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意识与俄罗斯社会发展

村社意识与俄罗斯社会发展

董晓阳

俄国的农民村社，是从13世纪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的农民共耕社。在这种共有制生产方式下形成的思维定式，即使在村社消失后，仍对人们的观念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与俄罗斯的改革以及在新世纪的走向也有一定的关联。否则，就无法从思维角度解释，为什么经历了十年的改革和争论，即使在普京执政以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法案都曾长期难以通过？为什么已经私有化的企业，还实行公有制条件下的管理方式，其管理水平也没有明显提高？

为说明历史上的村社与现实的改革和未来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首先要对俄国村社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

一、国内外学者对俄国村社的研究

中国的学者，特别是研究苏联史和俄国史的学者，对俄国村社有广泛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学者把社会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对俄国村社进行了新的探索。金雁在《苏联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发表的《农村公社与十月革命》一文，对村社与十月革命的关系做了独到的分析。她认为，十月革命的发生固然是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但它与俄国文化与社会的传统特点也有明显的联系；作为俄国传统要素之一的村社，它对十月革命的发生、进程和结果都有明显的影响。^[1]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把历史上的村社与后来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尔后，她在《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冲突》等文章中，也采用这种分析方法。秦晖的著述，在谈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关系时，也涉及了俄国的村社。^[2]可见，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俄国的村社都有所研究，中国学者对俄国村社的研究是比较广泛的。

比较起来，国外对俄国村社的研究更为重视。俄罗斯学者对村社的研究有很长的历史。早期研究村社的著名学者，有Ю.Ф.萨马林、К.Д.卡维林、Б.Н.奇切林和伊·别里亚耶夫等。例如，萨马林在1847年著有《关于“当代人”的历史和文化的意见》的文章，奇切林从1866～1904年发表不少关于村社的著述，其中涉及村社与俄罗斯的命运问题。19世纪50年代，西方派与斯拉夫派曾就村社与俄国改革和俄国道路的关系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俄国对村社的关注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包括列宁、普列汉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等思想大师，都对村社制度发表过自己的见解。这种研究，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有H.培尔申、C.M.杜博罗夫斯基和A.B.齐亚诺夫等人的著述。30年代至50年代，村社问题的研究遭到禁止，直至60年代，杜博罗夫斯基再次提起村社问题。近年来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则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Л.В.米洛夫所著的《伟大的俄国农民与俄国历史进程》一书。^[3]

在西方，较早研究俄国村社问题的是德国学者A.加克斯特乌金男爵。他在19世纪40年代亲临俄国考察，搜集大量关于村社的资料，写出多卷本的关于俄国国内制度的著作。英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对俄国村社的研究，也较为系统。在这方面，英国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T.沙宁的著述，引起当前俄罗斯学者的好评。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对国内外关于俄国村社的研究状况，只能扼要地作如上介绍，主要是想说明，俄国的村社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联系问题，在历史上和当今都是一个重要课题，并非是作者的创造。

二、俄国村社的基本特征及其在现代社会的体现

俄国村社历经数百年而不衰退，即使村社的组织形式消失以后，其思维定式仍然在影响俄国的社会发展。这说明，村社的基本特征在当代社会仍然有所体现，这种体现，既表现在思想方面，也表现在组织方面。

封闭和保守，是俄国村社的一个重要特征。俄罗斯民族在地缘文化方面属于内陆民族，与外界相对隔绝，其文化具有较强的自发性。俄国的村社是土生土长、独立发展起来的农民共耕组织，它实质上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农民集中居住，自我发展，村社就是“世界”，是最好的形式。直至18世纪末，俄国还没有面包的交易。这种自耕、自给和自足的村社，养成了俄罗斯民族独立发展的习惯，有明显的封闭排他性。

当年，奇切林几乎把村社看成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要障碍。1861 年2月19日，沙皇政府发布了关于个人可以拥有财产的法令，但地主却长期没有发展，俄国仍然是村社经济为主导。在20世纪初的变革时代，村社所体现出来的保守、惰性和落后更为明显。上面提及的德国男爵，对俄国村社的稳定性和保守性甚至感到吃惊。他认为，俄国真正强大的根源在于人民的家庭族长制和村社制。

在俄国历史上，社会的每次改革都受到保守的村社思维的阻碍，保守和自由之间的斗争往往采取激进和激烈的方式。叶利钦时期的改革，也是极端保守和极端激进之间的斗争，双方所采取的斗争方式也具有激进和对抗的色彩。

三、俄国村社意识具有跨越社会制度的生命力

当年，沙皇宣传村社精神，维护村社制度，把村社制度作为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直至1906年11月9日，杜马才发布农民可以自由退出村社的法令。^[4]那些主张照搬西方的俄罗斯人则认为，村社是农奴制的产物，是国家贫穷的后果，只要消灭了农奴制，村社就会自然消失，村社是一种暂时现象。但事实是，农奴制解体后，村社并没有消失。

与此相反，当年的斯拉夫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断言，村社与社会主义可以相关联。他认为，在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在形式上可与初级阶段相吻合；俄国社会的初级阶段是村社所有制，俄国社会的高级阶段则是联合人们之间的生产；因此，利用俄国村社可以跨过资本主义而直接建设社会主义。他认为，共有的村社比私有的家庭农场更容易转向高级的社会劳动形式，所以村社是社会主义的胚胎。俄国的民粹派（社会民主主义）也认为，村社可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村社排斥私有、排斥个性的能力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萌芽，他们主张以村社为基础，将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农业组织。民粹派极力推崇俄国土生土长的村社，指责沙俄政府引进了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瘟疫。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也主张土地国有，强调“国家和人民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国家可以将部分土地让地方社会使用，地方社会应在有村社所有成员参加的会议上选出全权代表”。

沙皇被推翻以后，村社制度迅速走向衰败。但是，共有制的村社意识并没有消失。村社意识之所以几个世纪不衰败，就是因为它具有惊人的适应时代变化的能力。斯大林时期实行农业集体化，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使农业生产的共有方式以新的形式出现。俄罗斯学者认为，布尔什维克为了抵制土地私有制，建立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实际上使村社制度以另外的形式得以恢复，并将这种生产方式扩大到工业企业。

综上所述，俄国村社的共有制及其变种，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也就是说，俄罗斯只有共有制的历史，没有私有制的历史。即使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宪法也没有排斥公有制，而是规定不同所有制共存，其对私有制的规定，与西方相比仍然很不完善。

四、集体主义是俄国村社的重要特征

普列汉诺夫当年认为，俄国社会发展的矛盾是共同体和自由个性的矛盾，俄国只有两个阶级，那就是农民村社和被剥削的个人，东正教的集合精神与村社集体生产方式的结合，使集体主义成为俄罗斯精神，集合活动则成为人们的主要活动方式。其实际情况是，村社的财产归集体所有，家庭之间讲究互相帮助，强调村社集体的内聚力和团结，从村社到整个社会，个性和个性自由缺乏社会土壤和市场。俄国社会崇尚集体主义的传统，在苏联时期不但得到延续，而且发展到了顶峰。

在当今的俄罗斯，集体主义对社会发展仍然颇有影响。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重新提出集体主义问题。他强调:“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重于个人活动，这是事实……大多数俄罗斯人不习惯于通过自己个人努力和奋斗改善自己的状况……要改变这种习惯是很缓慢的。我们且不去回答这样做是好还是坏。重要的是有这样的情绪，而且它很盛行，因此不能不重视。”^[5]可以预见，西方社会那种以个性和个人活动为核心的价值观，在俄罗斯需要相当长的过程才能占据上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共存。这种状况，也使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不能通过激进方式来实现，而只能转入渐进状态，并带有俄罗斯的特色。

五、依附国家和皇权是俄国村社的时代特征

俄国村社孕育的村社文化和村社意识，造就了对国家依附和对皇权崇拜的社会群体。村社成员视自己为集体和国家的附属物，将自己的命运完全系于国家。村社农民即使对国家的政策不满，也坚定地认为国家会站在他们一边。村社农民在与地主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始终指望国家的公正和帮助。斯托雷平以前的沙皇政府，确实也曾维护村社的利益。村社农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状况容易默认，这养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忍耐。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村社。即便农民举行起义，也是为了俄罗斯这个大村社而起义，为了国家而起义。村社意识认为，俄罗斯必须有一个好沙皇，这个沙皇不好可以换另一个沙皇。对皇权的崇尚，是村社意识的重要表现。发展到现代，这种崇尚皇权的村社意识便演变为崇尚权威和领袖。

正是这种对国家的依赖和对皇权的认可，使俄国社会的历次改革都是以国家为主体，都是由国家来发动，都是从上而下。沙俄时期是这样，苏联时期是这样，俄罗斯独立以后也是这样。在叶利钦时期，许多人对叶利钦个人充满期望，称之为“鲍里斯一世”。新世纪的今天，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普京身上。这就是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国家和领袖个人始终被推到改革的前台。正如普京所说，人们仍希望借助于国家和社会的帮助。^[6]从这个分析出发，普京在新世纪伊始所强调的加强国家权力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原因就是它有社会基础，同时也是社会转型的需要。一个软弱的国家是很难顺利完成社会转型任务的。

六、村社意识中的平均主义对社会进程有深远影响

村社内部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权利也一样，生产资料如牲畜、劳动工具、劳动成果的分配都是平均主义原则。到了后期，村社之间也实行平均主义。例如，平均使用土地，遇到人口变化等情况再重新分配土地等。认为平均就是公正，这在村社意识中十分强烈。二月革命前，村社对地主的反抗就是因为村社与地主之间的不平均和利益失调所造成的。在村社意识中，不平均就是不公正和不平等。社会的不满和骚动，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因为人民感觉到不公平。村社意识中的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在苏联时期的分配制度和社会意识中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当时，分配的平均主义成了社会公正原则。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叶利钦激进改革之所以不满，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失去公平，分配和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这种过大的收入差距并非由劳动的不同所造成，而是由政策的偏向所造成。因此，寡头和暴富阶层的产生，引起普遍的反感。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需要制定适当的社会政策，适用新的分配制度，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这也许是俄罗斯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

七、村社意识与社会变革进程有一定联系

可以说，村社制度对维护沙皇专制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村社意识是俄罗斯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社会变革的进程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俄罗斯历次改革都是西方文明与俄国文明的冲突，都是俄国村社生产方式与西方现代生产方式的冲突，都是俄罗斯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冲突。这种冲突，使俄罗斯的历次改革和社会进程形成一个相似的特点，那就是改革往往是激进的，同时具有反复性和曲折性，历史现象往往在一定条件下重演。也就是说，在西学传入之后，经过一个时期，俄国传统由于受到挤压而形成反弹，对西学传播的后果进行矫枉过正的改造。

1906年斯托雷平实行的土地改革，是俄国学习西方，改变农村生产关系，扶植地主，发展农业作坊的改革措施。斯托雷平向俄国村社开刀，对旧的生产关系发动激烈的冲击，并运用政府的权力，采取重大措施，大刀阔斧地瓦解村社。斯托雷平的改革，主要内容是摧毁村社，被称之为激进的改革，是1861年后农民的“第二次解放”。这是因为，1861年的改革虽然废除了农奴制，却保留了村社，村社继续得到沙皇政府的保护。后来，村社土地所有制逐渐成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斯托雷平的改革本来是顺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的，但改革主要满足权贵的要求，扶植少数富农，损害了村社农民的利益，产生了社会的不公正竞争和利益的不公正分配，结果遭到强烈的抵制。当时，俄国掀起一股反斯托雷平改革的浪潮，民粹主义打着“回到村社去”的旗号，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当时，甚至连列宁也改变了态度，他在1908年以后不断强调，破坏农民村社是俄国的最大灾难。^[7]最后，斯托雷平遭到暗杀，他的改革终于失败和停止，俄国的社会进程发生了转向。

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推行的改革，同样是仿效西方模式的激进改革，其间也可以看到村社意识等俄国传统对西学的激烈抵制。许多改革所必需的法律无法在议会通过，而已经通过的许多法律在地方又无法落实。农业的改革比较典型。早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他就认识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而提出改革的任务，提倡发展农户经济。为此，一些官员开始对斯托雷平改革大加赞扬。但是，农户经济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发展。到叶利钦时期，用什么来取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依据激进改革的思维，提出要引进外国模式，包括美国的农户模式。然而，叶利钦时期的十年，农户经济发展得十分缓慢，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只是改了称呼，其内部机制基本上没有变。由于各派政治力量在土地自由买卖问题上争论不休，制定土地法典的工作也多次搁浅。普京执政后，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好通过一部基本上不涉及土地买卖的土地法典，将土地买卖问题单独另外解决。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村社生产方式所孕育的村社意识，使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不同于西方的许多特点。村社意识的影响，导致人们习惯于集体和公有状态，导致产生个体所有者和由个体来组织社会生产的过程十分缓慢。所以，俄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特别复杂和漫长，大部分地区至今没有形成发展家庭农业和个体农业的条件。

叶利钦的激进改革，彻底摧毁了苏联原有的制度，建立起另一种制度的基础框架。但是，纯粹的西方模式并没有建立起来，典型的资本主义也没有发展起来，而是出现了某些官僚资本主义的特征。也就是说，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带来许多不公正的后果，从而引起社会的不满。普京执政后，不得不对叶利钦的改革采取矫枉过正的措施，恢复某些俄罗斯的传统文明。

俄国历史上其他仿效西方的改革，也存在类似现象。有人说:“从事改革的沙皇、总书记和总统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割断历史，“没有把自己国家的历史作为认识现在、预见未来的工具”。^[8]彼得大帝完全否定俄国的传统，推崇西学，试图建立一个欧洲式的国家和政治制度。列宁全力批判沙皇和贵族，引进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力图建立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赫鲁晓夫的改革全盘否定斯大林。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否定俄国的传统，主张学习美国、英国和法国。叶利钦的改革完全否定苏联历史，主张建立以西方货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人民资本主义。所有这些，说明俄罗斯的改革具有革命性和激进性。

历史同样说明，仿效和照搬西方的激进改革，往往引起俄国传统文化的反扑和制约。当这些激进改革在带来积极变化的同时，也导致利益冲突和不公正之后，俄国的传统文化便起到调整和修补的作用，对改革进行纠偏，社会由激进转向温和，由骤变转向渐变，从而给西学一个适应俄国条件的机会，也给俄国传统恢复一定的活动空间、并与侵入俄国肌体的西学相互磨合的机会。例如，尼古拉二世对亚历山大一世的改革作了一些否定，亚历山大三世对亚历山大二世在60年代的做法进行了修正，斯大林摈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叶利钦摧毁了戈尔巴乔夫试图改良的社会制度，普京总结叶利钦改革的教训，试图恢复俄罗斯文明的社会地位。可以说，普京对叶利钦的改革采取了调整措施，从具有浪漫色彩的照搬西方的激进改革，转向把西方模式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务实改革。叶利钦强调“一不”，即不能回到苏联制度；普京强调“两不”:即不回到过去，也不照搬西方，探索出一条既不回到过去，也不照搬西方，符合俄罗斯国情，能将俄罗斯引向复兴的发展道路。叶利钦骨子里基本上崇尚西方价值观，主张完全效仿西方，只有一点例外，那就是在个人权力方面非常嗜好权力。叶利钦的主张基本是拿来主义，更强调洋思想，但这种洋思想并没有植根于俄罗斯土壤，反而分裂了俄罗斯社会。普京则推出俄罗斯思想，治国思想有本土化倾向。普京更注意强调俄罗斯传统价值，同时主张吸纳西方有价值的东西。叶利钦是高喊民主和人权的口号走向政权的，其所谈的民主基本是引进的、自由主义的民主，而普京更多谈论的是秩序和纪律，其民主观是自由与秩序的结合。可见，21世纪俄罗斯的发展将与20世纪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

（原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6期）

【注释】

[1]金雁:《农村公社与十月革命》，载《苏联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参阅http://www.yifan.net.com秦晖的文章。

[3]Л.В.米洛夫:《伟大的俄国农民与俄国历史进程》，莫斯科1998年版。

[4]吉林大学苏联研究中心苏联史研究室:《苏联史大事记》，第160页。

[5]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6]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载［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7]参阅http://www.yifan.net.com秦晖的文章。

[8]鲍·切尔内雪夫:《俄罗斯18世纪至20世纪的改革:历史教训》，载［俄］《历史与当代》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