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

财富与知识的积累没有在各社会阶级中公平分配。富人与穷人间总是一直存在差别，这两个极端间还有许多过渡地带，但就我们现在所考察的时间段而论，即当 17 世纪进入 18 世纪时，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别已经更为明显了。很难界定何为“精英文化”或“大众文化”。把精英文化定为富人和中产阶级的文化不够确切，把大众文化定为穷人和较低经济阶级的文化同样不确切。不过“精英”这个词就暗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爱好兴趣排序中的少数派；因此，这里不仅有财富精英，而且还有社会地位和权力的精英，有艺术方面时尚的精英，赞助与鉴赏的精英，艺术家自身的精英；有教育方面的精英，在医学和法律方面经过特别训练的精英；此外还有在技术方面从事发现与执行的精英，各科学学科的精英。一般地说，参与一种精英文化的人们可以通过参与公共娱乐活动或简单地与其仆人进行交谈，去随意分享大众文化。但这种关系是不对称的。那些生于大众文化环境中的人并不能轻易分享精英们的知识与社会方面的文化，至少如果没有通过教育或婚姻，则是很难做到的（能做到的仅为个别事例）。

民族语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语言。在大众层面，人们一般使用方言，从一地到另一地，方言各式各样，带着口音，用的词汇或者是在别处已经被废弃了，或者是那些相隔几英里就可能听不懂的词。在中世纪，此种多样性已被拉丁文的使用所克服。自印刷术发明和民族文学兴起以来，以及由于学校普及的影响（多数是在 1550 到 1650 年兴建的），终于有了所有受教育人们使用的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其他语言的标准格式。文法和拼音也规范化了。实际上，全部印刷品都不用拉丁文而使用民族语言了。由于只有少数人能获得必需的教育，大多数民众继续说他们以前说的方言。他们谈话的方式，现在认为是一种方言，一种农民的语言，在法国称之为“土语（patois）”，德国称之为“方言（Volkssprache）”。正如一些语言学家所说，不存在一种语言形式比另一种语言形式“好”，这一说法可能是对的。不过在 19 世纪小学普及前，民族语言带来的方便是精英文化的一个标志，这也是对的。它至少给予了接近精英文化若干部分的途径，正如它延续至今所做的那样。它使受过教育的人们能参与政府、商业和各专门职业的精英机构。

口述文化对书面文化虽然精英文化在一些家庭和社会圈内部以口述的方式流传（他们就是喜欢用这种方式），但大部分是靠书籍传播的。而大众文化虽然也表现在廉价历书、小册子、木刻画和木版画上，但在大众文化中，口述占着优势地位。历史学家难将大众文化重现，因为大众文化大多是口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尽管它组成了所有国家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爱好和活动。经常被人回忆的是我们在其他大量书籍中读过的历史，但它绝大部分是极少数人的记录，不是其行动仍然影响着所有人的权力拥有者、决策者和革新家，就是其思想对有限听众具有感染力的作家和思想家。不识字或仅仅识一点点字的人们改变思想要比那些行迹广泛、见闻广博的精英们慢得多。由某些精英肇始的文化变革传播缓慢，经过一代又一代才传到各社会阶级，以至大众文化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特征，如对巫术的信仰，仍然是那些在一二百年前各阶级的共同特征。所有的人民和社会阶级都在创造历史，都参与历史变革的过程，但现代社会早期的新知识、新教育和新财富也创造出新的社会差异形式和新的文化权力等级体系。

很大程度上，通过书籍和对希腊与拉丁文的研究而传播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仍然限于精英文化。新教改革的强大在于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们的努力，如路德和加尔文，与众多普通民众的愤怒、贫困、醒悟和期望结合起来。新科学和随之而来的 18 世纪启蒙运动出现在人数很少的实践者与作家的工作中，但再次影响其他人的思想则很缓慢。普及的进程慢而不确定。例如，中世纪的占星术是科学探索的一个分支，在 17 世纪，皇帝和国王们还向占星家们咨询。后来教士和世俗思想家都痛斥占星预卜为迷信行为，占星术被逐出天文学，但算命今天仍然出现在美洲和欧洲报纸上。

财富的区别，即使不是完全决定意义的，也仍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从更广的意义上，或从人类学的意义上来看，文化包括食品、饮料和住宿的物质环境。17 世纪的多数穷人在不少方面的境遇比中世纪更为恶化了。在欧洲，很少吃到肉，因为人口增加，没有多少土地可用于饲养牲畜。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农民种植小麦，但食用面包都是黑麦、大麦或燕麦制作的，在饥荒时代，他们甚至寻找橡树子和块茎植物来充饥。18 世纪在法国，劳动人民每人每天消费一磅的面包，因为在正常日子，除卷心菜和豆类就没有其他东西可吃了。1750 年，食用白面包变成司空见惯的事。与此同时，富人或仅仅才富裕一点的人却发展出由职业厨师准备的更精致的菜单。据说有一位厨师因他的蛋白酥饼没做成而自杀。

住房条件城镇的穷人拥挤地住在破旧失修的建筑物里。农村的穷人仍住在昏黑、极不卫生的小屋里，只有炉灶已逐步取代了那屋顶排烟的洞孔。穷人窗户上没有玻璃，中产阶级有一些，而富人却拥有玻璃窗和大量镜子。在卑微的家庭，盘子是木制的碗，后慢慢地被锡碗所取代。此时，中国的瓷质餐具已开始出现在富有人家的餐桌上。源出意大利的、每顿晚餐都使用的餐叉，是 16 世纪凯瑟琳·德·美第奇与其他意大利物品一起带入法国，后来就迅速在用得起的人群中流传开来，尽管那时路易十四国王仍旧喜爱用他的手指就餐。银碗和银质大水缸虽自古就有，但更精心制作，在上层阶级圈子里经常能够看到它们。穷人没有家具或者仅有极少的几张长凳，以及一领睡席。中产阶级有椅子和眠床。富人不仅有坚固的家具，而且会更关注其款式。收入还可以的人们自己一般拥有带特定用途的房间，如独立分隔的卧室和餐厅。用作社会接待和娱乐的房间则令人注目地、时尚地进行装饰，在法国，这种房间称为沙龙。它有嵌木板的墙，照明用的烛台，烛光还可反射到镜子上，并配有沙发和安乐椅，这种有创意的装潢使人更为舒服。而穷人在天黑后，只能蜷缩靠在柜子旁或地板上，与一根蜡烛相伴。

如果使用进步这个词是恰当的话，那就可以说 17 世纪在饮品使用上是有进步的。咖啡和茶，与砂糖和烟草一起，全部是从海外进口的。1600 年，它们还是富有异国情调的珍品，到 1700 年，有更多的人可以享用了（不过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缺货严重）。咖啡店发展起来，小酒馆也有了连锁店。廉价酒在南欧变得非常丰富，北部的啤酒也一样。乙醇的提馏早在中世纪就被开发出来了，有一种提馏酒，即白兰地，当时是当作一种药物使用。到了 17 世纪，白兰地成为一种家庭饮用酒。此时，威士忌和杜松子酒也开始被人饮用。小酒馆和咖啡店为中等和较低的社会阶级提供了邻舍聚会的场所。醉酒在欧洲各城市变成更显而易见的问题，尤其是工人，他们不能在家庭独自私饮，因而就在大街上看到他们，如同霍加斯 1750 年左右在伦敦画的《杜松子酒巷》所显示的一样。从所有这些的贫穷和混乱中产生的，尤其在大城市，是非婚生人口和弃儿人数的增加，据统计，1780 年巴黎出生的三万婴儿中有七千是弃儿，但这些孩子多数是从农村带来存放在城市弃婴医院的。弃婴之多，使医院不堪重负。

宗教各阶级民众都共同分享不少东西。但根本上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宗教。无论文雅的还是粗俗的，无论有学问的还是无知的，他们都在教堂聆听同样的布道。他们在洗礼、结婚或葬礼上都接受同样的圣礼，还经常是同一个牧师。他们都服从穿越社会阶级界线的宗教和道德的义务。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在单一宗教的小社区中，或者一些特定的地方，在那里，庄园的贵族和女士像村民一样参加同一教堂。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教堂，无论是否有官方的容忍，宗教在社会凝聚力方面作用不大。例如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继承老清教徒的不遵奉国教的基督教徒发展了一种中产阶级文化，它与英国圣公会绅士文化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无论新教国家还是天主教国家，它们的富人家庭都可能拥有自己私人牧师，建有他们自己的教堂。在一些大得足够应付邻近地区变化的市镇，一些教堂变得时髦起来，而其他的不过变得大众化一点。总之，17 世纪有些人不全是虔诚的教徒。这些人包括住在难以到达的农村地区的人，以及较大市镇的最贫穷的人，后者是经常被从人口爆满的农村驱逐出来的农民或无家可归的移民。改革派主教，尤其在法国，努力采取措施改善此种状况，所以 17 世纪成为国内传教工作的伟大时代，或许下一个世纪也可能是这样，因为神秘主义已经在精英文化中蔓延，而大众文化比过去变得更基督教化。

健康富人和穷人都会遭受同一疾病，会面临因腐败食物和受污染的水而产生的同一危险，以及要忍受喧闹街道上因充塞着随意抛下的马粪、灰土和垃圾而散发出的同样气味与污浊。但是，它们对富人和穷人的影响，自然是不等同的。精英文化的人们会约请在大学受过训练的医生来服务，而普通受苦者则寻求价廉的治疗者诊治，这些人通常是妇女，她们的药品是草本植物和神秘药水。（妇女不能上大学，所以不可能成为医生。）是像富人那样乘马车上街，还是与普通人徒步行走，这其中就产生一种区别。在快速增长的城市，拥挤程度越发严重，例如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那不勒斯那里，穷富的区别不但更趋于极端，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显而易见。由于这里或那里的谷物歉收或遭受当地饥馑打击，人们周期性地担忧食品的短缺。在出现此种情况的地区，一些人饿死，一些食不果腹，而另一些人能方便地付出高价解决吃饭问题。在某些市镇，慈善组织得到发展，通常是由上层阶级妇女倡议，资助和协助虔诚的姐妹们救济穷人。饥饿和对饥饿的担心有时会产生骚乱，不过除去上层阶级人士试图利用它们实现自己的目的外，这些骚乱都不具有政治意义。

礼貌、礼节和娱乐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还在一些与物质关系较少的方面日益背道而驰。上层人士赋予文明举止以新的重要性，这方面，法国人的调门最高，如多次鞠躬、脱帽和相互恭维等。与之相比，普通人的举止似乎是不文明的。豪华宫廷的礼仪变得更正式。宫廷中的滑稽小丑消失了，王室周围围绕的不是粗俗的仆人，而是女士和绅士。1600 年左右，莎士比亚戏剧在公共剧院上演，各阶级混合在一起，欣赏同一演出。但在后一个世纪，上层阶级拥有自己私人剧院成为普通的事情。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跳时髦舞蹈，他们的子女必须跟舞蹈教师学舞，与此同时，普通人都继续在乡村舞蹈和快步舞曲中自然地蹦跳。对于晚上的社交聚会来说，文明世界就会在沙龙相遇，参与有教养的谈话艺术；而劳动人民，尤其在农村，白天劳作后会在邻舍相遇，在那里，男人修理农具，女人缝补衣服，他们闲聊，听故事或静静坐在大声朗读一本廉价书的人旁边，此类书当时已广泛流传。

杜松子酒巷

作者：威廉·霍加斯（英国人，1697—1764 年）

霍加斯在此幅伦敦街头酗酒者的插图中，揭示了酒精在英国工人阶级生活中的流行与危险。（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Harris Brisbane Dick Fund， 1932）

咖啡与茶在 18 世纪的流行，使伦敦和巴黎等大城市的咖啡屋成为公众聚会场所。此处描绘的咖啡屋吸引了时尚和富有的顾客，但咖啡屋也迎合较低阶层人士。［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Harris Brisbane Dick Fund， 1935（35.100.31）］

不少这样的书与流行的历书一起幸存留传下来，这就有可能使我们能认识那些不识字的、无艺术修养的阶级的精神层面的某些观念。这些观念常被印刷商人或他们的雇员记录下来，也常被其他一些介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或致力于表达自己所了解的大众兴趣的人记录下来。历书提供了占星术的观察资料，关于天气的建议，谚语，还有一些只言片语（它们一度被认为是科学，但现在则看作是某种神秘智慧）。其他不多的书则教授 ABC 字母或告诉人们如何在教堂举止得体，如何接近异性，如何尊敬长辈，以及如何写成一封适当的情书、感谢信和慰问信（还有由职业书信作者撰写的信，供有需求的文盲使用）。此外，还有人印行长期流传的口述传统故事、小仙女故事、圣徒经历，或是关于诸如罗宾汉等绿林好汉的事迹。在这些叙说中都突出描写了奇迹、神童、女巫、食人魔、天使和恶魔等。

不过奇怪的是，当受过教育的人们在学校里被教授以希腊的神话，并赞赏古代罗马的英雄的时候，普通人仍然全神贯注于那些关于中世纪的骑士精神、骑士的漂泊云游和圣洁隐士的故事传奇。那些故事曾在宏大的殿堂上讲述。对亚瑟王和查理曼大帝的回忆始终留在大众的脑海中。有许多关于圣骑士罗兰和其他骑士的功勋的既长又复杂的故事。他们曾为基督教与异教徒战斗，所有的一切均被设定于一个遥远世界之中，这世界充满着冒险却没有确定何时何地。在这些故事中，撒拉逊人、摩尔人、土耳其人、穆斯林以及有时是犹太人，一般都被描绘为具有威胁的人物。

巫术和魔术在 1600 年，在所有的社会各阶级中，都可看到对巫术和魔法的信以为真。莎士比亚的观众完全相信《麦克白》剧中的巫术。学术性的书籍仍在撰写这些主题。有学识的作家和法院的法官由于巫术和魔法所引发的忧虑，的确可能比普通人所感到的更大。到 1700 年，明显地发生了大变化：女巫、魔法师、杂乱的各种妖术伎俩都统统从精英文化中消失了，但它们还留在普通人脑海里。大多数普通民众那时尚未被科学或怀疑影响，还倾向于相信魔法包含着几分真实，他们将之区别为好魔法和坏魔法。好魔法能解开自然的“秘密”；有一些关于炼金术的流行著作，谈到过去的著名贤人懂得如何将贱金属变为黄金，还有一些特殊的配方能增强祈祷的功效。一些老妪拥有具备疗效的药草的秘密知识，这些知识的确可能有某些医疗价值，但它又与难以理解的玄奥之学掺和一起。使用坏魔法会引起伤害。它教授黑色艺术，它给予咒语以力量，它经常卷入某种与魔鬼的契约，它使女巫如此恐怖。到 1700 年，此类观念已趋于消失。法官不再相信此类力量的存在，也不再主持巫术的审判。关于对预言和神谕的信仰，情况可能也是一样的：在精英文化中，只有圣经记载的预言仍保有一些可靠性，但关于新近和未来的预言仍为普通人们所接受。

大众文化继续还在集市和嘉年华会（即狂欢节）展示自己。在男人、女人有限的一生中，激动人心的事件仅仅发生在某年某时，届时周围几英里的人们群集一起。在集市上，一个人能买到商店或流动小贩不能提供的一些东西。在那里可以观看木偶戏、杂耍和杂技的演出。那里也有一些魔术师，和现代魔术师一样，拒绝承认他们使用的仅仅是一些自然的手段。江湖医生就是搭台子（意大利文称 banco）为各种疑难杂症出售可疑药品的那些人，同时还伴以喋喋不休的笑话故事，旁边常常还伴着一个小丑。盲人歌手和流浪乐手娱乐人群，斗鸡和逗熊则供有坚强意志者玩耍。在如此喧闹的情况下，巡回传道士可能会斥责这个世界的空虚，并质疑主教和律师们的智慧。

嘉年华会嘉年华在基督教四旬斋之前举行，持续数周。此字本身来自意大利文，意为“向食物告别”。一个好基督徒在 40 天斋戒禁食期间应远离食物；在法国，嘉年华的高潮是在“油腻星期二（fat Tuesday）”。新教国家也保留此传统，这是一个大吃大喝的时间，寻欢作乐和干愚蠢勾当的时间。令人滑稽可笑的队伍在街上游行，演出滑稽戏，模仿布道。年青人在拔河、赛跑和玩一种简陋可滚动的足球中显示他们的强壮。一个共同的主题在英国称为“颠倒的世界”。男人和女人互换着装。骑手面向马尾，马匹倒退前进。小街头戏剧表演仆人向主人下命令，法官坐在树干上，小学生敲打老师，丈夫抱孩子而妻子紧握钢枪。总之，嘉年华是一个向习俗挑战和嘲笑权威的时间。难以了解有多少是表达真正不满的怒气和多少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确实，这两者可能都有。

在 1600 年，各阶级的民众都参加上述那些节日活动。到下一世纪，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改革派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教士对他们认为过分的此类活动进行了清除。随着国家的成长，市民当局也开始对会引起破坏作用的这些活动感到不满。到 1700 年，富有的、时尚的、受过教育的精英文化人士倾向于减少外出，或只作为去消遣的观众参加普通民众的单纯娱乐活动。在 18 世纪，由于各种精英采取更正规的举止风度，以及开始喜爱新古典主义的文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鸿沟更为扩大。教士发动反对巫术的运动，并试图抑制可疑的地方圣徒的朝拜和崇敬等现象。由于医学业的发展，民间治疗者和叫卖祖传秘药的小贩被视为骗子和庸医。由于受过教育的精英中的科学与其他知识的增加，那些缺乏此类知识的人似乎就被认为是迷信或无知的人。可以认为，精英已从大众文化退出了，但人民总体上还未被带入较高的文明范围。总之，阶级的差别变得空前尖锐。但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一直静止不动，1800 年前，精英文化中的一些人就开始“重新发现”民众了，去收集民谣和神仙故事，这就为 19 世纪所谓的“民俗学”奠定了基础。

圣乔治节的嘉年华

作者：小彼得·勃鲁盖尔（佛兰芒人，1565—1638 年）

嘉年华打破了整个现代早期的城镇日常生活的常规模式。此画显示了 17 世纪初叶，佛兰芒城市安特卫普附近的一次嘉年华，不过此时期几乎每座欧洲村子的嘉年华都是游戏、吃、喝、跳舞和展示旗帜。（Christie’s Images/Bridgeman Art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