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对精英文化的颠覆

二、消费文化对精英文化的颠覆

20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代表人物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作出所谓修正，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的主张，强调文化主体与文化生产在当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将大众传媒研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威廉斯和另一个代表人物霍尔对否定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进行了分析，认为以传媒为载体的低级庸俗文化并不仅仅是由工人阶级消费和创造的。由此，他们对传统的精英文化保持了一种持续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25]

到了20世纪90年代，庸俗文化研究的兴起显然继承了早期文化研究的传统，他们对大众文化消费者极尽颂扬之能事，最大限度地凸现了文化研究的“民粹主义信仰”^[26]。他们力图修正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认为文化不再只是高雅严肃的经典文化，也包括日常平庸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所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是文化精英对平民文化的歧视和敌意。

在否定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们对媒介文化的指控同时，文化研究学者致力于挖掘当代大众文化中的激进潜能。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便是这样一位文化研究学者。费斯克在其著作《理解大众文化》中首选牛仔裤为解读对象，认为牛仔裤渗透了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资本的支配力量；而“穿破牛仔裤”则代表了一种抵抗力量，大众正是凭借“撕破牛仔”这样的战术，对付、规避或抵抗着宰制性的力量。正是大众这种颠覆性的力量，“使宰制者感觉到收编是一种持久的必要”。^[27]

文化研究学派对通俗文化的关注动摇了精英主义的立场。他们指出通俗文化包括了最基本最普遍的社会实践，正是在那些意义与快感的肤浅关联中，文化得以被建构。他们认为当人们处于最日常状态时，也是最具文化的，一如穿着牛仔裤时的自由。应该说，文化研究将研究对象从传统的文学经典及高雅文化中解放出来，开始面对日常的普通的东西，不仅使人们对文化的真正内涵重新审视，而且正如著名批判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所指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路径，让我们可以避免把媒介、文化、传播的领域分割成高等与低等、通俗对精英，让我们看到所有形式的媒介文化与传播都值得审视与批评。”^[28]

的确，以现代传播技术支持的消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视觉和听觉文化，这种视听享受能消解任何崇高和意义，摧毁传统的以严肃和高雅自居的精英文化的审美规范，使文化从一种教化工具转变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文化产品也随之蜕变为“消费品”。大众文化借助于传媒的威力而影响日益显著，传媒也通过传播大众文化而获得巨额利润，这也许是文化研究学者所没有意识到的最终结局。有学者认为，文化研究学派的这种乐观是对社会现象的“严重误读”^[29]。他们虽然以一种平民姿态解读文化符号，但其关键的错误是将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力混为一谈，资本的支配权与普通人在市场上对商品的选择权被当成了一回事。在费氏的解读中，“买不起的人”成了“选择不买的人”。可以说，文化研究学派在挖掘受众的能动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滑向了一种文化民粹主义。

相对于文化研究学者对大众和消费文化的包容乐观，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大多是典型的文化精英主义者，他们站在精英立场审视大众传媒的这种消费主义倾向。当看到媒介权力无处不在，广告铺天盖地，在有形无形浸淫着人们的生活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内心的社会责任感油然而生。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精英文化最突出的代表，他的精英主义观点集中表现在对当代大众文化的批判上。他十分强调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精英文化独一无二的精神自由和思想价值，成为他衡量和抨击大众文化的最有力武器。另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经典分析也是他文化批判的重要支柱，特别是有关“商品拜物教”的观点。在阿多诺看来，大众文化已偏离了正常的文化轨道，它以文化的工业生产为标志，把市民大众作为消费对象，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一步步地趋向物化，直至沦为纯粹的商品，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商品拜物教的特性。^[30]

法兰克福学派还坚持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基本状况出发，追究媒介所从事的文化工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在这里，大众文化成了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的操纵性工具。文化工业通过大众心理的影响塑造他们的身份认同，阶层、族群和性别意识，并由此改变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价值观。在这样的文化意识操纵下，大众丧失了批判和否定现实的能力，而文化中心也成了商业消费的中心，文化不再具备对现存制度的批判性力量，成为了维持现存制度的一种意识形态。这是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以“符号民主”自居的文化研究所不能深刻体会到的。

消费文化的兴起使商业电视的传播观念得到空前张扬，而以公共传播为理念的精英主义和精英文化却在走向衰落。这两种文化思潮的背后，是对社会既有现象批判的不同出发点，即政治经济的批判还是所谓符号民主的批判。虽然精英文化统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精英主义在当代大众社会的衰落并不意味着精英主义者的穷途末路，也不是精英文化的消亡，仅仅是精英主义者已不再是社会的精神领袖与导师，精英文化也只是社会文化的存在形式之一。^[31]的确，从历史与社会发展的视角，精英文化及其制度只有经过不断地改革变迁，才能找到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如果说公共广播电视代表了精英文化主义的立场，商业广播电视代表了大众文化的立场，表现在欧洲的广播电视格局上，便是这种公私并存的双轨制广播电视的竞争相谐，以公营为主的公共广播电视在经历了精英文化的衰落后，逐渐滋生出新的活力和文化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