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的演化

不同的认识主体对于城市文化的定义各有侧重。地理学或城市规划学看重文化发展赖以生存的空间，认为城市文化就是城市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时空截面，是城市文明在进步尺度上的外化，不同地域的城市文化千差万别，不同时代的文化也不尽相同。人类学家认为城市文化是城市人格的表现，城市是人格化的主题空间，它映射着民族的、时代的与人格的光辉，是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审美的等各种文化的集中表现。城市文化是由人文核心外化构成的文化价值体系，由外到内分为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以及观念文化层4个层次；而社会学则从文化创造的主体出发，是城市社会成员（市民）在社会实践中共同创造出来的，为该城市社会成员所共有，包括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等在内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然而无论从哪些角度出发、侧重点在哪里，所谓的城市文化都无外乎是探讨人作为行为主体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下所产生的文化行为及其连带后果，一旦外界条件发生变化，这些人类智慧的成果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正是源于不同时期人们需求的不断变化，才赋予了城市不同的职能，而城市职能的转变又推动了城市文化的演化历程。乔尔·科特金认为从古至今，无论城市职能如何变化，其繁华的原因都源于城市的神圣、安全及繁荣，并总结出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人类本身就是群居动物，在进入农耕社会开始定居生活后，出于安全与贸易的目的形成更大规模的集聚。人们出于对自然的敬畏、感恩与原始崇拜而产生宗教，又需要有效的社会秩序组织大规模的生产与改造自然活动，从而形成了以“神庙”为中心构建的早期城市轮廓。因而早期的城市无论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还是在古老的中国及印度，都是神以及代表神明的统治阶级居住的场所。随着人类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实力强大的地区想要通过军事或经济的向外扩张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城市类型也开始分化，形成了以帝国城市（如罗马）、宗教城市（如麦加、耶路撒冷）和商业城市（如威尼斯）为代表的古典城市。中国古代的内生性城市进程与西方不同，都城既是世俗权力中心又是宗教圣地，都城外的小城镇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等级体制。可以说中世纪及以前的城市文化都是围绕着神明以及统治阶级展开的宗教式文化。随着城市中脱离土地及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人”数量的增加，人们对自由的崇尚之风日渐浓厚，启蒙运动使人的理性战胜了宗教的神性成为城市文化的价值核心。城市文化成为一种公共性及大众性的价值符号，是以市民为核心，注重追求经济利益、理性主义的世俗文化。

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使城市成为大规模的产品生产车间。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在短短几十年里创造财富的能力甚至超过了过去几个世纪生产财富的总和，城市人口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趋势，城市规模以几何倍数扩大，城市天际线也在被新盖起的高楼大厦不断刷新。城市在带来人类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城市轮廓无序蔓延、交通拥堵、人居条件变差、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贫富差距拉大、人情冷漠、金钱至上、城市贫困及犯罪等层出不穷的问题。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暴露出人类对于理性的追求已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性与科学理性的分离。理性这一新的城市精神将科学技术变成了统治城市的工具。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交通与通信技术的改善，改变了人口和工业的高度空间集聚现状，城乡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后工业时代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制造以及传统工业城市无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城市不得不把优点转向以金融、服务、科技、文化为导向的新型产业发展路径；而城市特质也由政治的、经济的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了文化导向。城市文化开始批判人为强制理性，强调人性的回归，注重文化的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发展。有学者将城市文化的演化史概括为传统的神明时代、近代英雄时代、后现代的世俗时代和交往时代；而世界文化重心演变的大体趋势都是由宗教而政治，由政治而经济。如今文化的经济方面虽尚未能够完全代替政治方面以成为现代文化的重心，但经济在现代文化上的重要性，已甚为明显。

从原始都市到大都市的发展过程是人类由原始野蛮逐渐走向文化并创造出灿烂人类文明的过程，这一时期人类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生活水平质量不断提高、科学文化逐步摆脱宗教的束缚，向着科学化、系统化、理论化的方向发展。伴随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超大都市，变成了分崩离析的工具并日益对真正的文化构成威胁，文化变成了没有内涵的、标准化生产的工业产品。城市开始陷入了衰落和解体阶段，城市面貌混乱不堪、商业萧条、政治独裁、战争、暴力、物质匮乏和文化衰退、艺术和科学不再有创造性的成果……城市由繁荣逐渐变成一片废墟。所以，“当一个城市达到了超大都市的阶段，它就清楚地处于下降的轨迹，它就需要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以克服这种惯性来改变运动的方向，来抵制内在的解体过程”。“一个文化垂死的阶段可能通过攫取更年轻生命成长的新鲜的能量来延长自身的存在。”在城市发展进入衰退阶段或倾向走向发展停滞期时，城市在吸纳了新的发展动力之后呈现出新一轮的发展面貌，进入城市的复兴阶段。当然在新的城市背景下，城市的内部结构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城市文化也会进一步转化提升，事物原本的有用性逐渐减弱甚至消失，而其符号性及文化性则逐步加强。例如，在后工业社会中，城市中心的许多工业厂房随着工业企业的迁出而失去其原有的生产功能，但是作为工业遗产的表现形式，它彰显着城市在工业文明时代的辉煌发展史，同时通过功能置换以及工业遗产保护开发，使这里往往发展成为城市中的另一文化聚集地及文化新地标。现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关注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做法，正暗合了芒福德的论断——为寻求维系巨型城市正常运转而寻找新的经济动力，这是城市发展阶段的一种趋势，也是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