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实践和艺术修养

关于李清照《醉花阴》这首词，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李清照把这首词函致她的丈夫赵明诚，明诚非常叹赏，自愧弗如，下决心要胜过她。于是便谢绝客友，废寝忘食三昼夜，得词十五阕，同《醉花阴》词混在一起，送友人陆德夫看。陆德夫读之再三，说“只三句绝佳”。赵明诚问是哪三句，陆德夫答：“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而这正是李清照所作。这说明审美鉴赏力决定于大量的审美实践和广博的艺术修养。

艺术鉴赏力的首要标志在于能够分辨作品表达的思想情感的真假优劣，此外，作者表达思想情感的手法高低也是至关重要的。有些欣赏者不论是读一本小说，还是看一场电影、参观一次展出，一说起来就是反映了什么内容，至于说是怎么表达的，可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显露出对艺术感受力的薄弱。如果欣赏者缺乏鉴赏能力，就不可能领略艺术特有的美感，难以进入艺术欣赏世界的大门。

1.审美实践

审美鉴赏力不是天生的，而是长期实践的结果。“艺术欣赏力究竟是什么呢？由于反复的经验而获得的敏捷性，它表示在能使它美化的情况下，抓住真实与良好的东西，并且迅速而强烈地为它所感动。”^[11]鉴赏能力的提高有赖于审美实践的积累和学习。这又分为几个方面：

首先，离不开大量的鉴赏实践，与自然、社会和艺术有大量感性接触，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晓、识就是辨识能力。经验多了，就有了比较，有了鉴别。这是数量。

从质量上说，“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作品才能培育成的”^[12]。在对最好的作品的欣赏中打下牢固的基础，就有了用来衡量其他作品的标准。只有接触优秀的艺术作品，才有助于艺术修养与鉴赏力的培养与提高。

从范围上来讲，了解各类审美对象不同的表现形式，熟悉、理解各种审美对象，尤其是了解艺术形态、艺术规律及其特性。

从时间上讲，审美能力的培养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求主体对复杂的人生有亲身的体验，对民族的、人类的深层意识有所认识。

总之，要勤于学习，同时按照自己体验到的思想情感与审美对象对接，通过形象而追求一种生命和情感的体现，从而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

2.艺术修养

马克思指出：“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13]不仅音乐艺术如此，对其他各种艺术的欣赏也同样如此。

这可以分为艺术感觉和艺术修养两个层次。

艺术感觉是审美鉴赏者对艺术对象的直觉把握，这离不开熟悉、了解和掌握艺术的基本知识和规律。总体来说，艺术感觉是审美鉴赏者日常生活经验、艺术经验、审美素养、审美趣味等积淀而成的一种审美潜能。

比如，绘画的造型手段主要是线、色、形和构图，辅助手段是笔触、材料和其他工具。就笔触而言，中国画讲笔墨之美，讲究水墨渗纸的特殊趣味；油画讲笔触的表现力，讲究油料色彩在画布上显映出来的效果。笔触、笔法本身可以产生特殊的表现力，增加作品的美感。中国绘画笔法的变化，是受到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书法艺术在用笔方面变幻奇崛、意趣无穷，传达出作者内心的情结，文人画家更能发挥其特长。笔触的韵味原出于画家熟练的技巧，是辛勤劳动、得心应手的产物。所谓信笔挥写，看似无意中得之，其实是技巧精纯老练之后的自然流露。笔法可以传达画家的感觉和情绪，与艺术创作者所刻画的形象相吻合，例如粗糙、粗犷或细腻、微妙。笔触的讲究，是绘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个人艺术感觉上说，能够玩味笔触的技巧美，标志着欣赏能力的深化和提高。当人们能从笔法上领会画家的心理和情绪时，那就表明人们对于艺术美的感受更加细腻、更加精致。

艺术修养包括对一般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了解，包括对各个艺术门类和体裁的美学特征和艺术语言的熟悉和了解。

各个门类、体裁、样式的艺术具有各自的审美特征和表现技法，不同种类的艺术及作品，运用不同的形式、工具、物质材料，有不同的表现手法。在艺术鉴赏活动中，对于不同的艺术类别，应当根据它们各自不同的美学特性而采取不同的鉴赏方法，这是各类艺术鉴赏活动的特殊性。以视觉艺术而言，绘画以形、色、线的排列组合，以笔墨结构、明暗、布局构图等造型因素，在高度、宽度二度空间的平面上实现形象创造和整体艺术构成。而雕塑则以形面、体积、动态结构等造型因素，在高度、宽度和深度三度空间内，实现其形象创造和整体艺术构成。因而，同为视觉艺术，它要求欣赏者对“形”具有不同的敏锐感觉。

就艺术形象来说，小说《黑骏马》塑造了小说形象，据此改编的电影使人们感受到的是电影形象。而电影《黑骏马》的音乐本身，又构成了音乐形象。我们在欣赏音乐的时候，既可以与小说、电影的形象形成联觉通感，又可以抛开小说、电影的影响，仅凭音乐形象就可以感悟到“蒙古人”，并进而感受到电影音乐包含着的蒙古人及男人和女人的三条线索。

蒙古人：蒙古人（汉语）。草原之晨。游牧。定亲。蒙古人（蒙语）。

蒙古男人：黑骏马。秋夜。奶奶，我走了。离去。

蒙古女人：拜庙。孤影。钢嘎·哈拉。其其格。^[14]

在“蒙古人”的系列音乐形象中，我们仿佛回到了人类社会形成之初，由饲养家畜而到游牧，“游牧”一段呼麦的啸声，使我们经历着暴风雪的考验，体会到生存的艰难。“定亲”一节所透露出的橘黄色的温馨色彩，使我们领悟到一辈一辈人在顽强的生存斗争中不断繁衍、不断壮大。草原的广阔天地养育了襟怀宽阔的蒙古人。在“蒙古男人”的系列音乐形象中，我们感受到走出草原、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宝力格内心的痛苦，他不能忍受恶俗陋习对他爱情的侵犯，又为自己的逃避行为而内疚万分。在“离去”的音乐中，现代电子音乐急风骤雨的节奏及呐喊般的演唱，充分表达了这种矛盾心情。在“蒙古女人”的系列音乐形象中，悲剧的色彩最为浓烈，三段音乐是奶奶、索尼娅和其其格的命运象征。当女声唱起蒙古长调时，使人倍感苍凉。而“拜庙”音乐中一方面以流畅的旋律表达出少女的憧憬，一方面是寺院大号筒的沉重威严的长音，这已经预示了她们不可能摆脱既定的命运。将这三方面的音乐形象综合起来，我们就更能感受到一个民族从落后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这一切，又和配器手法密切相关，马头琴与西洋乐器的巧妙结合，使听众在民族特色中感受到现代风格，而这和原小说的格调是一致的。简洁单纯的配器，和“蒙古人”的情调也是互相吻合的。

艺术修养以阅读、知识为根基，但显现出来的却是审美天地的生机情趣，这是艺术享受不同于死读书的乐趣，也是艺术享受不同于其他享受的地方。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来说，历史同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文学史上，有借助重大历史事件而完成的史诗式的巨著，有将历史风云人物幻化为文学典型，也有以历史人物素材写成的小说。但是，文学不是历史的外套，它是独立的思维大厦，文学的艺术典型即使取材于历史人物，但作为艺术的典型一经站立，它就蜕掉了历史的躯壳，获得了思维的再生。它的作用不再局限于历史的功过，而是审美思维天地的开拓。在审美鉴赏中，如果把历史人物同历史性的艺术典型等同起来，就可能在机械思维的铁笼中四处碰壁。在文学的长河中，与历史人物同名的艺术形象，没有几个是经得起查家谱、翻档案的。如果不是以艺术审美的眼光而是以纯历史的眼光看，《三国志》就会推翻《三国演义》，而一部《长恨歌》，会捅出百十来个漏洞。反之，完全没有历史根据的某些“戏说”，也往往沦为“胡说”。

艺术源于对社会人生深切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思想情感的真挚、独特、新鲜，是构成艺术品的必要条件。从艺术过程来讲，只有当它把新的思想感情带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去时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品。具有一定艺术修养的鉴赏者之所以拒绝抽象说教的作品，其深层心理在于这些作品的制造者蔑视乃至否定了艺术接受者的主体地位，破坏了审美心理对话的亲和性、能动性。“只要读者或者观众发现小说、戏剧、绘画的作者企图指教、教诲和训导他，真正的艺术直觉氛围就遭到破坏。”^[15]为此，艺术创作者必须要把艺术形象描绘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宛然有致，也就是黑格尔所指出的，艺术之所以引人入胜，“全在于主体的掌握方式和表现方式，抒情诗的这方面的乐趣有时是来自心情的一阵清香，有时由于新奇的观照方式和出人意外的妙想和隽语”^[16]。

艺术修养的丰富和提高，还在于对不同艺术形态的相互借鉴、沟通的活动中。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说，灵魂中没有音乐的人，绝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艾略特把诗人的这方面能力称为“听觉想象”，即音乐和节奏的感觉，它们远远深入到思想和感性的意识层下，给每一个词赋以生命。埃塞比乌斯指出：有教养的音乐家，能从拉斐尔圣母像得到不少启发，同时，美术家也可以从莫扎特的交响曲获益匪浅。唐代书法家怀素夜闻嘉陵江水声而草圣益佳，又观夏云多奇峰，辄尝师之。所以在他的书法上就出现了惊蛇走虺、旋风骤雨、风云变幻的磅礴气势。有人称赞他的书法：“怪石奔秋涧，寒藤挂古松，若教临水畔，字字恐成龙。”另如中国园林有高低起伏，有隐显动静。人游其间，是一首诗，一幅画，宜坐，宜行，宜看，宜想。而戏曲也是如此，一唱三叹，曲有终而味无尽。演《游园》《惊梦》的演员，如果他脑子中有了中国园林的景象，那么他的一举一动，便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感情，有生命，有声有色的了。这种修养，对于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欣赏者同等重要。

在一些特殊的作品面前，人们的艺术修养也面临着挑战。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的命运，可说是一个典型例证了。

罗丹创作巴尔扎克像，是受当时法国文学家协会的委托，并与协会签订了合同之后开始的。当时，文学家协会要求他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即1893年5月前）完成雕像。但是，由于罗丹极其严肃的创作态度和在创作中遇到的众多困难与复杂的美学课题，使雕像的完成时间一推再推，直到七年后，《巴尔扎克》雕像才得以完成，于1898年初次在沙龙美展上公开展出。在这座雕像中，巴尔扎克身披睡袍，微仰着头颅，双眼迷蒙，还沉浸在刚才的创作状态中。所有熬夜爬格子的人，看到这座雕像，都会激起强烈的共鸣。当通宵写作、思路活跃而肉体却支撑不住的时候，当万人皆睡而我独醒的黎明时光，欲干不能、欲罢不忍，身心既疲惫万分而又亢奋不已，走出户外透透空气，披上睡衣以抵挡清晨的寒气，但大脑中仍意识流不断，似梦似醒，神情恍惚，尽显文字工作者的艰辛。

然而《巴尔扎克》雕像的问世，立刻招至非难。无情的嘲笑和怒骂、滔滔不绝的恶言恶语充斥于各种报刊：“这是被一个疯子踢在一起的一堆石膏”，“一个装在口袋里的癞蛤蟆”，一个“雪人”、“丑八怪”、“大麻袋”，“这不过是轻狂与无能的纪念碑，是神态紊乱之作，或者也可以说是荒唐的骗术。”简直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望着它真难受”。如此嘲讽还不满足，幽默杂志上刊登了许多漫画，街头小贩们出卖企鹅、海豹的玩具，叫喊道：买罗丹的《巴尔扎克》吧！某商人举行化装舞会，他化装成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的样子迎接客人。事情竟然弄到这种地步：对《巴尔扎克》的讥讽和嘲弄成了一种时髦。

但当时也不乏《巴尔扎克》雕像的捍卫者，在他们中有左拉、法朗士、德彪西、莫奈这样一些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为它的遭际而愤懑。文学家协会却正式向罗丹退掉了这个订件而另请高明，雕刻家法尔吉埃的《巴尔扎克》雕像被文学家协会通过并于1902年在巴黎街头落成。

面对这样的嘲弄、谩骂和侮辱，深沉的罗丹没有愤怒。他平静而自信地把雕像移到自家的花园中，他决定自己收藏它，他深知这一作品的价值。这件杰作终于在40年后得到了公正的定论，1938年，即罗丹去世后的第21年，巴黎当局在作家协会的倡议下，把罗丹的《巴尔扎克》雕像铸成青铜像，安放在斯沛尔和蒙特帕内丝的林阴道街角，成为巴黎市中心的纪念碑之一。

可见，艺术修养会遇到两种挑战：对创造性作品的不理解和对假冒伪劣产品的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