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大众文化走向精制化

第四节　大众媒介的责任：引导大众文化走向精制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就数量而言，最大量的不是时事新闻，而是大众文化，即每年成千上万集的电视剧，以及数不清的影视明星和歌星，数以百万计发行的畅销小说、纪实文学和流行音乐光盘，还有各种国内外的电影娱乐“大片”，以及每天广播电视节目中组织的各类文化专题节目等。它们在短暂的流行时间里不断地造成大大小小的文化舆论的轰动，各种文化“热”一轮一轮而来，使得中国巨大的社会时空失去了昔日的稳态。人们来不及从理论上对此作出反应，它们已经涌进了千家万户。凭借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和市场机制，大众文化迅速覆盖了全国大部分人口，最大限度地占有了社会时空。在这种新情况下，媒介如何认识大众文化、正确引导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亟待讨论。

我国已具备大众文化产生的基本条件

现在所说的“大众文化”，既不是古代都市的市井文化、计划经济时期的工农兵群众文化，也不是农村的乡土文化，而是指以文化工业为特征、以市民大众为主要消费者、以大众媒介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文化形态。

在我国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1994年的全国人口实际构成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城市人口和从事工业、第三产业的人口，第一次超过了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口（6.3亿比5亿）（祝华新，1994a）；1995年全国成人平均受教育6.74年（黄志坚，1995）。这标志着一个巨大的大众文化的消费群体当代市民大众正在形成，并且他们初步具备了接受这种文化的水平（一般地说，公众达到小学教育程度是大众文化得以较快发展的底线）。流行歌曲《小芳》一下子从南唱到北，它所流露的从乡村生活转向城市生活的历史沧桑多少表明：我国人民的主要生活环境，正在从乡村转向城市，尽管这个进程十分缓慢。

这一切与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人们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和经济条件，以往受到挤压的文化欲求强烈地表现出来。对绝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来说，高雅文化距离实际生活较远，他们更多地关注细腻的生活实感、市井常谈、闺房碎语，不避琐碎，喜爱离奇，在每一次文化“投入”之中宣泄一下平日郁结心头的种种劳顿与烦恼的生活感受，暂时放松一下生活的重负和社会竞争的压力。显然，这种需求基本上属于娱乐型，而最能快速满足这种精神需求的便是大众文化。

以电视为代表的当代大众传播媒介，是大众文化得以迅速而大量传播的主要技术手段。而我国电视机的普及，与大众文化的诞生和发展几乎同步。电视使得大众文化突破时空的障碍，迅速涌入不同文化层次的各个阶层，显示出反应快、变化多、花样新的优势，并使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为多数人所共有，实现了文化的社会共享。

马克思在谈到法国的唯物主义时写道：“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马克思，2卷：166）我们曾在一个时期不够聪明，压抑了大众合理的文化享乐需求。其实，这种合理的精神生活与社会主义是不应该抵触的。大众文化填补了原有文化造成的文化空缺，体现了大众现实的行为节奏和情感律动。

大众文化的两面性和媒介的引导责任

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一种文化的进步，它蕴含的信息意识、现代科技意识、开放意识和商品意识，对于原有的小生产意识、封闭意识和非商品意识来说，具有明显的时代精神。我国公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机会、有时间、有能力关注自己的生存质量、追求生活的快乐和情感宣泄。新一代人不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习惯于压抑欲望和感情，他们注重现实的娱乐和消遣，轻松表达即时情感。大众文化贴近多数人的生活，使他们在面对涌向自己的信息浪潮时，能够获取一般的知识，以及对时代精神的某种感悟和理解。

然而，大众文化是市场机制下的文化，它的生产（包括文化消费服务）过程，从选题、策划到创作、发行，都带有明显的工业流程性质，内容模式化或标准化，批量生产，大规模仿制。它们较强的商品性质，可能消解（并非消除，而是对人文精神价值的商品化使用）文化产品中特有的人文价值。公众从大众文化中得到了感觉的刺激、一时的梦想、交流的机会、逃遁的精神场所，但是能否得到一些智慧、理性与人格的提升，相当程度上要依赖主创人员的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大众文化载体（不少情况下同时也是主创者）的大众传播媒介，向公众提供什么样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体现何种观念，便是一种舆论导向问题了。

大众文化同时带有强烈的流行性质。在生活节奏加快、社会风险加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了得到熟悉与安宁的感觉，从众意识格外凸显。于是，适于大众口味的文化产品，从一首歌、一本小说到一部影视，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明星，都有可能造成大规模的认同与仿效，形成轰动一时的廉价崇拜舆论，本来丰富的精神生活在另一层面上重新变成了简单的趋同。

当人们对文化的消费从单一的“接受教育”转向自由选择之时，由于并没有经过“自由”的训练，因而在适应新环境之初，自由变成了一种不能承受之“轻”，非理性占据上风。本来就以娱乐消遣为主要价值的大众文化，在“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之类几乎不需要思考的选择之下，精神快餐的消费模式流行起来，把文化和公众都推向了单调与平庸，有可能造成公众人格的片面化。

大众文化的生产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它的娱乐消遣性质，以及目前公众素质不高的现状，有可能促使文化产品中低俗的内容（暴力、色情、迷信等等）呈盲目扩张的趋势。这本身是反文化的。

大众文化首先是文化，它应当成为当代公众精神文明的象征，然而不可避免的商业化操作介入大众文化，有可能使文化消费与一般的商品消费等同起来，使大众文化偏离文化在社会中的本来位置。这种矛盾表现为如下情形：“不是说大众文化的操作简单地拒绝人文精神，而是说大众文化的操作是按照市场原则，也就是按照市场的需要来考虑（利用）人文精神的需要。……把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时尚，在根本上是作为一种可以倾销的商品来关注。”“为了获取利润，大众文化可以全力投入对‘人文精神’的文化生产和倾销，也可能同样无条件地抑制和排斥人文精神”（肖鹰，1996：171）。正是存在着这种矛盾，对大众文化的引导是必要的。

在大众媒介的大力传播下，各种大众文化产品得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席卷全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在媒介的工作人员对市场经济知之不多、理解肤浅的情况下，媒介对于大众文化产品的选择性报道，以及声像媒介自己组织的大众文化节目，曾存在着较大的误导，作品中常见的内容或形象是盲目投机的成功、执着的发财动机、洋行里的中方雇员、有别墅的女人、酒吧里的侃爷等，以及对这些内容或形象一哄而起的廉价赞誉。大众传播媒介追求轰动的职业特征，有时会造成连当事人也无法意料的“流行共振”。某些文化时尚转向不正常的文化时狂，媒介的着力渲染起到了相当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大众媒介的传播方式是开放的，对社会生活的介入角度几乎无限多样化，内容形式具有即时的形象性，与此同时也便具有了相当的非限制性、非统一性和广泛的感染力量。这种灵活的工作性质既可以发挥正确引导大众文化的强大作用，也可能造成非正常的舆论震荡，职业道德对这一较为广泛的行业制约也相对薄弱。鉴于媒介的这些特点，对最为广泛的传播内容——大众文化，把握开放和介入的分寸，塑造文化产品的形象，均要慎之又慎。

雅俗契合，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

梁晓声曾就大众文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最纯粹最简单最肤浅的东西，往往使很全面很复杂很深刻的东西处于尴尬之境。”（梁晓声，1996：126）然而一定要让我国目前的市民大众广泛接受高雅文化，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鉴赏能力，大多数尚不能直接理解其深刻内涵，他们的接受特征带有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接受”的痕迹，伦理化、世俗化、故事化、正剧化和从众化（参见第六章第二节）。媒介不可能很快转变传统，只能从这一现实出发，寻找雅俗契合之点，通过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达到正确引导舆论的目的。

如果我国的电视剧、通俗小说等文化产品中几乎全是那些几男几女婚丧嫁娶的故事、匪夷所思的传奇、从帝王将相到神仙鬼怪的种种“戏说”；而流行音乐总是“投入一次爱”或“投入一次恨”，让公众没完没了地沉溺于一己的恩怨情愁之中，是不利于开阔他们眼界的。“雅俗契合”不是要求大众文化直接提高到高雅文化的水平，而是根据我国公众的接受特征，将高雅文化的内涵和较为严肃的题材适当渗入大众文化作品中。近几年我国的不少电视剧、电影、流行音乐节目，通过凸显世俗化和伦理化色彩，使重大革命历史、英雄模范人物成为主旋律；以各种普及的形式改编历史和文学名著、世界古典音乐，提供了一种公众接受较高品位文化的“台阶”。这些成功经验的要点，便是雅俗契合。

我国公众的文化消费具有相当的务实态度，习惯于自觉不自觉地从文化作品中映照人生世态，寻找“收获”，挖掘“意义”。特别在社会变迁之时，人们希望能够有所把握，希望得到时下境遇、未来前景的说明，作为生存与发展的依托。于是，不少大众媒介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作为切入口，创作、制作了一系列健康有益的文化产品，使公众通过各种异质同构的老百姓的故事，逐渐调整心态、重构人格，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环境。这是提高大众审美趣味和能力的另一条成功的路子。例如电影《埋伏》，让公众从一个极为普通的人身上，看到了崇高的东西：一个小人物的正直、善良和忠于职守的顽强意志。据说这是一部“重点片”，现在大家明白了：“重点影片也要好看。”（吴春燕，1996；张何平，1996）如果从这个切入口能够抓住公众，大众文化的品位便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提高，这种文化的消费将进入一种良性循环。

公众的艺术情趣也需要媒介的有意引介。1996年初，上海乐团举办交响乐史讲解音乐会，演出前两天只卖出5张票。《新民晚报》把这件事作为新闻发表后，订票的电话不断，开演时已经客满。一位作者评论说：“舆论引导至关重要。媒体宣传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观众的取向。观众的欣赏情趣与口味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可以引导和提高的。”（刘治平，1996）

注重文化报道的导向，提倡高质量的文化批评

大众文化涉及的生活画面、纵向的时间与空间均十分广阔，内容自然五花八门；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大众文化的消费，是一种选择性消费，而非必须接受的政治教育。大众文化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关于文化产品的理解也会千差万别，因此，对于大众文化的引导，要有主旋律，但不能“统一思想”，“文革”时期文化万马齐喑的历史不能重演。在一般情况下，大众媒介应当支持文化舆论中的建设性意见，使其得到广泛的传播，同时亦要保持关于大众文化作品的舆论不一律的自然状态。媒介通过文化报道展现健康而丰富的大众文化作品，提供人们选择的方向，同时以较高质量的文化批评（评论），协调文化市场的旋律，提高人们的审美趣味和能力。

有效地引导大众文化的前提，是深切理解各种大众文化作品受到公众欢迎的社会心理。例如影视和MTV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内容，而且相当程度上来自明星的魅力。公众接受这些，同时是为了接受并交流对明星的感受和态度。他们需要通过明星反观和领悟自己内心深处无以名状的种种骚动、热情、欲望、情结，以明星为对象圆自己在现实中永远不可企及的梦想。这时的明星，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文化消费形式（高小康，1993a：19-37）。从流行歌曲中，人们得到的是音响激发起来的兴奋感和动作体验，潜含着脱卸精神负担的梦境需要。

各种通俗小说所以畅销，因为故事讲述的，正是人们内心的秘密。女性作家的言情小说，通常是一种自我形象的投影，透露出当代女性的心灵秘密寻找被爱。武侠小说则是当代成年男性的神话，用虚拟语气表达着接受者的心灵象征越轨冲动、炫耀自我、回归神秘世界等。犯罪和英雄小说，潜含着对正义崇拜的个人伦理需要，以及由于社会紧张感而产生的寻求庇护的需要（高小康，1993b：132、148-180）。

在接受大众文化的同时，多数人还有一种喜欢听听别人议论文化作品的本能，德籍美国艺术家哈克（Haake，H）谈到自己的体会时说：“他们十分好奇，但没有固定想法。他们准备随时校正目前的立场。大致上说，他们正是销售专家和公关专家在扩大产品或舆论市场时所瞄准的目标。大部分新闻界所针对的也是这批游移不定的公众。”（布尔迪厄，1993：86）在这种情况下，若大众媒介及时提供适应公众心理的文化报道或文化评论，会产生良好的引导效果，这对于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是有益和有效的。同样由于公众接受大众文化的心理，简单地批评青少年追星而不追劳动模范、斥责正在流行的通俗小说胡编滥造，或者以种种政治高调加之某些公众并不感兴趣的作品，不仅达不到引导目的，反而会引起一定程度的逆向反应。

但是引导又是必须的，那么方法应当是舆论分流，即不是以媒介所持的正确观点去直接校正正在流行的关于某一文化产品的舆论，而是及时提醒、揭示造成舆论趋同的商业性操作成分、对明星职业道德进行有效的监督、对内容隐含的倾向（好的和不好的）进行解读、对品位较高的产品作出分析等，使得一时过于趋同的舆论呈现各种枝杈，既防止“时狂”，又能够使不够冷静的公众易于接受，逐渐达到消解消极因素、扩大积极因素的目的。

例如各种古装影剧，其中隐含的某些“仁义道德”显然是糟粕，需要以某种解读的方式指出来，但又不要因此打击公众对古装影剧的兴趣。再如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它的轰动除了表现艺术上较为成功外，也反映了市场经济之初人们追求发财梦的一种内在需要，剧中“淘金”的历程调动了公众潜意识中的渴望。它把人的发展与发财的需要融为一体，对人生价值作了一种独特的理解。如果在它吸引全国公众之时，冷静地指出这一点，多少能够消解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文化消费依旧，但公众多了一份清醒。目前一些报纸的文化专版及广电节目报的观听众论坛，对正在流行的文化产品发表各类意见，既显示主导意见，同时又讨论其思想、艺术方面的缺陷，并不寻求终极结论，让人们在感受到一种正确的趋向性意见之时，同时领悟其他意见的可取之处，效果是好的。

大众文化产品大多是一种商品，需要广泛的推销广告，依赖一定程度的关于产品的信息垄断，以便保持销路。它有一种天生的消融反义信息的能力。这就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批评商业介入文化时说的：“真、善、美具有可以转化为赢利的挥发物，……真、善、美不仅是润滑剂，不仅是艺术市场上的交换价值。它还是包装，可以包装形形色色的混合体。”（布尔迪厄，1996：139）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关于文化产品的引导变得复杂了，既要利用商业操作弘扬文化产品中的真、善、美，又要十分警惕商业利益利用媒介广而告之的作用所造成的反义传播效果。因为只要进入文化广告的话语系统（引起注意），一切批评就不再是否定，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对它的肯定。它可以接受任何批判，然后化为一种引起注意的方式迅速渲染扩散，产生批判意料不到的相反的商业效果（张汝伦，1994）。

媒介在大众文化精制化中的作用

我国的大众文化不是自发形成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初，人们需要大众文化，但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消费都显得相当幼稚。媒介较多地反映了社会上平庸的文化人士和文化商人的理解，因而一度大众文化的非理性和盲目性得到了相当的扩展空间，以致使不少人感到文化在物欲横流之下近乎到了“世界末日”。

随着对舆论导向的强调，市场行为的规范化，以及公众审美趣味和能力的提高，大众文化早期较为混乱的局面得到了扭转。人们开始发现，每一类文化产品统领风骚的时间是有限的，随着公众的成熟，武侠小说衰落了，言情小说失去了昔日的火爆（当然还有不少花季少女读者），素质不高的明星暗淡了，质量低下的流行歌曲和MTV卖不出去，谴责低劣的影视产品成了公众的一种日常话题，而新的几轮较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基本得到了公众认可。同时，主动在媒介上参与文化批评的人多起来，各种出自普通人之手的毫不客气的文化批评文章，净化着文化市场。于是一个新的观念开始产生：以商品形式呈现的大众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正常机制下可以是一种精品。文化产品的商品性并不只会产生“恶”，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的良性循环可望形成。

这一变化的出现，媒介后来注意引导是一个重要原因。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大众媒介的文化报道和评论有了较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规范，较好的文化产品经过媒介的推广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旋律，一些地区大众文化成熟过程的经验，例如《人民日报》1994年介绍的广东省一整套新型的大众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祝华新，1994a、1994b），对于引导全国大众文化的有序发展起到了较好的引导作用。

公众自身的成熟，以及具有革命性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本身，在市场规范化的前提下也是推动大众文化走向成熟的因素。作为商品的大众文化产品，其制作标准主要以利益为转移，但它的“上帝”是公众，必须与这个消费市场同步。公众的成熟要求文化的一定品位，于是可能产生如下的光明前途：“大众文化不断地否定自己，兼收并蓄，拒绝一切保守的封闭观念。如果我们把崇奉变异称作革命性的话，那么，大众文化就是当代最具革命性的文化。这种发展的结果将会产生一种精制的大众文化。”（陈刚，1996：160）

在未来大众文化的发展中，大众媒介依然需要把握引导方向，采用适于公众接受心理的引导方式。以大众文化为基点，在艺术上趋向相对精制化，同时承担起提供生活理想和精神境界的责任，可以视为媒介对大众文化引导的基本方针。但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功能是娱乐，即使这种文化的品位得到提高，它缺少人文价值的天性对于人的全面发展依然是不利的。娱乐给予的是瞬间的快慰，提升精神境界则是永恒的。在人们消遣之外，潜意识里亦需要找寻生存的坐标，需要一种境界，一种恒定的精神寄托，这只能由高雅文化提供。但是，真正能够深刻理解或欣赏高雅文化的人毕竟是很少的，于是一种接受高雅文化渗透的大众文化产品，即现在所说的“文化精品”，便成为需要提倡的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媒介的引导应循着倡导“文化精品”的路子。

“精品”总是少数，文化的特征是多样化和多层次的，媒介还要给予更多健康的、但尚不属于一流的大众文化产品以存在的权利。于是出现一个需要注意的新问题，即保持不同层次文化产品的生态平衡。高雅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中的“精品”，还有大众文化中大量存在但不属于一流的产品，都需要在媒介上得到体现。这里似乎存在一定的悖论，就此郑也夫写道：“我们的社会不要高超的、一流的艺术文化吗？我们的社会不让更多的‘业余艺术家’、二流艺术家表现自己吗？我们的社会不让大众满足自己的口味吗？这似乎是冲突，是二律背反。但是我们愿意这样认为：这一切不是不可以共存的。”全国性的主导媒介，应以报道和评论有代表性的“文化精品”为主，整体上引导大众追求相对高雅些的文化享受；而其他更多的媒介则可以为更多的大众文化产品提供发表园地，并给以适当的报道和评论。但在总体上，需要提出一种较高的独立的标准，以保障较高的艺术标准在舆论中居主导地位。这就如郑也夫所说：“在市场环境中，在口味不高的观众津津乐道于通俗文艺时，仍然要为社会树立起一个艺术的崇高标准，它是独立于市场和大众的。这标准管不了你靠迎合低级的趣味而发财，但它判定这样的作品进不了艺术殿堂，这样的文人够不上一流文学家。”（郑也夫，1995：306-307）

在展望未来美好的大众文化前景时，我们的大众媒介需要正视依然十分严峻的对于大众文化长期而艰巨的引导任务。据调查，1995年全国城镇居民中精神文化消费只占全部消费支出的8.8%，农村居民仅为7.7%，这个数字只是发达国家的1/5或1/6。而且这一点点支出中，娱乐性消费比书报杂志（这些中亦有不少是娱乐性的）的支出高出4～8倍（孙明泉，1996）！媒介有必要时时提醒公众：“当娱乐从人的能量储备中借出的数目过大，因而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无法偿还时，娱乐对实际生活就成为一种危险。”（科林伍德，198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