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颠覆者”

一、“文化的颠覆者”——对电视的伦理追问

将电视称为“颠覆性传媒”的是大名鼎鼎的美国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他在《力量转移》一书中的第27章的标题就是“颠覆性的传播媒介”。托夫勒认为:“在全世界各地,人们在利用新的传播媒介或使用老传媒的新方法来对国家的权力提出挑战—有时是推翻这种权力。”⁽¹⁾托夫勒在这里说的“新的传播媒介或使用老传媒的新方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指的就是电视,因为他详细地描述了电视在东欧剧变、马科斯倒台等重大社会变革和政权交替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因此,将电视视为“颠覆性传媒”,正是托夫勒在研究分析了8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后得出的结论。

“文化的颠覆者”是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给美国的影视制造厂家下的结论性的断语。他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好莱坞影片和电视制作厂家已成了文化的颠覆者,正是他们——毫无顾忌地利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提供的保护——一直不断地传播自我毁灭的社会伦理。”⁽²⁾

相比较而言,如果说托夫勒提出电视是“颠覆性传媒”,以此来表明一个学者的“政治热情”,那么布热津斯基对电视的文化角色的评定,则更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学术情结”。

曾经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充分注意到电视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同时,对电视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布热津斯基对电视的批判的深刻和尖锐,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十分少见的。一方面,他对电视影响的正面评价可以达到很高的程度:“随着全世界观众越来越多地盯着电视机屏幕,不论是在强迫的宗教正统观念的时代,还是在极权主义灌输教育的最高潮,都无法与电视对观众所施加的文化和哲学上的影响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布氏在列举20个美国需要兴利除弊的基本难题时指出:“通过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作为吸引观众的手段,以娱乐为幌子,事实上宣扬性和暴力以及实际上是传播瞬时的自我满足。”⁽³⁾

布热津斯基认为:西方的电视逐步地越来越成为感官的、性的和轰动性的,电视在破坏代代继承的传统和价值观念方面起了特别大的作用。电视的娱乐节目——甚至新闻节目——都拼命渲染现实,使之产生脱离道德支柱的有新奇感的刺激,同时把物质或性欲的自我满足描绘成正当的,甚至是值得赞扬的行为。电视对美国价值观念形成所起的特别消极的作用,它迎合最低级的尽人皆知的本能。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价值观念一再表明,它完全有理由可被称之为道德败坏和文化堕落。在这方面,电视尤其是罪魁祸首。布热津斯基这种对电视的激愤之情,并没有影响到他曾作为美国政府的高级谋士的“预警”职责,在他看来,“丰饶中的纵欲无度”是西方国家面临的历史性危险,在西方社会里,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和目标。因而,对这个问题表示认真的和正当的关注是不无道理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堪称所谓追问“现代性”的一个著名命题。它与马尔库塞提出的“虚假需要”等命题一样,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贪婪和欲望的无限扩张,不仅塑造了独断的主体,而且也塑造了工具和手段意义上的客体。布热津斯基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一个以自我满足为行事准则的社会也会成为一个不再有任何道德判断标准的社会。人人都认为有权利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不论他应不应得到。这样一来,道德判断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了。这种道德真空状态界定了精神空虚概念的基本定义——一种看来越来越扩散到所谓西方文明的大部分领域的空虚之感。

电视是20世纪对人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伟大发明之一,从文化发展的意义上说,电视传播是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革,电视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当今其他任何文化形态,电视成为改造社会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力量。然而,电视对文化的影响并非只有积极作用,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指出了收视率、销售量等市场营销术引入“电视文化生产”,其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异化。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消费文化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的巨大冲击,“物质丰裕,精神痛苦”这种“病态社会”中人们被异化了的生活也通过电视表现出来。因此,研究电视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批判精神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检索电视批评的理论线索时,我们发现,在对电视乃至对大众文化的声讨声中,理论源于土生土长的本土话语并不多,更多的是来自西方现当代文化批判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这一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特别是阿多诺、马尔库塞、弗罗姆等人的理论,更是时常被人用来引经据典。这是因为,法兰克福学派标榜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趣的是,这一学派的不少代表人物就生活在电视大发展的年代,他们的观点明显带有对包括电视在内的现代传媒的批判色彩。比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这部著作中就特别指出,科学技术越发展,当代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就越具有控制性。社会可以借助各种媒介和舆论工具——无线电、电影、电视、报刊、广告等加强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和操纵,使人最终丧失那种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的自由”。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对电视的批判还显得吞吞吐吐的话,那么当西方社会思想发展到了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时,对电视的批判已经变得相当尖锐。在他于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部对中西方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著作中,贝尔尖锐地指出:“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覆老的习俗,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传统因而日显呆板滞重,正统机制如家庭和教会都被迫处于守势,拼命掩饰自己的无能为力。”“整个视觉文化因为比印刷更能迎合文化大众所具有的现代主义的冲动,它本身从文化意义上说就枯竭得更快。”⁽⁴⁾他用“滥情”、“假冒”、“虚假”等词来形容电视传播,除了一个文化学者的精英意识之外,也表明了人文主义学者视野中对电视的基本判定——没文化。

在梳理西方电视批评理论中的伦理的追问这条线索时,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这就是对电视进行了尖锐批评的非传播学家们,在涉及电视的问题时总是表现出一种“宏大叙事”的特点,亦即将电视传播中的问题置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严重缺陷的抨击之中,这种开阔的视野较之单纯的大众传播学层面的电视批评显然要深刻得多,敏锐得多。而且,这种来自非传播学、非电视学的话语,由于是在全面探讨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经济、社会组织结构的命运以及出路问题时表达的,所以,其直白叙述的特点较之学理的分析更容易有阅读的顺畅感并产生直接的联想。在这方面,美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瑟罗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对电视的负面影响的分析,具有代表性。

瑟罗在阐述世界经济变化的内在动因时,提出了“五大板块运动”的观点,并将电视的影响置于“人工智能产业时代”这一板块,表达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电视的影响和作用的深刻洞察:“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价值观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电子媒介所左右。人类社会几乎彻底地让商业市场来决定他们的价值观和模仿的榜样,这是前所未有的。无论从深度(看电视花去的时间)还是广度(看电视的人口比例)上说,电视创造的文化渗透力也是前所未有的。”问题是更严重的程度在于:“电子媒介正在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反过来将会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⁵⁾

瑟罗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媒体世界里,除了警察和贩毒者外,谁都吃不开。电视世界是一个不事生产只讲消费的世界。过去什么都不必做就能有今天的消费,今天什么都不必做就能保证明天的消费。根本没有什么为了将来的投资。”⁽⁶⁾只要我们看一看屏幕上常见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腰缠万贯、佳丽云集,再将真实的社会与屏幕上的人物生活作一个简单的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个屏幕为人们虚拟了一个多么虚幻的空间。正像这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缺陷进行了猛烈抨击的瑟罗指出的那样:“如今,最经常被邀请来你家的邻居并不是你真正的邻居。电视上的家庭比真实的一般美国家庭大约要富裕4倍,这就误导了许多真实的美国家庭,给他们留下一个夸大了的概念,好像一般美国家庭真有多富裕。把自己的家庭和这种虚构的家庭相比,结果大家都有一种丧气的感觉。”⁽⁷⁾“4倍”这一数字足以使人获得一种简单的清醒,4倍放在中国会是几倍呢?相信一切智力正常的人都会作出自己的正确判断。

或许我们会对这些道德范畴的伦理追问产生情绪化的印象,但只要将这些对电视的批评置于一个更广阔、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与框架中来做完整解读,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大师级人物的良苦用心——认清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形成向未来投资的共识,表达他们对时代性和体制性问题的真知灼见。因此,这些对电视的伦理追问,其着眼点仍不失为探讨电视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