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俄罗斯社会的内在冲突性

析俄罗斯社会的内在冲突性

李景阳

社会冲突问题，是转型期俄罗斯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个问题甚至造成了俄罗斯理论界的一场“革命”，并由此形成了很有特色的俄罗斯冲突学。社会冲突的凸显，既是俄罗斯一度形成的严重政治经济危机条件下的产物，也是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结果。进入“普京时代”，尽管政局趋于稳定，经济呈现复苏迹象，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实施也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仍不说，俄罗斯社会的内部冲突根源已经消除。俄罗斯社会和谐局面的形成还需要一个过程和诸多条件。因此，笔者认为，对激进改革十年来俄罗斯社会的这一状况进行分析和解剖，仍然有助于认识它的历史轨迹与未来发展。

一、制度变更与新的利益关系

纵观俄罗斯近十年的社会冲突现象，可以看出，其前期（1992~1994年）的社会冲突表现为政治性冲突与经济性冲突相交织，而对社会震动较大的则是政治冲突，如1993年10月的“两权相争”和“炮打白宫”事件。当时也是街头政治盛行时期，示威者所提出的口号也以政治性口号为主。经济性口号则较多出现在罢工斗争中，然而这类罢工也通常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俄罗斯社会的政治选择，即它应走什么样的改革发展道路，作为一种旗帜鲜明的意识形态争论，经常贯穿在以上的冲突事件中。但在1994年以后，随着俄罗斯“市场化”和私有化的不断深入，社会的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发生了实质的变化。以收入出现差别为始端，社会人群逐渐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紧接着，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轮廓渐渐明晰。以此为基础，社会冲突的意识形态色彩愈来愈淡化，而更多地反映和折射各社会集团间的利益关系。冲突的参与者也逐渐明显地带有阶级背景，表达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要求。比较明显的事例是，1996年以前，罢工队伍中工人，特别是煤矿企业工人占80%以上，其次是教师。1996年后，由于煤矿工人的工资有所提高，罢工主力军转变为教育及卫生部门的职工。经济利益成了冲突参与者的主要驱动力。引起利益关系实质性变化的固然有政治制度的变更，但主要是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变更。从经济变革到利益关系变化的中间环节则是社会利益按照新规则的再分配。

使人们的利益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因素，至少有如下几点:

1.经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将竞争机制引入社会生活，公平的与不公平的竞争结果逐渐把人们推到不同的社会层次。在公平竞争情况下，收入拉开档次乃是由于人们能力和机遇的差别。然而在“休克疗法”的情况下，立法滞后，“体制真空”，非法聚敛财富的活动盛行（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流通领域内），却使不公平竞争成了将人们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动因。首先出现的利益差异则是在流通领域与生产领域之间。

2.在私有化政策下，在国有财产向私人手里转移的过程中，劳动者逐渐以是否拥有财产和拥有财产多寡而归属于不同的人群。

俄罗斯在完成第一阶段私有化之后，就已使私有化的大中企业占到70%以上，小企业的私有化程度更高。无论从固定资产比重还是从产出比重看，非国有企业（包括混合型企业和私人企业）都超过了一半。1995年以后的“现金私有化”则又使这场“财产大革命”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样，成千上万的股东和“老板”就从清一色的老“工薪阶层”中分离出来，大批普通劳动者则由国家职工转变为“雇员”。于是，俄罗斯社会中首次出现了有产者。

3.由市场经济牵动的产业结构大调整，使不同职业、不同地区的人们逐渐在经济上处于不同的地位。

自经济转轨以来，虽然国民经济总体下滑，但国民经济各部门仍有此消彼长的情况。军工、机器制造和采煤等行业不景气，然而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原料工业部门则在外资刺激下呈上升势头。非生产部门中，科技、文教卫部门出现萎缩，而财政、金融、保险、内外贸易和经济管理等部门则得到扩充。又由于行业分布差异及市场机会不均等原因，莫斯科等中心区与边远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出现“苦乐不均”的状况。行业差别、地区差别等因素反映在人们的收入上，则造成了有相当差异的不同收入阶层。

4.在旧体制之上建立新经济秩序的过程中，权力因素的渗入，使拥有权力与不拥有权力的人们处于不同的生存状态。

无论是在无序的市场化过程中，还是在“掠夺式”的私有化过程中，握有政治经济权力的新旧官僚都轻而易举地使国有资产转移到个人手里，从而使俄罗斯社会中迅速滋生出“大资产阶级”。权力因素，是经济关系变更中的非经济因素，然而又是在传统的苏联社会中实行财产再分配时难以避免的病态现象。

如上所列举的一些经济变革及其社会后果的内在过程，不仅造成了与苏联时期迥然不同的利益关系和阶级关系，而且使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新的格局，并使这种格局成了新的矛盾关系和冲突演化的结构性基础。

二、引致冲突的若干要素

从一个角度说，在激烈变动着的俄罗斯社会中，成为冲突根源的诸多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制度变更本身不可避免带来的冲突要素；二是制度转变操作者——政权的主观行为所造成的冲突要素。从政治方面看，从一党制和中央集权制向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转变，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社会震荡，而激进“民主派”的新政权在推行新制过程中也会由于种种主观的失误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从经济方面看，采纳新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冲突要素，包括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由于竞争机会不均等和人们参与竞争的能力的差异而造成的利益的不均衡，以及所有制从公有向私有的转变过程中由各种因素决定的社会成员所得财产份额的多寡与差异等。政权实施基本经济制度转变时，其主观行为所带来的某些冲突要素则包括:由于对利益平衡政策的忽视造成的贫富间的过大差异；转变经济制度的失误性操作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及相应的国民利益损害；伴随经济制度转变的政治因素干扰和社会动荡给国民利益带来的损失；经济制度转变过程中权力恶性膨胀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正，等等。

与如上看法相联系，本文拟通过更明晰、更具体的叙述方式，将俄罗斯社会的冲突要素归类如下。

（一）危机要素

10年来，俄罗斯激进改革所遭受的挫折可以用“危机”一言以蔽之。危机，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条件，助长和刺激了矛盾的生成和冲突的激化。

1.贫困。众所周知，20世纪的最后十年，俄罗斯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比改革前大致下降了一半。仅以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最深重的1998年为例，这一年与1989年相比，实际工资下降的幅度为43%。与罗、波、匈、斯、捷、保等东欧国家做同期比较，其下降幅度仅次于保加利亚。俄罗斯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在这个问题上历来说法不一。笔者以为可以列举这样一组有说服力的数据:1998年，俄罗斯每千人中的“穷人”数量为453人。这是全俄的平均水平。在俄中央区，这个数字仅为310人。然而在许多偏远地区，这个数字在500~600之间。例如，在东西伯利亚地区，每千人中“穷人”数量为572人，在北高加索地区为579人，在远东地区为580人。^[1]此外，1999年1月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一年的1月，半数居民收入水平低于贫困线的情况覆盖了俄罗斯1/2地区。^[2]这些数字表明，在严重危机时期，俄罗斯平均每两人中就有一人是“穷人”。贫困地区超过了这个比例，其中包括冲突多发区。

2.失业。激进改革10年来，俄罗斯的失业水平大大超过了官方认定的“自然水平”——5%~7%（对这一自然水平的认定，美国为5%~6%，瑞士和日本为2%），而经常保持在10%左右，在1997年和1998年则分别达到了11.3%和12.4%。延续着1998年危机后果的1999年情况更坏，以这一年7月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失业水平又提高了7个百分点。^[3]2000年，失业情况才略有好转。

在俄罗斯，持续偏高的失业率是经济转轨和生产下滑的伴随现象。其主要原因是:伴随着经济萧条的生产规模和劳动力需求的缩减，加大了就业紧张系数；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刺激了就业需求；经济向市场过渡，使处于流动状态的劳动者数量激增；私有化进程造成了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大面积转移，然而国营大中企业劳动力分流量巨大，而私有化的小企业接纳能力有限；大量隐性失业现象的存在，是俄罗斯经济衰退的表现，也是苏联时期经济停滞的后遗症。

失业带来的后果首先是贫困问题，它加重的是失业者群体包括其家属的贫困。统计表明，待业期达到18个月以上者，妇女占70%，即是说，妇女不仅在失业中首当其冲，再就业也最难。按部门和地区说，物质生产部门从业人员减少；军工企业、加工工业集中的地区从业人员减少；边疆区从业人员减少；许多地区的农村居民中也有大量的失业者，如北高加索各共和国、卡尔梅克、图瓦、秋明和托木斯克等地区的农民失业者都达到50%以上。就是说，失业，使某些特定群体陷入了更深的贫困。不用说，大量的具有抗议倾向的人们以及犯罪者都从他们当中产生。

3.社会保障的削弱。俄专家承认，在基本社会发展指标方面，俄罗斯后退了25~30年。他们认为，国民经济所遭受的破坏，居民各阶层用以保证物质和精神基本需求的社会保障机制的削弱，是社会紧张度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社会保障总水平看，俄中央政府开支（联邦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明显下降。以激进改革初期为例，1994年和1995年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8.5%和14.9%，大大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和东欧国家社会开支的平均水平（前者为27.1%，后者为24.9%）。1995年的水平甚至与拉丁美洲国家（10%）和亚洲国家（8.4%）的水平相近。

就各项具体的社会保障项目看，由于国家财政紧张、社会保障指标水平低和不能及时兑现等原因，居民所享受的实际补贴和救助数量甚微。比如，失业补助金，在改革的最初几年里只及平均工资的1/6~1/3。即使如此低的失业补助金，也只有1/3的失业者（不含隐性失业者）能够领到。金融危机后的1999年上半年，就业基金比上年同期减少了一半，而失业人数却明显增加。这种情况到2000年以后才稍有好转。又如，退休保障，按照1997年6月14日第573号总统令要求，俄罗斯含补偿费的最低退休金不应低于退休人员最低生活费用的80%。在“危机前阶段”（1997年下半年至1998年上半年），最低退休金摇摆于最低生活费用的75%~80%之间。然而到危机后的1999年，这个数字已下滑至50%，这一年7月则达到最低点——44%。^[4]退休金水平低下的直接结果，就是大大降低了退休人员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据世界银行调查，1994~1996年的3年中，每年都有40%的含一名退休者的家庭和50%的含两名及多名退休者的家庭进入贫困者行列。再如，医疗保险，仍以1999年为例，这一年上半年，由于资金短缺，国家医疗保险拨款的实际水平比1998年同期降低了34%，而缩减最多的是义务医疗保险基金的开支，为41%。与此同时，收费性医疗保健的实际比重大大提高。据认为，“98危机”之后，医疗保健总费用的2/3就由普通居民来负担了。^[5]

4.社会犯罪与社会无序状态。从历年的心理调查看，最令俄居民担忧的社会问题中，安全问题通常占第三位，仅次于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平下降。而公民安全问题则与社会犯罪和社会无序状态密切相关。1998年，俄联邦内务部曾就个人安全问题调查过居民的经历和体验。调查表明，被征询者的28%在这一年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犯罪伤害。使公民受到伤害的主要是流氓犯罪和盗窃犯罪。调查还显示出公民对护法机关的不信任，有43%的人倾向于在受到犯罪伤害时不去求助护法机关。

当然，除了与居民安全有关的社会犯罪外，有组织犯罪和黑社会活动的猖獗，经济领域内国家官员的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犯罪经济”充斥的市场无序状态，经常造成社会心理恐慌的暗杀犯罪等，都加重了公众的不满情绪，成为加剧社会紧张度的重要因素。

同样，社会犯罪猖獗与社会无序状态，也是政治经济危机和不成功改革的社会表征之一，亦应视为使社会冲突和矛盾加剧的“危机要素”。

（二）结构要素

政治经济转轨使俄罗斯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并不具有导致社会冲突的必然性。新的社会结构导致社会冲突的原因，在于它的不合理性。目前，俄罗斯正在形成中的社会结构既打乱了苏联时期社会结构的秩序，亦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有巨大差异。当今俄罗斯的社会结构仍处于一种畸形状态。总的讲，这种畸形状态即是导致社会冲突的结构性要素。

就俄罗斯的现实情况而言，畸形社会结构导致社会冲突的内在机制有如下各点。

1.居民在收入和财产上的两极分化造成了社会利益和社会心理的严重对立。苏联时期，俄罗斯社会工资收入的差别在5倍左右，到80年代中期已缩小到3倍。激进改革以来，即在20世纪90年代，居民收入差别由8~9倍增长到十几倍（最高达15倍），1998年危机时期为13.2倍，危机后的1999年则达到14.7倍，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而国际通行的警戒指标则是“10∶1”即10倍。须说明的是，这种倍数的对比系指社会中10%最富居民与10%最穷居民之间的对比。另外，西方还通行着一种理论，认为，当40%的贫困阶层在居民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不足12%~ 13%的时候，这种“财富分配的倾斜”就会引发社会不满，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笔者仅获得了1994年的一个数据，说40%的贫困阶层所拥有的收入份额是15.5%。这个数据显然已接近极限。虽然未得到1998年和1999年的这个数据，但从此间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幅度看，更加接近甚至超过社会不稳定的极限是毫无问题的。这一点提醒我们，当考察两极分化这个导致社会冲突的要素时，不仅要看处于社会两极（两个10%）的人们在收入上的差别，还要看贫困层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俄罗斯的事实是，十年来，贫困人口的比重一般不低于40%，1998年危机及危机后时期甚至达到50%以上。这无疑是潜伏着的极大的社会冲突要素。这一看法尚可在俄罗斯专家的说法中找到佐证:“总括起来可以说，至1998年，俄罗斯人依据对自身地位的感觉，在意识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当今俄罗斯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模式，即居民的基本部分与上层处于对立状态；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分化；居民的多数集中于最贫困的阶层。”^[6]

俄冲突理论中对冲突与矛盾的概念有一个重要的界定，即认为冲突是被主体意识到的矛盾。归根结底，两极分化这种巨大的利益不公正要成为导致冲突的现实因素，首先要通过“冲突主体”的主观意识来起作用。两极分化与贫富悬殊在俄罗斯人中引起什么样的心理反应，这一点很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公众与学术界中流行着一种说法，即“两个俄罗斯”，意思是俄罗斯人分为两部分，他们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中。在俄国普通人看来，富人与穷人的比例与统计材料所说的不同，是“1/5为富人，其余皆为穷人”，甚至“十人九穷”。这些心理当然会经常地成为他们产生“抗议冲动”的根源。

2.社会缺少中间力量和“缓冲”机制。尽管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特别是普京登上政治舞台之际，俄罗斯社会政治思潮中的“中派”观点呈强劲势头，但这只是思潮演变自身规律性的表现，中派思想在俄罗斯仍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只有当俄罗斯在经济复苏并持续发展的条件下稳定形成了广大的中间阶级之后，这种社会基础才能真正形成。而目前，俄罗斯初露端倪的中间阶级，毋论其数量，仅从质量看，也与当今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别。例如，小企业主中尚有2/3的人处于“一边经营，一边打工”的境地，即是说，他们一面是雇主（在自己的企业中），一面又是雇员（在别人的企业中）。他们还不是完全的“资本家”，而在经济收入上，按照一种说法，远远排在银行家、国家公务员（以贿赂为“补充收入”者）、经纪人、窃贼、经营不动产的商人以及“咨询人”之后。^[7]另外，本应称作“新中间阶级”的知识阶层，其大部分也不具有中间阶级的应有特征。例如，按职业特征和受教育水平说，一些人应属于中间阶级，但按经济收入说，他们不够“中等收入”水平，甚至应属于“下层阶级”。一种看法认为，由于贫困原因，约有250万~300万知识分子已经不属于中间阶级的范畴。另有材料说，激进改革以来，知识分子集中的科教文卫机构的在职人员削减了30%以上，仅科技界的从业人员就从80年代末的340万锐减到1997年的150万，其中大部分转行，另有1/10的人流失国外。当然，“白领阶层”也属于中间阶级。但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处于管理层面的“白领阶层”不可能得到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

社会结构理论的通行观点认为，中间阶级是建立稳定社会的支柱力量。特别是作为“新中间阶级”的“专业技术管理阶层”，具有两面性:他们不拥有或基本上不拥有生产资料，但拥有专业技术特长，因而对生产过程有一定的控制权并执行资本的全部职能；他们既是工人，又是非工人，既是被剥削者，又是剥削者（在执行资本职能的意义上）。这种自身地位的两重性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复杂性。在社会政治心理上，这个阶层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均有相通之处。但由于他们有较稳定的经济地位，一般对现行制度持容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们又是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润滑剂”。然而在俄罗斯，中间阶级尚缺乏这种润滑机能，有时，本应属于中间阶级的一部分人还要加入到下层阶级中，与上层阶级相对抗。这样，在两极尖锐对立的情况下，由于缺少某些起缓冲作用的力量，社会矛盾和冲突就极易走向尖锐化和极端化。

3.新的“上层阶级”及其基本特性成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总根源。俄罗斯新的上层阶级就其产生过程说具有掠夺性，就其自身特征说具有腐朽性，就其社会功能说具有垄断性和集权性。这个阶级的自私贪婪在社会中引起种种非议，同时，它的管理社会的能力又令中下层公众感到失望。

俄罗斯新的上层阶级与传统权力有不解之缘。他们中的70%来自中央和地方的旧官僚。新经济条件下的“资产阶级化”，是他们共同走过的道路。普通的俄罗斯人将私有化说成是国家官员瓜分“国家大蛋糕”的运动，认为“人民私有化”不是还财于民，而是在新旧官僚、工业黑社会结构和集体农庄主席之间的财产再分配，这是一场“隐蔽的自上而下的掠夺”，“得到满足的是那些手中握有管理权柄的人”。^[8]因而，这个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又被称作“官僚资产阶级”。

这个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或称“精英”或“新权贵”）与苏联时期的“特权阶层”有极密切的承袭关系，因而也极易使俄罗斯的普通人在新的不满中加上一层旧的记忆。然而，俄罗斯人认为，新权贵比旧权贵有过之而无不及；比较而言，苏联时期党政官僚系统的特权实际上是被夸大了，而现政权的特权比过去大几十倍。总之，俄罗斯人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看成社会不公平的总根源。

还须注意，畸形社会结构中病态的“精英阶层”时常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从而促使中间阶级与下层阶级相联合并站到它的对立面。

（三）文化要素

尽管在社会冲突中，利益是基本的动因，但文化要素同样不可忽视，尤其是在有着深厚东正教传统和苏联传统的俄罗斯。

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冲突，俄罗斯始终存在着三大人群。旗帜鲜明的两组分别拥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第三组则是中间型的。在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居住区偏远、年龄偏大的人群中，拥护社会主义的偏多；反之，则拥护资本主义的偏多。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相联系的，是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以及对当前改革方针的截然不同的评价。

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文化冲突是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伦理价值认定问题。相当多的俄罗斯公众和思想界人士认为，经济的市场化不仅改变了经济本身，而且改变了人自身，也改变了社会生活准则。一种说法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造成了异化的人——“经济人”，人，成了疯狂追求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者”，成了“装满钱的或空空如也的钱袋”。另一种说法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使自私、贪婪、疏远、冷漠、见利忘义甚至厚颜无耻充斥社会，人们丧失了应有的道德情感，社会失去了理想、信仰和精神支柱。

同样，对改革的公正性评价，也是一种伦理认定。例如，有人提出，当前这场改革之所以成了一种扭曲变形的过程，乃是由于“市场的建立不是循着民主道路而是受制于官僚和犯罪集团的利益的压力”。造成这种扭曲变形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不文明的商人”，他们缺乏“道德纯洁”；另一种是官员集团，他们腐败成性，作恶多端；第三种是犯罪团伙，他们残忍并且贪权。^[9]

诸如此类的社会文化心理要素，都在相当程度上强化着以利益为根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三、冲突的现状与前景

最后，对十年来俄罗斯社会最终以外在形式演化为冲突现象的事实作一个概括的交代。

激进改革以来，俄罗斯前期的社会冲突（大体上在1992~1994年）以政治冲突为主，其主要形式是“街头政治”，即政党与公众结合起来上街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这些事件的酿成，一方面与当时改革方针的实施有关，另一方面也应看作激进改革前未及时解决的意识形态争论的延续，此外还应看到这些政治冲突的经济背景。在这段时间内，对冲突起催化作用的经济要素，主要是前面提到的“危机要素”，即改革初期的“休克疗法”使大部分居民的利益蒙受巨大损失，而使少数人乘机暴富。发生在1993年“十月事件”是以如上情况为背景的社会政治冲突的总爆发。与日常频繁发生的“街头政治”不同的是，这种冲突以上层权力斗争——“两权相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中期及中期以后的社会冲突则以经济领域的冲突为主，并以罢工为主要形式，此外还有集体静坐、绝食之类的极端行为。出现这些变化是因为，随着新政治体制和新游戏规则的建立，街头政治斗争形式逐渐转到议会政治的轨道上来；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的阶级分化，经济利益愈发凸显出来，致使社会冲突事件逐渐向经济领域转移。当然，不可忽视的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冲突”仍时时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大规模或全国性罢工，通常在提出经济口号的同时亦提出要政府解散和总统下台之类的政治口号。罢工这一“劳资冲突”的形式，在俄罗斯之所以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一是因为“劳资斗争”实际上往往是在职工与政府之间展开的，基本原因是拖欠工资或工资水平低，二是因为俄罗斯刚刚实行私有化，真正的劳资关系尚未牢固地形成。

如果说激进改革初期以街头政治为主要形式的政治冲突是社会政治制度转折阶段的特殊环境的产物的话，那么，后来绵延不绝的罢工运动则更深刻地折射着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中的各种社会矛盾。应该认为，在叶利钦执政时期，经济领域里的冲突是呈现不断蔓延和扩大趋势的。仅以罢工为例，1992~1997年，每年罢工人数总的来说呈增长趋势:1992年为37.5万；1993年为12.2万；1994年为15.5万；1995年为47.4万；1996年为66.4万；1997年（仅前三个季度）为81.3万。1998年是严重危机的一年，罢工人数比上年有所减少，这与上年罢工所取得的成果和俄联邦独立工会的决策有关，但罢工人数仍高于改革初期各年。

应当承认，与近年来俄罗斯所遭遇危机的严重程度相比，社会冲突的强度比人们预料的要低得多。1991年“八一九”那样的政变没有再度重演；街头政治基本限于非暴力的范围内；罢工规模也并未超出美国、英国、意大利和印度等国危机阶段的水平。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俄罗斯初步形成的议会民主制度和新的政治游戏规则在缓解社会冲突方面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

俄罗斯社会进入“普京时代”，应当说，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创造社会和谐的条件。权力结构的趋于稳定；呼唤“法律”、“秩序”等社会共识的形成；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走向规范化；社会抗议情绪的降温等，均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特别是，普京重视社会政策，并采取了许多切实措施，提高工资，解决退休金拖欠及退休金过低问题，设立中央级的社会保障“补偿基金”等，均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平衡各阶层居民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普京对经济界寡头势力的某种限制措施也赢得了公众的好感。

但这并不能说，俄罗斯社会从此可以稳定地走向社会和谐。十年危机所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与社会矛盾尖锐化有关的社会结构的某些缺陷，以及虽然出现回升但尚面临困境的国民经济状况，仍将成为社会冲突的潜在因子。实际情况是，“上层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官僚资产阶级”凭借权力侵吞的国家财产也不可能用行政手段进行“重新剥夺”，中间阶级的培育和社会贫困问题的解决也还有赖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举例来说，虽然俄罗斯政府在2000~2001年间，每年分别以40%以上和20%以上的幅度提高工资和退休金，但俄罗斯仍有41.2%（2000年）和36.6%（2001年）的居民处于贫困线以下。^[10]这个数字仍然大大超过国际通行的警戒指标水平——10%。因此，社会冲突仍是我们应当继续关注的问题。

（原载《欧亚社会发展研究》2002年年刊）

【注释】

[1]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编:《俄罗斯:克服民族悲剧》，莫斯科1999年版，第102~103页。

[2]М.Э.德米特里耶夫:《财政危机和社会保障》，载［俄］《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2000年第3期。

[3]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编:《俄罗斯社会经济状况（2000年1~7月）》。

[4]М.Э.德米特里耶夫:《财政危机与社会保障》，载［俄］《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2000年第3期。

[5]М.Э.德米特里耶夫:《财政危机与社会保障》，载［俄］《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2000年第3期。

[6]Η.Ε.吉洪诺娃:《俄罗斯社会的社会结构:改革8年总结》，载［俄］《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2000年，第3期。

[7]Р.А.麦德维杰夫:《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莫斯科人权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238页。

[8]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俄罗斯精英:社会学分析的实验》，莫斯科1997年版，第51页。

[9]［俄］Л.А.别利亚耶娃:《20世纪末俄罗斯的社会现代化》，莫斯科1997年版，第125页。

[10]《俄罗斯联邦基本社会经济指标》，载［俄］《统计问题》杂志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