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0年第1期。

[35]同上。

[36]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译：《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第52页。

[37]同上书，第56页。

[38]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译：《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第5页。

[39]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译：《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第28—29页。

[40]同上书，第49页。

[41]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译：《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第55页。

[42]关于大众传媒对社会民众的影响，见大卫·科兹等著，曹荣湘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86—95页；雷日科夫著，王攀等译：《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章。关于大众传媒如何被激进派掌控及其影响，见科伊乔·佩特罗夫著，葛志强等译：《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152页。

[43]这牵涉到这一时期复杂的政治力量及其斗争，很多著作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对这些政治斗争与革命的关系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研究。

[44]这场名为“新思维”的改革，其内容见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书，另外，也可参考Robert D．English，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

[45]直到1990年，戈尔巴乔夫仍然不支持自由市场的观点。详见大卫·科兹等著，曹荣湘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14—115页。

[46]戈尔巴乔夫著，徐葵译：《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5页。

[47]早在1990年10月，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斗争之时，胜利已经偏向于叶利钦，这预示着革命将向激进阶段发展。当时的阿纳托利·切尔尼耶夫在日记中写道：“苏联历史的火车已经驶过了主要的道岔，虽然还在往前走，但是走得已不是戈尔巴乔夫苦心铺设的那条道了。”见列昂尼德·姆列钦著，徐葵等译：《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48]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译：《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第2页。

[49]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译：《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第2—3页。

[50]奥列格·T·鲍戈莫洛夫著，祝东力译：《面对21世纪挑战的俄罗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1年第1期。

[51]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译：《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第3页。

[52]同上书，第4页。

[53]娄芳：《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从“休克疗法”到“国家发展战略”》，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5页。

[54]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译：《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第50页。

[55]Vladimir Mau，The Challenge of Revolution—Contemporary Russ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148．

[56]Vladimir Mau，The Challenge of Revolution—Contemporary Russ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149．

[57]转引自相兰欣：《“9·11”以后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的努力》，《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1期，第6页。

[58]例如拿破仑在1801年说：大革命的传奇已经结束。见王养冲、陈崇武选编：《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59]由于篇幅的原因，在这里不可能对这两者进行比较研究，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

[60]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见相兰欣：《“9·11”以后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的努力》，《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1期，第7页，注9。

[61]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第127页。

[62]对这样的二元状态的颇有见地的分析，见A·O·鲍罗诺耶夫的《俄罗斯精神与改革》这本书。

[63]详见拙文：《社会转型的理论思考——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

[64]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译：《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第46—47页。

[65]同上书，第47—48页。

[66]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译：《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第24页。

[67]同上书，第47页。

[68]见Europe-Asia Studies，Vol．53，No．2，2001，pp．213-237。

[69]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译：《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第201—202页。

[70]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译：《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第207页。

[71]同上书，第200页。

[72]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徐葵译：《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第208页。

[73]同上书，第224页。

[74]见Political Theory，Vol．21，1993，issue．4。

[75]这里涉及国家权力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为什么俄罗斯的国家力量在这场社会转型中发生了某种偏差，其原因值得探讨。有一篇文章值得一读，即Oleg Kharkhordin，What Is the State？the Russian Concept of Gosudarstvo in the European Context，History and Theory，40，May　2001，pp．206-240。

[76]格·萨塔罗夫等著，高增训等译：《叶利钦时代》，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作者在本书中还写道，“叶利钦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无疑具有自由主义的性质”，但这个新体制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如何去具体实践都不清楚，详见该书第941—943页。这反过来证明了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平衡自由市场与社会平等方面大大缺失了。

[77]详见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78]详见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以及拙文：《从贵族的自由到民主的自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79]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80]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9页。

[81]托克维尔讲得非常清楚：看起来，法国的革命者打碎了旧世界的一切，但旧世界的很多内容不可能一下子被彻底清除，依然会继续存在下去，影响着法国的社会转型。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与俄罗斯的革命完全一样。而前面所说的俄罗斯社会的“二元”状态实际上也就是对此的证明，拖延着俄罗斯这个民族迟迟不能够实现这场革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