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运动

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运动

二、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运动

虽然有不少亲德分子，绝大多数捷克人民和斯洛伐克人民对德国占领和亲德的反动政权还是深恶痛绝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历史并没有在1939年3月15日和16日结束……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将继续为反对占领与殖民制度，为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外国统治而斗争。”^[53]从大的方面看，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运动和波兰的相似，也可以分成共产党领导的和流亡政府领导的两部分，它们也在不同程度上依托着苏联和英国，它们之间龃龉和冲突同样映射着苏联和西欧盟国的复杂关系。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1年成立后一直是在野党，但地位上是合法的。受联共（布）党内斗争和共产国际的影响，捷共党内也因派别之争并不断发生危机，1925年清除了以约·布波尼克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1929年第五次代表大会又清除了以博·伊雷克为首的反党集团，选举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1896—1953年）为捷共中央总书记。这种状况严重地制约了捷共的发展，党员人数成立时有35万人，1930年时降到3万多人^[54]。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后，捷共也成了被迫害的对象。在捷克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活动在10月下半月被禁止，1938年12月被取缔。

关于捷共在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的地位和作用，东西方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捷克斯洛伐克的学者无疑是肯定并且强调捷共的地位和作用的，认为“工人阶级和中小农民代表反抗纳粹统治的主要动力，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55]。中国学者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要推翻德国法西斯，解放自己的祖国，只能在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广泛的斗争”^[56]。西方学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1944年前的战争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并没有进行多少抵抗活动。那时的抵抗活动通常是由非共产党人领导的。他们与伦敦流亡政府有联系，具有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因此，他们比共产党人更擅长于搞秘密活动。”^[57]不难看出，在这些评价的背后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色彩。无论怎么评价，不可否认的是，捷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确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了国内的抵抗斗争。

就在德国出兵占领捷克地区的当天，捷共中央就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抵抗：“希特勒正占领捷克城市，但是在任何时候，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能从民众中夺去民族的意识、情感和自由的意志，捷克民族决不会灭亡”，“我们捷克共产党人为了把民族从目前的命运中拯救出来作了最大的努力，现在我们向民族宣布：我们要忠实无畏地站在为争取恢复完全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民族抗战的最前列。”^[58]为了更方便地领导抵抗运动，捷共中央决定根据新的形势改变党的组织结构和领导方式。第一，将中央领导机关迁往苏联，党的主要领导人，如哥特瓦尔德、威廉·西罗基（Viliam Široký，1902—1971年）等人在莫斯科领导党的抵抗运动。第二，留在国内的另一部分领导人，如亚罗米尔·杜兰斯基、安托宁·萨波托夫斯基（Antonín Zpotocký，1884—1957年）等人，成立地下中央委员会，通过秘密的地下组织领导抵抗运动。这样一来，捷共领导人就分成了国内派和国外派，这对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发展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第三，经捷共中央讨论批准，捷共在斯洛伐克地区的地下领导机构改称斯洛伐克共产党，但政治上仍受捷共设在布拉格的地下中央委员会领导，其斗争目标是推翻法西斯统治，复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在战争头三年，有经验的主要领导人都去了莫斯科，德国占领军对带有反抗倾向人进行残酷的镇压，留在布拉格的捷共地下中央委员会的处境十分艰难。尽管如此，捷共地下中央委员会还努力坚持斗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秘密出版捷共中央机关刊物《红色权利报》和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刊《人民之声》。其次，积极推动建立反占领者的斗争小组，在工矿企业中组织怠工、罢工运动。1939年10月28日，也就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建立11周年之际，捷共地下中央委员会号召各地人民群众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示威者提出了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战斗口号，同秘密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情况也差不多，它成立后不久也于1939年底转入地下，但同样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领导斯洛伐克的反法西斯斗争。

由于德国法西斯和斯洛伐克的亲德政权的严厉镇压，捷共和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的抵抗斗争规模比较小，很分散，影响也不算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其他抵抗力量的表现还不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贝奈斯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就是突出的例子。

贝奈斯1938年10月辞去总统职务后流亡到了法国，11月在巴黎组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在流亡或侨居国外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中组建军队。法国沦陷后，贝奈斯及其领导的流亡政府和军队都到了英国。1940年7月9日，贝奈斯在伦敦正式将民族委员会改组为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自任总统。贝奈斯及其领导的流亡政府和军队从一开始就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象征，英国等西欧国家随即承认贝奈斯领导的临时政府，1942年8月还都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在慕尼黑会议前的疆界内重新建国。受整个战局的影响，贝奈斯领导的临时政府和军队在抵抗德国法西斯方面也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贝奈斯最关心的是战争的结局，他的临时政府怎样能够在战后重新掌控捷克斯洛伐克。因此，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的军队主要不是在前线参战，而是等待时机去接管捷克斯洛伐克。另外，这时贝奈斯的临时政府与苏联还没有任何联系，更没有得到后者的承认。

随着欧洲战局的变化，捷克斯洛伐克的两股抵抗力量开始接触与合作，这种状况的出现得益于盟国的大国关系和战争势态的变化。

苏德战争爆发后，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1882—1945年）和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年）于1941年8月14日发表《大西洋宪章》，从而确定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9月底10月初，美、英、苏三国莫斯科会议达成了《秘密议定书》，三大国结成了事实上的反法西斯同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自26个反法西斯主义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白宫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建立起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德意日的猖狂进攻态势很快就被遏制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出现转机。在太平洋战场上，中途岛（Midway Islands）之战使日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北非战场上，英国军队1942年10月在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1976年）指挥下打败了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Elwin Rommel，1891—1944年）。在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经过180天的浴血奋战于1943年1月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在地中海战场上，英美联军1943年夏发动了西西里登陆战役并且取得了胜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摇摇欲坠。东西方反法西斯主义国家的相互配合在军事上已初见成效。

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贝奈斯的临时政府与苏联、捷共领导的抵抗力量逐渐联合。1941年7月18日，伦敦临时政府同苏联签订了战时合作协定，苏联不仅正式承认伦敦临时政府，而且像英国等西方国家那样答应帮助它恢复慕尼黑会议之前的疆界，同意在苏联领土上组建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全面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抵抗法西斯斗争。与此同时，伦敦临时政府承认在莫斯科的捷共领导机构也是国外抵抗力量中心，捷共则承认伦敦临时政府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外代表。1943年12月，贝奈斯率团访问了莫斯科，同苏联签订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该条约共六款，其主旨是“为了在战后协助维护和平并防备德国的新侵略，以及为了保证两国间永久的友好和战后的和平合作”^[59]。此外，两国代表团还签署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关于1943年12月12日所签订的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的议定书》。这两个文件最主要的意义是伦敦临时政府“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际政治地位置于靠拢苏联的基础上”^[60]。在这次访问期间，贝奈斯也同捷共领导人进行了政治谈判，其核心内容就是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体制以及各派政治力量在未来国家中的地位。双方同意，在不许卖国反动派再回到政权中来的前提下，由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自己决定未来的国家体制，在民族委员会的基础上恢复民主制度，在解放了的国土上按照人民的意志建立新政权。在这样的政权中，捷共应拥有同其影响相适应的代表，政府的领导权应当掌握在代表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政党联盟手中。除此之外，伦敦临时政府同捷共在支持国内武装游击战争，解放后国家实施的经济和社会措施等方面达成了一致。

1941年秋天，第一支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在苏联的布祖鲁（Büzürük）组建并积极投入苏德战争中。1943年索柯洛沃战役（the Battle of Sokolovo）之后，许多斯洛伐克士兵从德国法西斯阵营逃到了苏联。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1944年春天，这支武装正式改称第一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捷共领导的抵抗运动也有了新的发展。在捷共的宣传鼓动下，1941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下抵抗组织大规模地破坏德国的战时生产特别是军火生产，军火工厂和铁路运输部门工人消极怠工，降低劳动生产率，故意生产废品，破坏机器设备和生产资料，制造铁路事故等等。在农村，农民把粮食、牲畜藏起来，抵制占领者的强行征购。为了动员更多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加入到抵抗德国法西斯的行列中来，捷共主张组成不分阶级、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全民族所有反法西斯力量战斗联盟，提出了“纳粹要消灭整个捷克，整个捷克必须起来消灭纳粹”的战斗口号。为了领导全民族的统一抵抗运动，1941年9月，各抵抗组织在布拉格组建了中央民族委员会。1942年2月，斯洛伐克也在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成立了相同性质的组织。面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激烈反抗，德国法西斯也加强了镇压，在占领区搞白色恐怖，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爱国者，捷共的地下领导机构也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1943年底，捷共中央几乎所有成员都被杀害了，国内党的组织处于没有领导的状态。所有这些都没有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屈服，游击运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捷共地下中央委员会成员伏契克（Julius Fucik，1903—1943年）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情况。

在盟军诺曼底登陆之前，苏联军队就从东线展开了反击，1944年4月推进到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地区，5月5日同捷克行政当局签订了在军事行动地区关系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捷克斯洛伐克机构将接收一切行政管理事宜。随后，苏军推进到与法西斯结盟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这些国家相继投降。一度沉寂的共产党人领导的游击队又在捷克斯洛伐克各地活跃起来，抵抗运动的范围不断地扩大。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1944年8月斯洛伐克民族大起义和1945年5月布拉格民族大起义。

陷入混乱之中的斯洛伐克蒂索政权，请求德国直接出兵占领斯洛伐克。德国法西斯也试图在斯洛伐克建立一道坚固的防线阻止苏军推进，于是在1944年8月29日出兵占领了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从1944年初就开始为反法西斯的民族大起义作准备，6月29日成立了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领导的军事委员会，专门负责起义的准备工作。德国出兵斯洛伐克的第二天，斯洛伐克民族大起义爆发，中心在班斯卡—比斯特里察（Bansk—Bystrica）。参加起义者不仅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还有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以及法国人、苏联人和乌克兰人，斯洛伐克军队也参加了起义，总人数达到4．5万。^[61]9月1日，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发表了《斯洛伐克民族宣言》，宣布接收所有政权，监管法西斯分子及其财产，同时提出了“争取民族自由”、“把工厂交给工人”、“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口号。不甘心失败的德国法西斯投入了8个师的精锐部队来镇压，但遇到起义者的顽强抵抗，直到10月28日才占领了起义中心比斯特里察。起义队伍被迫撤退到山区，在那里进行反法西斯的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苏军和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军团进入斯洛伐克国境。

到了1945年，苏军已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并解放了中部和东部大片地区，德国败局已定。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如何组建战后国家的问题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政治力量就是伦敦临时政府和捷共。早在1945年初，“斯大林对捷伦敦流亡政府和莫斯科捷共总部两方面都做了工作。在苏军解放罗塞维亚（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和斯洛伐克的部分领土之后，贝奈斯非常担心这些地区的命运。1月23日，斯大林以个人名义致函贝奈斯，保证充分支持捷流亡政府，罗塞尼亚领土问题也将由苏捷双方协商解决。这使贝奈斯放了心。同时，斯大林同哥特瓦尔德讨论了捷共的政策。斯大林劝说哥特瓦尔德同意由贝奈斯担任总统，并同贝奈斯及其政府达成谅解”^[62]。

3月，捷克斯洛伐克复国的准备工作在莫斯科开始。贝奈斯宣布伦敦流亡政府辞职，率其成员来到莫斯科。考虑到此时美英苏之间对战后欧洲势力范围已划分完毕，捷克斯洛伐克的这种复国方式至少表明两点：一是东方和西方的天平已朝东方倾斜，二是共产党人和民主派的天平已朝共产党倾斜。以贝奈斯为首的原临时政府成员，斯洛伐克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于3月17日到达莫斯科，前者还特别受到了斯大林的热情款待。22日，在莫斯科的捷共中央、原伦敦临时政府和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三方的代表开始举行会谈，它们分别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人民党，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贝奈斯已成为超越党派的总统，没有参加会议。这次会谈一共进行了8天，主要内容是要通过一份政府的纲领性文件和确定政府的主要人选。关于前一个内容，经过激烈的讨论，与会者通过了修改后的捷共的纲领草案。关于后一个内容，组成25人的民族阵线政府，六个政党的领导人分别任政府的总理和副总理。其中，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费林格担任总理，哥特瓦尔德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西罗基代表斯洛伐克共产党出任副总理，内务部、新闻部、农民部、劳工和社会福利部等部的部长也由共产党人出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是无党派人士斯沃博达（L．Svoboda，1895—1979年）和扬·马萨里克（Jan Garrigue Masaryk）。

莫斯科会谈之后，捷克斯洛伐克重建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945年4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届民族阵线政府在已被苏军解放了的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科息策（Kosice）成立，由捷共、社会民主党、民族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代表组成，正副总理人选和各党在政府中担任部长的数量基本上是根据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同日，民族阵线政府宣布了莫斯科会谈通过的施政纲领，也就是著名的《科息策纲领》。从性质和作用上看，这是一个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也是为新的人民民主国家奠定基础的纲领。它的基本内容是：第一，民族阵线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同苏联和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一起把反法西斯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最后完全的胜利，并在解放后的国土上建设新生活。第二，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组织社会政治生活，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男女都享有选举权和其他民主以及人身、言论、结社、集会、信仰、财产等方面广泛的自由，实行民族平等，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斯洛伐克自治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国家联盟。第三，没收德国、匈牙利和通敌的捷克斯洛伐克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和农业工人。对德国、匈牙利和通敌分子的企业实行公共监督，采取措施反对垄断资本。第四，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工资，限制工时，实行社会保险，提高人民健康和文化水平。^[63]

与此同时，苏军4月初解放了布拉迪斯拉发，月底差不多解放了斯洛伐克全境，5月初与美军在易北河会师。美军也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边境占领了比尔森（Plzeň），而处于四面包围的法西斯德国试图把捷克作为最后的堡垒。为了彻底消灭法西斯、迎接祖国的解放，捷克地区抵抗力量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早在4月29日，根据捷共的建议，捷克民族委员会成立，参加者有捷共、反法西斯的工人、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但占主导地位的是捷共。1945年1月，捷共临时中央在一份决定中提出：“我们民族坐待红军解放的这种情况是不容许发生的。那将是捷克民族荣誉上的一个洗刷不掉的污点……捷克民族必须用自己的力量来促成自己的解放。”^[64]捷共为武装起义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如把基层组织变成了军事分队，在工厂组织了工人武装，同农村游击队建立密切联系，利用地下出版物号召人民群众拿起武器同法西斯占领者作最后的斗争，成立布拉格民族委员会等等。在5月的头几天，受攻克柏林的鼓舞，布拉格居民试图解除德军的武装，开始与德军发生小规模的冲突。

大规模的起义从5日清晨开始。中午，捷克民族委员会宣布，它“作为捷克革命运动的执行机构和科希策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全权代表，今天接管捷希、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地区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英勇的盟国军队打击下，经过捷克人民的积极抵抗，德国人强加于我们的所谓‘捷希和摩拉维亚保护区’不再存在了，从而也结束了保护政府和德国制度的权力”^[65]。同时，该委员会对德国法西斯军队下了最后通牒：“德国‘保护区’当局已不存在。它的大部分代表人物已被捷克武装部队和捷克民族委员会俘虏。你们必须立即停止无谓抵抗并向捷克武装部队投降。”^[66]德国占领军仍试图负隅顽抗，调来大批军队镇压，大肆屠杀起义者。捷共中央号召共产党人“顽强地、奋不顾身地同敌人进行这场公开的斗争”^[67]。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德军大量的残杀布拉格的居民。9日凌晨，苏军从东南和西北方向攻入布拉格，彻底粉碎了德军的顽抗，解放了布拉格。至此，捷克斯洛伐克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取得了最终胜利，这也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民主革命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