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斯洛伐克的“正常化”

捷克斯洛伐克的“正常化”

四、捷克斯洛伐克的“正常化”

布拉格被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军队占领后，“布拉格之春”的命运如何？推行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有怎样的经历？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1992年12月2日，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亚·列别杰夫（Alexander Lebedev）将苏联外交部档案中盖有“绝密”、“机密”大印的涉及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8月事件的文件，移交给捷克斯洛克政府“分析1967—1970年时期委员会”主席沃·麦奇尔（W．Mcllroy）。这批文件一共有200多页，包括莫斯科发给苏联驻捷大使的密码电报、苏共中央给苏联驻捷大使下达的密令、苏联外交部发给苏联驻柏林、华沙、布达佩斯和索非亚外交机构的涉及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紧急情报等等。在这些重要资料公开的同时，许多当事者也开始陆续写回忆文章，比如俄罗斯的《环球回声》周刊第51期以《与强盗打交道的时光》为题，发表了杜布切克的回忆片断。这些文献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事情的真相。

8月20日晚，捷共中央主席团从下午两点开始召开的主席团会议仍在继续着，与会者正在讨论筹备召开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问题。倡导“布拉格之春”的捷共领导人虽然知道苏联对自己的改革心怀不满，但没有想到苏联的坦克会如此之快地开进布拉格。这天下午，捷外交部曾收到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人说：“我是匈牙利人民军军官，正在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我不能说出我的姓名，你们也不要问。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今天我接到命令，要在23点20分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可是，捷共领导人认为这一准确的消息是“有人蓄意挑起事端”，因而也就失去了避免灾难的最后机会。

会议进行到了11点45分，工作人员进来说国防部长楚尔请政府总理切尔尼克（Oldrich Cernik，1921—1994年）接电话。10分钟后，切尔尼克从隔壁房间回来，脸色苍白，非常沮丧地说：大家别讨论筹备党代会问题了，华约五国的军队已经从许多地方越过了边界，捷克斯洛伐克到早上6点钟就要全被占领。杜布切克听后气得浑身发抖地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国家会对我们采取这种卑鄙的手段……我这个一生都致力于捷苏友好的人竟遭到如此的对待。”其他的与会者都呆若木鸡。过了一个多小时，主席团的一位成员提出，捷共应发表一份谴责苏联的强盗行径、向人民表明中央态度的声明。于是，克里格尔、斯姆尔科夫斯基就起草了一份声明草案，然后交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集体讨论，最终是7票赞成4票反对获得通过。反对者是比拉克、科尔德尔、里戈和什维什特卡，他们不同意说华约部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违反国际法。

布拉格的广播平时到凌晨1点早已停止了，可在这天仍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贝多芬的庄严音乐。居民们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不一会儿，人们就听到播音员用沉重的声音说：“现在播送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声明。”但没等听到下文，播音就中断了。原来国家电台台长霍夫曼下令停止播送这份声明，他与比拉克等人一样都是“布拉格之春”的反对者。斯姆尔科夫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对布拉格施特拉霍夫区的电台负责人说：霍夫曼已经不服从中央主席团的决定了，必须安排另外的电台将捷共中央的声明播发出去。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声明播发后，英德拉、科尔德尔、什维什特卡等人离开了中央大楼，后来人们才知道他们前去与苏联军队联系。切尔尼克返回政府官邸，打算召开政府成员会议。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西蒙等人决定留下，进行政治反抗。凌晨四点多钟，荷枪实弹的苏联伞兵乘坦克和装甲车将捷共中央大楼团团围住，一名苏军上校率兵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与此同时，切尔尼克在政府官邸，捷共另一名中央领导西萨尔在自己的寓所也被苏军逮捕。这样，积极主张和推行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成了苏联人的俘虏！贝利康（Jiri Pelikan，1906—1984年）后来写道：“试问，这种政治上的强盗行径在战后欧洲是否有过先例？国家首脑和一个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受到一个‘友好’国家军队的军事包围，并作为人质绑架到国外，这种情况又曾发生过吗？”^[119]下午两点多钟，苏联军人将捷共领导人带出大楼，先用汽车分别运到苏联的军事基地关押了一夜，然后又用飞机将他们劫持到了莫斯科。

华约五国入侵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进行了坚决不屈的斗争，利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和方法与占领者进行抗争。捷克人投入到非常有效的消极抵抗运动之中，他们拆除了街道标志、房屋牌号和牌匾，占领军陷入不知东西南北的迷途之中，墙壁上和人行道上盖满了乱写乱涂的字画，大众媒体（电台、电视、报纸）在地下继续活动，所有的群众组织都谴责入侵。捷共在非常时刻召开的一次非常党代表大会就最集中、最典型地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对侵略者的反抗。由于正常途径已经不起作用，捷共中央决定通过广播方式向各地的大会代表发出通知，要求他们8月22日到指定的地方集合，然后再去会场。代表听到通知后，从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和城市来到被苏联坦克包围之中的布拉格。许多代表和捷共领导人为了不被占领者发现，就乔装打扮，有的甚至乘救护车来到预定地点。“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事情：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执政的共产党根据党章规定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不得不秘密地举行，因为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坦克阻止大会公开召开。”^[120]

因此，捷共十四大的显著特点就是自发性，这大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早先选出来的大会代表是1 543名，其中1 000多名得到消息后便想方设法来到了切卡德工厂，超过了召开代表大会的法定人数。22日上午11点多钟，也就是在苏联出兵不到24小时，捷共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在切卡德工厂（CKD factory）的大礼堂开幕。这次大会的主要成果，除选出了一个由27人组成的中央主席团和由144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之外，还通过了两份重要文件。一个是致杜布切克的信，另一个是《告全国人民书》。前一封信告诉杜布切克：“今天这里开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向你致以热烈的、同志般的问候。我们对你为我们党和我们祖国所做的一切工作表示感谢。我国青年人手持鲜血染红的国旗在布拉格游行时，反复高呼‘杜布切克，杜布切克’，这充分证明你的名字已经变成了我国主权的象征。我们对非法囚禁你及其他几位同志表示抗议。”^[121]《告全国人民书》则向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也向苏联表明了捷共的立场和态度：“在此之前，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发生过反革命事件，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没有受到威胁。正如全国人民对杜布切克同志为首的党的新领导的巨大信任所表明的，我国人民和我们党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这些行动将逐步实现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思想。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背弃自己的条约承诺和义务，它丝毫也不想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人民为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却遭到占领国军队的破坏。……我们的基本要求是外国军队撤离我国。如果上述要求得不到满足，尤其是如果在24小时以内不与我国自由的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开始谈判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如果不让杜布切克同志及时就此问题向全国人民讲话，代表大会要求全体劳动人民在8月23日（星期五）中午举行一小时的抗议罢工。代表大会还决定，如果它的要求不能满足，它将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122]

这次大会以后，由于中央委员会大楼还被苏军占领着，切卡德工厂自然就成了实际的领导中心。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7日被劫持到莫斯科的捷共领导人返回布拉格时为止。

在劫持了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人的同时，苏联又“邀请”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斯沃博达前往莫斯科进行高级会谈。1991年苏联《新时代》周刊公开了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1968年8月24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秘密会议的记录。从这些记录中可以清楚看出苏联人是如何使杜布切克等人就范的。

捷苏两国领导人从23日到26日举行了多次会谈。第一次只进行了十分钟。双方一见面，斯沃博达就提出：必须让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参加会谈，否则他就拒绝讨论任何问题。苏联却要求斯沃博达承认苏联等五国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是合理合法的。斯沃博达针锋相对地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宁愿选择死亡，对此也不会承认。为了打破僵局，最终还是苏联方面作出了一些让步，同意杜布切克等人参加会谈。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捷方参加人员除了被“邀请”来的以外，还有被劫持来的人。苏方出席的有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等。这次会谈同样进行得很艰难。苏联方面拿出了一份会谈公报草案要捷方签字。这份公报草案有14条，其核心内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捷共十四次代表大会无效，因为召开大会和与会者的要求相矛盾，没有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军队的代表。第二，捷共领导人同意迫切地实行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工农政权，巩固社会主义，如完全掌握大众舆论工具，阻止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的行为，粉碎各种各样的坚持反社会主义立场的团体和组织，不许社会民主党出现。第三，捷共同意今后在国际舞台上加强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协调行动，在欧洲事务中执行适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保卫欧洲和平的政策。^[123]

不难看出，苏联要否定的就是捷共要冲破苏联模式、摆脱苏联控制的改革措施。对于这样明显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会谈公报草案，捷共代表进行了反驳，并按自己的立场草拟了一份会谈公报草案，提出五国首先必须撤军。在此基础之上，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可以考虑各国的共同利益，但要以《行动纲领》作为制定路线的基础。苏共中央政治局将这个草案退给捷共代表。杜布切克后来回忆说：“苏联人以狂傲的态度回答我们的草案，坚决拒绝草案中列举的一切要点。他们声称切尔尼克的草案是‘最后通牒’，柯西金对斯姆尔科夫斯基说，我们并不处于可提要求的地位。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可等到我们理解时为止。”^[124]25日，苏联人又向斯沃博达总统提出了与上述草案相类似的要求。苏联领导人为了迫使捷方代表在他们起草的会谈公报上签字，一方面加紧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制造了许多流血事件；另一方面又对参加会谈的捷党和政府领导人软硬兼施，试图说服和瓦解捷方代表，单独做那些开始动摇的人的工作。

这样一来，捷方代表中开始出现了“现实主义的”思想并且逐渐占了风，甚至杜布切克也是如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20个可能签字者中有13人准备签字，其余7人中至少切尔尼克总理很倾向于同他们一起签。剩下的是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西蒙、姆林纳日、克里格尔和我。”^[125]26日，捷方代表在苏方提出的会谈公报上签了字。公报说：“双方就加速实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局势正常化的措施达成了协议。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将为达到此目的而准备立即采取的措施通知了对方。捷方代表表示，捷党和国家机构的各个部门一切活动的方针，是采取有效措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发展和加强同苏联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表达苏联人民同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加强友谊和兄弟情谊的一致愿望，苏联代表重申，他们愿意在尊重、平等、领土完整、独立和社会主义团结的基础上进行最广泛的诚挚的合作。暂时进驻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盟国军队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内政。双方就这些军队撤离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条件达成了协议，这将视该国局势正常化的状况而定。”^[126]

在这个充满着谎言的会谈公报中，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强盗行径成为正义的，而改革的“布拉格之春”被否定，苏捷的城下之盟把历史颠倒了。当时看，失败的无疑是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可真正失败的是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共产主义’一词在东欧各国人民心目中失去了信誉。他们把它与苏联霸权的一党统治和国家专制联系在一起。”^[127]

“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正常化”进程，即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回到苏联模式上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改革派失意，亲苏派执掌政权。1969年4月，杜布切克下台，1970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发配到远离布拉迪斯拉发的国家森林管理局工作。切尔尼克、克里格尔、斯姆尔科夫斯基等支持改革的人也遭受了相同的命运。相反，亲苏的、反对杜布切克改革的人执掌党和国家的大权，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胡萨克（Gustav Husak，1913—1993年）^[128]。“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胡萨克出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9年4月当上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1年起称总书记），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工人纠察队总司令，1971年兼任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1975年任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胡萨克在苏联支持下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党政军大权的同时，全面地否定了“布拉格之春”，称苏联出兵是对捷的“国际主义声援”，采取组织措施来清洗参与和支持“布拉格之春”的党员干部。通过党证更换，把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大批“消极党员”清除出党。在党的基层组织、县委、州委和中央机关成立了七万多个谈话小组，清除了近60万党员，占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加上受牵连的亲属、子女，直接遭受打击的人数超过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遭到打击的除了大部分党中央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外，还有几乎全部州委第一书记、半数以上的县委第一书记均遭清洗。在经济方面，胡萨克强调要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把各种经济权力集中在党中央手中。比如，扩大中央规定的指令性指标，逐步将部门的决定权重新集中在中央，投资权重新集中在中央，改变销售制和税收制。不过，由于单纯经济管理体制上的改革对苏联模式的冲击力有限，还由于苏联自身在这方面实际上也在不断地调整，胡萨克并没有像政治体制那样把经济体制也倒退到50年代，相反跟在苏联的后面小心翼翼地在捷克斯洛伐克推行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

总之，“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后退了不只十年，实行了中东欧最保守的一种政体。国家失去了它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苏联入侵后，数万人逃到了西方，数十万人被从党内和原来的工作岗位上肃清下来。在胡萨克‘正常化’的时代，大学教授、记者、编辑、律师、艺术家被迫从事蓝领工人的工作。随后的20年时间的口号是没有宽容，没有平反。国家变得像完全密封一样孤立。在短暂的公开和自由之后，封闭社会重新恢复。”^[129]

【注释】

[1]Peter．F．Sugar，Eastern European Nationalism，Politicsand Religion，p．15．

[2]Ekiert Grzegorz，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Political Crises and Their Aftermath in East Central Europ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45．

[3]《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汇编》，第341—342页。

[4]［苏］巴依柯夫著：《人民民主匈牙利社会主义基础的建设》，周洪译，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页。

[5]Bela A．Balassa，The Hungarian Experience in Economic Planning：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9，p．222．

[6]Csaba Bekes，Malcolm Byme and Janos M．Rainer，eds．，The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A History in Document，Budapest，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2．

[7]B．Л．穆萨托夫，《纳吉·伊姆雷过去是个什么人？》，载《政党与当代世界》1993年第12期。

[8]“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Hungarian Worker’s Party Concerning the Mistakes Committed in the Policy and Practice of the Party，and the Tasks Necessary to Correct These Mistakes，June 28，1953”，in Békés，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p．24－27．

[9]全文参见1953年8月6日的《人民日报》，第3版。

[10]徐午：《试评匈牙利1953—1955年的改革尝试》，载《国际共运》1985年第3期。

[11]Ferenc Donth，Reform and Revolution：Transformation of Hungary’s Agriculture，1945—1970，Budapest，Corvina Kiado，1980，p．254．

[12]Janos M．Rainer，“The New Course in Hungary in 1953”，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CWIHP Working Paper，No．38，2002，p．49．

[13]“Price Reduction”，in Hungary，April 1954．

[14]《纳吉关于1953年下半年施政纲领的执行情况和1954年计划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4年1月29日，第4版。

[15]Rainer，“The New Course in Hungary in 1953”，p．45．

[16]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17]“Notes of Discussion Between the CPSU CC Presidium and a HWP Leadership Delegation in Moscow on January 8，1955”，in Békés，The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p．62．

[18]《人民日报》，1955年3月14日，第3版。

[19]参见［匈］纳吉·伊姆雷著：《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南晓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9页。

[20]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21]Jeno Gyorkei and Miklos Horvath，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1999，p．130．

[22]Jonanna C．Granville，The First Domino：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 during the Hungarian Crisis of 1956，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2004，p．50．

[23]Mark Kramer，“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1956 Crises in Hungary and Poland，Reassessments and New Finding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3，No．2，1998，p．178．

[24]Paul E．Zinner ed．，National Communism and Popular Revolt in Eastern Europe：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on Events in Poland and Hungary February‐November，195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p．403．

[25]Mark Kramer，“The‘Malin notes’on the Crises in Hungary and Poland，1956”，CWI HP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389．

[26]［匈］赫格居斯·安德拉斯著：《赫格居斯回忆录——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第290页。

[27]Paul E．Zinner ed．，National Communism and Popular Revolt in Eastern Europe，pp．409—411．

[28]苏联内务部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6年10月24日，АПРФ，ф．3，oп．64，д．484，л．88—89，B．К．BoлкoBит．д．：СoBетскийСoюзиBенгерскийкризис1956гoда，МoскBа，1998，с．368—369．

[29]《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至苏共中央电（1956年10月25日）》，载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287—288页。

[30]Grzegorz，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Ekier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64．

[31]Kroly Nagy，ed．，Significant Documents of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Budapest：Atlantic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Public Foundation，2006，p．131．

[32]Miklós Horvth，“Losses of Life in the War and during the Reprisals，”in Lee Congdon，Béla K．Kirly and Kroly Nagy，eds．，1956：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ar for Independence，Boulder，Colo．：Social Science Monographs；Highland Lakes，N．J．：Atlantic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New York：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p．477．

[33]Alexander M．Kirov，“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1956”，in 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th，eds．，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1999，p．193；“匈近况简报（1956年12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203‐00194‐03。

[34]Alexander M．Kirov，“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1956”，in Jenö Györkei and Miklós Horvth，eds．，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pp．187，204—205。

[35]“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判处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死刑和徒刑的公告”，《人民日报》1958年6月18日。

[36]Lstvan Rév，Retroactive Justice：Prehistory of Post‐Communis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8．；Bela K．Kiroly and Jonas Paul，eds．，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 in Retrospect，Boul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p．80．

[37]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关于匈牙利事件》，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1页。

[38]《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20页。

[39]Ivan F．Berend，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944—1993，p．152．

[40]关于共产国际解散波兰共产党的详情，参见菲尔索夫、雅日鲍罗夫斯卡娅等：《共产国际与波兰共产党》，《历史问题》（苏）1988年第11—12期。中译文载《共产国际研究》1989年第3期，第10—39页。

[41]I．雷科夫斯基等：《述评：真理的道义力量》，中译文载《共运资料选译》1987年第1期，第62页。

[42]奥哈布1906年8月16日生于克拉科夫，父亲是警察。1929年加入波兰共产党，多次被捕。1939年，奥哈布流亡到苏联，是1942—1945年在苏联的波兰爱国者同盟和波兰军队的组织者之一，任过波兰人民军第一军副司令。解放后，奥哈布被选为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担任过内政部长、卡托维兹省委第一书记、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0—1956年任中央书记。奥哈布拉任党的第一书记只有半年，1956年10月便辞去这一职务，以后担任过农业部长、国务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人民统一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奥哈布1968年4月退休，1989年9月5日在华沙逝世。

[43]I．雷科夫斯基等：《述评：真理的道义力量》，中译文载《共运资料选译》1987年第1期，第64页。

[44]兹·雷科夫斯基等：《波兹南事件的前前后后》，中译文载《共运资料选译》1987年第10期，第46页。

[45]转引自刘邦义著：《哥穆尔卡评传》，第162—163页。

[46]ПраBда，2Июль，1956г．

[47]兹·雷科夫斯基等：《波兹南事件的前前后后》，中译文载《共运资料选译》1987年第10期，第49页。

[48]《爱德华·奥哈布在二届七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译文载《共运资料选译》1987年第1期，第50页。

[49]［波］扬·普塔辛斯基著：《哥穆尔卡的改革探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50]康·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wsky，1896—1968年），1896年出生在波兰的俄占区，1917年加入苏俄红军，苏联大清洗时曾被捕入狱。二战期间，他因战功卓著升至苏联元帅，指挥苏军和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解放了波兰。从1949年11月起，罗科索夫斯任波兰国防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并被授予波兰元帅称号。1956年10月，他回到苏联，任过国防部副部长，1968年在莫斯科去世。

[51]刘邦义著：《哥穆尔卡评传》，第173页。

[52]兹·雷科夫斯基等，《我们来承担责任》，中译文载《共运资料选译》1987年第10期，第52页。

[53]Frank Gibney：The Frozen Revolution：Poland，a Study in Communist Deca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Cudahy，1959，p．11．

[54]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140页。

[55]兹·雷科夫斯基等：《我们来承担责任》，中译文载《共运资料选译》1987年第10期，第53页。

[56]兹·雷科夫斯基等：《我们来承担责任》，中译文载《共运资料选译》1987年第10期，第53—54页。

[57]Ivan F．Berend，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944—1993，pp．85—86．

[58]《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二届八中全会记录》（节译），中译文载《共运资料选译》1987年第1期，第56页。

[59]兹·雷科夫斯基等：《我们来承担责任》，中译文载《共运资料选译》1987年第10期，第54页。

[60]兹·雷科夫斯基等：《我们来承担责任》，中译文载《共运资料选译》1987年第10期，第55页。

[61]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关于波兰目前局势》，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62]刘邦义著：《哥穆尔卡评传》，第101页。

[63]刘祖熙等著：《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第94页。

[64]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关于波兰目前局势》，第92页。

[65]Peter Raina，Political Opposition in Poland 1954—1977，Harlow：Longman Group Limited，1972，p．69．

[66]［南］德·米利伏耶维奇著：《波兰在十字路口》，王洛林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第69页。

[67]《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政策基本任务的决议》，载《新华半月刊》，1959年第7期，第130页。

[68]刘祖熙等著：《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第117—118页。

[69]［波］亚当·密茨凯维支著：《先人祭》，韩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页。

[70]Peter Raina，Political Opposition in Poland 1954—1977，pp．141—142．

[71]转引自［波兰］米契斯瓦夫·弗·拉科夫斯基著：《十二月转折》，刘彦顺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72]转引自［波兰］米契斯瓦夫·弗·拉科夫斯基著：《十二月转折》，第28页。

[73]《人民波兰历史上历次社会冲突和危机概述》，载《苏联东欧研究资料》1984年第3期，第69页。

[74]［波兰］米契斯瓦夫·弗·拉科夫斯基著：《十二月转折》，第一章篇头语。

[75]刘祖熙等著：《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第136页。

[76]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教研组编：《人民波兰资料选辑（1944—1984）》，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发行，第358页。

[77]《爱德华·盖莱克在波党五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波兰资料选辑（1944—1984）》，第403页。

[78]《人民波兰资料选辑（1944—1984）》，第402页。

[79]《党在波兰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中的任务（爱德华·盖莱克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六日在六大上作的政治局的纲领报告）》，载《人民波兰资料选辑（1944—1984）》，第443—444页。

[80]刘祖熙等著：《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第138页。

[81]刘祖熙等著：《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第138页。

[82]《人民波兰历史上历次社会冲突和危机的概述》，载《苏联东欧研究资料》1984年第3期，第75页。

[83]诺沃提尼1921年加入捷共，1937—1938年先后任过布拉格州委书记、霍多宁州委书记，德国占领期间因领导抵抗运动而被关进集中营，解放后，诺沃提尼1945年任捷共布拉格州委第一书记，1946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53年1月起任中央第一书记，1957年11月起任共和国总统。

[84]详见“Radio Free Europe Report on the Strikes in Plzén during Early June 1953，8 September 1953，”Christian F．Ostermann，ed．，Uprising in East Germany 1953：The Cold War，The German Question，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New Ya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1，pp．128—131。

[85]详见“Radio Free Europe Report on the Strikes in Plzén during Early June 1953，8 September 1953，”Christian F．Ostermann，ed．，Uprising in East Germany 1953：The Cold War，The German Question，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New Ya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1，p．127．

[86]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172页。

[87]社科院苏东所1986年编：《捷克斯洛伐关于政治与经济体制的重要文献选编》，第100页。

[88]Grzegorz，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p．132．

[89]［捷］伊日·科斯塔著：《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经济发展概要（1945—1977）》，高德平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

[90]Grzegorz，The State against Sociaty，pp．121—122．

[91]奥塔·希克，生于1919年，二战期间被关进法西斯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战争结束后回到祖国，在高等政治学院和社会科学院当教授。希克是1956年改革委员会的成员，1958年当选为捷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年当选为委员。

[92]李忠杰等著：《社会主义改革史》，第423页。

[93]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174页。

[94]转引自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176页。

[95]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176页。

[96]［美］塔德·舒尔茨著：《“布拉格之春”前后》，第354—355页。

[97]全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捷克斯洛伐克关于政治与经济体制的重要文献选编》，1986年，第178—246页。

[98]《对捷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来党的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分析以及最近期间党的主要任务》，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捷克斯洛伐克关于政治与经济体制的重要文献选编》，第254页。

[99]姜琦等著：《东欧三十五年》，第292页。

[100]［美］本·福凯斯著：《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第184页。

[101]Grzegorz，The State against Society，p．122．

[102]引自曹宏著：《严寒扼杀“布拉格之春”——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始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103]The New York Times，June 27，1968．

[104]沈志华等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年至1991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页。

[105]ПраBда，21Апрель，1968г．

[106]The“Two Thousand Words”Manifesto，June 27，1968，in Jaromir Navratil，ed，The Prague Spring 1968，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s Reader，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1998，p．177．

[107]Letter from Lenid Brezhnev to Alexander Dubcek Inviting CPCz Delegation to Warsaw Meeting，July 6，1968，in Navratil，The Prague Spring 1968，p．206．

[108]The Warsaw Letter，July 14—15，1968，in Navratil，The Prague Spring 1968，p．235．

[109]Response by the CPCz CC Presidium to the Warsaw Letter，July 16—17，1968，in Navratil，The Prague Spring 1968，pp．243—244．

[110]详细经过可参见Speeches by Leonid Brezhnev，Alexander Dubcek，and Aleksei Kosygin at the Cierna nad Tisou Negotiations，July 29，1968，in Navratil，The Prague Spring 1968，pp．284—297。

[111]New York Times，August 3，1968．

[112]辛灿主编：《风云变幻的东欧四国》，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

[113]The Soviet Politburo’s Resolution on the Final Decision to Intervene in Czechoslovakia，August 17，1968，in Navratil，The Prague Spring 1968，p．367．

[114]参见［捷］伊日·贝利康著：《永无尽头的春天——一个布拉格共产党人的回忆》，邹福兴等译，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246页。

[115]Ciphered Telegram from Andrei Gromyko to Soviet Embassies in Eastern Europe Transmitting the Joint Text of an Appeal to the Czechoslovak People’s Army，August 19，1968，in Navratil，The Prague Spring 1968，p．367．

[116]引自［捷］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著：《杜布切克回忆录》，黄英尚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117]A Letter to Brezhnev：The Czech Hardliners’“Request”for Soviet Intervention，August，1968，CWI‐HP Bulletin，Issue 2，Fall 1992，p．35．

[118]［美］塞·P·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6—317页。

[119]［捷］伊日·贝利康著：《永无尽头的春天——一个布拉格共产党人的回忆》，第250页。

[120]《永无尽头的春天——一个布拉格共产党人的回忆》，第254—255页。

[121]引自曹宏著：《严寒扼杀“布拉格之春”》，第157—158页。

[122]JiíPelikn，ed．，The Secret Vysoany Congress：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Extraordinary Fourte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zechoslovakia，22 August 1968，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1，p．218．

[123]引自《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会谈记录（下）》，《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2期，第31—32页。

[124]［捷］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著：《杜布切克回忆录》，第228页。

[125]《杜布切克回忆录》，第231页。

[126]转引自［美］塔德·舒尔茨著：《“布拉格之春”前后》，第621—622页。

[127]［美］本·福凯斯著：《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第206页。

[128]古斯塔夫·胡萨克，1933年加入捷共，1937—1939年任捷苏文化和经济联络协会秘书，战争期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4年，胡萨克当选斯洛伐克共产党地下中央委员，参与领导了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先后担任了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副主席、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和主席。解放后，胡萨克1946—1950年间担任过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主席、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成员。1951年，他被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1954年被判无期徒刑，1960年5月大赦获释，1963年恢复名誉和党籍。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胡萨克任政府副总理。

[129]Ivan F．Berend，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944—1993，p．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