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性事件如何“议题化”

2.2　媒介议程的设置:社会冲突性事件如何“议题化”

在市场化等因素的推动下，在具体的传媒实践过程中，大众传媒的活动往往又不完全拘泥于国家控制下的党政宣传的基础模式。已有的研究证实，在特定情境下以及在某些议题上，媒介也能够突破既有的喉舌化角色，表现出一种局部的、碎片化的西方式专业主义立场和媒介自主精神(陆晔、潘忠党，2002)。这种转换既是媒体对于受众市场加以体察和迎合的结果，也是媒体人作为知识分子的自主意识和理想主义精神的体现。在面对重大的社会冲突性事件和集体行动事件时，大众传媒往往有可能策略性地借助于“舆论监督”的合法性话语和适当的外部政治机会，或采用其他机动灵活的方式，突破固有的宣传控制模式，将事件纳入媒介议程，力图揭示事件真相及来龙去脉，展现社会冲突及实质问题，并激发出巨大的社会舆论。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冲突性事件如何“议题化”，以何种方式进入媒介议程，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作为一个产量800万吨、投资规模达百亿的大型石化建设项目，厦门PX项目早在2004年至2005年就获得国务院立项、国家环保部门的审批，2006年被国家发改委核准，是一个在形式上一切合法的项目，几年来一直是厦门市政府争取外资的成功典范和政绩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在这些光环下，毗邻工程现场而居的厦门市海沧区居民的环保抗争显得无力而渺小，难以进入媒介与公众视野。从2006年5月开始，海沧区“未来海岸”小区居民就由于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开始维权行动，打市长热线、找环保局、上访、投诉、网络发帖，甚至“给总理写过信，给‘焦点访谈’打过电话”，但政府部门互相推诿，上访信有去无回。(“民意与智慧改变厦门，多方利益半年博弈趋于多赢”，《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9日)，拉横幅、征集业主联合签名等措施也不见任何社会反响(“年度人物候选人:厦门人”，《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7日)。在政府内部，针对PX项目的争议和质疑也一直存在，但是这些声音始终停留在非正式的、“私下”和个别的状态，难以形成正式提案，进入政府议事日程，原因是“出于统一思想的需要”(“百亿化工项目引发剧毒传闻，厦门果断叫停应对公共危机”，《南方周末》2007年5月30日)。当地传媒尽管获悉这些反对和质疑，也出于同样原因，不对PX项目作出任何风险预警和冲突性报道，反而不停跟踪报道项目工程的进展，大力正面宣传政府工作的推进(见《厦门日报》、《厦门晚报》、《厦门商报》2007年1月至5月报道)。

厦门公众反对PX项目的声音能够进入媒介视野，成为一个媒介议程，机缘于2007年3月全国“两会”的召开，以及一份由105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的出现。“两会”报道历来是国内媒体的常规性报道议题，是各媒体非常重视的每年一度的国家公共事务报道“盛会”，各媒体往往派出自己的重量级记者，在众多政协委员和提案中寻找新鲜的、重要的、关乎国计民生且能吸引公众关注的新闻“原料”。同时，这也是地方性、区域性议题公共化、获得媒介资源和近用机会，进入公众视野的契机。对于厦门行动者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外部政治机会，它使厦门反对的声音不仅跳脱了地方政府的权力网络和本地媒体的话语控制，获得更高更权威的公共话语平台，而且获得了一条重要的合法性表达通道。105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其中包括多名科学院院士，这本身就是中国政治生态中不同寻常的事件，被称为“2007年1号提案”。媒体报道这一提案不仅符合媒介追求新鲜性、显著性的“基因性”(generic)特性，亦可以轻易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3月19日，《中国经营报》首次报道了这个1号提案，披露了厦门PX项目的环境风险，国内舆论哗然。《中国青年报》、《凤凰周刊》、《南方都市报》、《瞭望东方周刊》等媒体纷纷跟进报道，厦门PX项目开始被建构为一个公共媒介的议题。外地媒体的报道与披露，激起了厦门市民对PX项目环境风险的强烈不安和对政府决策程序的不满，从2007年5月开始，厦门市民之间开始互传短信，将PX项目比喻为“原子弹”，将引发“胎儿畸形”、白血病等严重健康风险，该短信呼吁人们迅速行动起来抵制PX项目。2007年6月1日至2日，厦门爆发“散步”风波，震惊官方高层。在舆论压力下，其后半年，厦门PX项目进入重新规划环评和公众参与阶段，国内大大小小的传媒，包括市场化媒体、专业主义倾向媒体以及各地党政机关媒体都对这一事件议题密切关注，进行跟踪报道。同时，国内各媒体的评论员、专栏撰稿人也纷纷聚焦于此。“反PX”、“散步”等成为社会热点词汇。厦门PX事件至此已扩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全国性媒介议题。在这个议题化过程当中，异地媒体的介入是一个重要转机。因为在中国特殊的媒介生态环境下，异地媒介从外围发动舆论攻势往往是促使一个地方控制下的冲突性事件得以公共化、议题化的重要路径。

但是，这一路径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可无限复制的模式。厦门PX项目决定迁建漳州后，漳州民众亦一度上街“散步”。相比起厦门PX的“媒介狂欢”，大众传媒对漳州事件可以说十分低调和“冷淡”。Google资讯档案显示，从2007年1月至2009年年底，关于漳州PX的媒介资讯仅百余条，不及厦门PX事件报道的1/10，且媒体大多仅仅转发新华社等媒介关于漳州PX项目的工作进展，并不多加报道与评论。除《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少数几家媒介有质疑声音外，漳州东山民众的“散步”、政府的决策方式、公众参与的程序、PX项目风险如何评估等在厦门议题中曾被热议的问题在媒介报道中皆被遮蔽，被置换。仅仅时隔半年，关于PX项目的一揽子问题已经“去公共化”、“去风险化”，漳州PX在媒介中仅被建构为一项政府经济建设工作，而不是一个多方利益主体参与发声的冲突性媒介议程。这就是说，与厦门事件一脉相承的漳州事件之间发生了媒介框架与话语的断裂。四川彭州石化城项目是比厦门、漳州更大规模的系列化、链条化石化建设项目，该项目仅距成都市中心30公里，已经规划设计多年，但当地公众对此毫不知情。在获悉这一项目的建设计划后，民间舆论哗然。2008年5月成都部分市民上街“散步”，抗议彭州石化项目选址不当以及存在的巨大环境风险。从行动动机、目标模式、话语诉求等各方面来看，这次行动皆力图模仿厦门PX事件，成都市民期望借助厦门“散步”事件的范例效应，迫使政府重视民间声音，以促使问题解决。但是市民的行动并没有引来媒体的报道，反而遭到警方的强硬压制。而接踵而来的“5·12”汶川大地震的暴发模糊和转移了这一环境冲突事件，重新设置了国内舆论对于四川的焦点。大地震后的各个媒介，随即全力投入抗震救灾报道，政府工作及政府形象被社会给予厚望。成都“反PX”事件因此难以重获社会注意和舆论支持，更难以进入媒介议程。尽管地震后的成都市民对于彭州石化工程产生更深一层环境焦虑，更急于风险表达，但他们此时可以近用的媒介也只限于某些网络论坛、个人博客、个人日志等新媒介。在这个过程中，国内少数几家媒介(如《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评论对成都事件表示声援，除此之外国内绝大多数媒介，包括四川本地媒介和异地媒介，都对此事保持缄默。《南方周末》关于成都反PX事件的长篇报道《PX化工:成都危险拐点》也胎死腹中，未能刊出。在这种“沉默”中，成都“反PX”行动被定性为危害国家和公共秩序事件，行动者被控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行而遭逮捕。据此结果，大众媒介对成都PX事件的最后报道，只是几则简略的社会新闻，如“游行反石化成都网民被拘”和“成都公安局通报情况”如此等。《成都商报》还高调发表“彭州石化不仅要建，而且还要快建”的新闻稿件。因此，漳州、成都这两个“反PX”事件，虽然发生在厦门事件之后，但是媒介对它们的报道，不是延续和复制厦门话语框架，而是再一次地陷入“控制-稳定”话语模式，议题中的社会冲突被系统性遮蔽，民众表达被集体消音。

南沙石化项目是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2005年以来就一直着力规划的大型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由科威特和中石化共同投资50亿美元，年炼油能力达1 200万吨。由于南沙区位于人口稠密的珠三角地区的中心地带，大型石化项目给当地本已十分饱和的环境容量造成巨大压力。自2008年始，这一项目选址陆续遭到了广东省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识分子以及香港政府、国际环保组织的质疑和反对，面对难以解决的环境风险冲突和民意压力，该项目两年以来实际上处于僵持搁置状态。在这个过程当中，南沙石化项目曾两次进入国内媒介议程，表现出两个报道小高潮。一是2008年3月“两会”期间，国内媒介对项目所引发的争议的报道。二是2009年9月广东省政府决定迁址湛江，这一决议被媒介高调、重点报道。因此，南沙石化进入大众传媒议程的契机，同厦门PX议题一样，是作为“两会”报道议题实现的，而且都是以报道项目的风险面作为起始框架。2009年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拍板”停建南沙项目，将项目迁址湛江。这一结果使媒体颇感突然，也大为兴奋，当地各媒体都高调报道了这一事件过程，将政府的“主动迁址”行为誉为继厦门PX事件以来，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表现，并在话语意识形态上将之提升为实践“科学发展观”行为。国内其他媒介也纷纷加以正面报道。

概而言之，国内媒介将冲突性事件设置为媒介议程，是媒介根据具体社会情境进行权宜、妥协和变通的结果，同时也是媒介策略性地驾驭机会、巧妙运用“问题化”技术和话语策略，对国家控制进行突破或局部拓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