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斯洛伐克的清洗

捷克斯洛伐克的清洗

四、捷克斯洛伐克的清洗

在东欧各国党中，最晚实施清洗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其原因是“由哥特瓦尔德、斯兰斯基和萨波托斯基领导的‘莫斯科派共产党人’牢牢地控制着局势，那些被看作是‘国内派共产党人’居于从属地位”^[87]。不仅如此，捷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之间关系也比较和谐。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安东尼·萨波托斯基（Antonin Zapotocky，1884—1957年）和斯兰斯基（Rudolf Slnský，1901—1952年）都是捷共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和萨波托斯基在20年代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斯兰斯基1928—1944年间为捷共驻莫斯科领导机构成员。战后，哥特瓦尔德任科息策政府副总理和民族阵线主席，1945—1953年任捷共中央主席，1946年任政府总理，二月事件后任共和国总统。萨波托斯基从1945年起任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年6月后任政府总理，1953年3月接任总统。斯兰斯基1945—1951年间任捷共中央总书记。直到1949年，哥特瓦尔德还公开表示：“捷共的所有领导人由于多年共事是相互了解的”，“在捷共这样一个战前进行过合法活动的党内，不存在产生像当时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的阴谋活动那种案件的条件”^[88]。

正因如此，无论是捷共还是学术界都认为，当时的捷共不存在进行清洗的内在动因，而后来搞的大清洗最主要还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几十年以后，捷共中央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在1949年至1968年捷共斯洛伐克政治审讯和平反工作报告指出：“在我国，对捷共和国家领导人制造的政治审讯中，尤其是国际条件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条件是：根据存在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阴谋而产生的情报局的政策概念；来自国外的具体的政治和思想上的压力，其中特别是匈牙利、波兰和苏联的看法，即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存在着大规模的敌对的阴谋活动，或者甚至它是这种国际阴谋活动的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看法都被捷共领导和其他机构，尤其是安全机构所接受。”^[89]

的确，1949年是东欧各国清洗最厉害的一年。7月，阿尔巴尼亚的佐泽等人被判死刑。9月，匈牙利的拉伊克等人被判死刑。11月，波兰的哥穆尔卡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2月，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被判死刑。共产党情报局11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第四次会议更是向东欧各党下达了清洗“铁托分子”的命令，苏联不可能容忍东欧还存在不进行清洗的共产党，而捷共主要领导人也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对莫斯科的忠诚。1949年9月16日，哥特瓦尔德和斯兰斯基就向马林科夫提出，请他派熟悉拉伊克案件的苏联专家来捷克斯洛伐克指导清洗工作。苏联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派顾问小组到达了布拉格。他们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对贝利亚负责。

苏联专家到了之后，捷共着手清洗“捷克斯洛伐克的拉伊克”，很快就逮捕、审判甚至处决了一些人。可是，这些人与铁托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联系似乎并不大，地位也都不高，职务最高的是外贸部副部长埃夫任·洛布尔（Ev6en L9bl）和布尔诺州委第一次书记什林（Ota Sling），清洗他们不是苏联的最终目的。根据共产党情报布达佩斯会议的决议，清洗的重点在那些“共产党内的敌人”。从1951年起，捷共逐步在党内开展大规模的清洗，主要对象是党和政府中流亡过伦敦的、斯洛伐克族的、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犹太裔的高级干部。1950年2月，党中央副总书记、组织部长斯维尔莫娃（Marie Svermova）被捕。1951年，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都被捕，如胡萨克（Gustv Husk，1913—1991年）、诺沃麦斯基（Ladislav Novomeský，1904—1976年），同年被捕的还有外交部长克莱门蒂斯（Vladimír Clementis，1902—1952年）。1951年9月，斯兰斯基被解除了党的总书记职务，两个月后被捕入狱。斯兰斯基原本也是捷共党内清洗的推动者之一，为什么到头来会清洗到他的头上呢？

在审讯中，被清洗者不仅自己认罪而且还积极揭发别人，审讯者也想进一步找出更大的清洗对象，捷共党内已经形成浓厚的清洗气氛。苏联领导人对捷共清洗的成果却极不满意，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已清洗的这些人无一够得上“捷克斯洛伐克的拉伊克”量级的，捷共还应当揪出级别更高的“内部敌人”。最后，他们将目标锁定在斯兰斯基身上。斯兰斯基是清洗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与哥特瓦尔德的关系也不错。他“最后被挑出来作审判案的明星，可能由于他是犹太人”^[90]。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犹太人就是大清洗的主要对象，以色列右翼政党在1948年大选中获胜后采取的亲美政策进一步促使苏联的反犹太人运动。苏联对外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对内在1948—1949年间不仅解散了犹太人的各种组织和机构，而且大规模地逮捕和处决犹太人，克里姆林宫里的许多犹太人的医生被指控“遵照西方间谍机构以及国际犹太人慈善机构的指示”谋害苏联领导人。

在东欧各国党开始清洗运动时，苏联也把反犹运动推广到东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在侦查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活动的重要武器，对鲁·斯兰斯基进行调查的方针因此得到了确认。”^[91]1951年6月底，苏联顾问指示具体负责清洗的捷方人员要注意“犹太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危险”。后者则根据一些“口供”准备了一份关于“所谓犹太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特别是包括关于鲁·斯兰斯基和贝·盖明德尔的材料的完整报告”。哥特瓦尔德同意继续进行调查，但不同意直接审讯斯兰斯基，斯大林7月20日和24日在给他的密信中也说这些材料不足以作为控告斯兰斯基的依据。话虽然这样讲，哥特瓦尔德对斯大林的用意还是心知肚明的。特别在后一封信中，斯大林说：“根据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顾问的报告，鲁·斯兰斯基在干部政策上犯了许多错误，所以不能留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7月26日，哥特瓦尔德在给斯大林的回信中说：“他与安·萨波托斯基一起正考虑解除鲁·斯兰斯基的现任职务。”^[92]不久，在9月6日的捷共中央全会上，斯兰斯基被撤了总书记职务，转任毫无实权的政府副总理。苏联顾问将斯兰斯基等人的材料汇集起来带到了莫斯科，实际上是正式启动了清洗斯兰斯基的进程。

“1951年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阿·米高扬突然访问布拉格，给斯兰斯基案件带来了关键性的新程序。阿·米高扬向克·哥特瓦尔德转交了约·维·斯大林的亲笔信。这封信的内容和他7月份的立场有着本质的区别。信中坚决主张尽快逮捕鲁·斯兰斯基，因为据说他有逃跑到西方的危险。”^[93]23日，斯兰斯基以及与他有私人关系或工作关系的人都被逮捕。接下来，在捷共中央做出了斯兰斯基“叛变”和领导了“反党反国家的阴谋”结论之后，苏联专家直接参与下的对斯兰斯基的政治审讯就开始了。“在施加强大压力（安置特务一起坐牢、组织对质等等）之后，斯兰斯基看到了自己处于绝境。1952年底他企图自杀。在自杀未遂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折，开始承认‘第二中心’的存在，后来逐步地承认了对他提出的几乎一切问题。”^[94]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工作，1952年11月20日，法庭对以斯兰斯基为首的“反国家中心”进行公审。被告一共14个，除了斯兰斯基之外，重要的还有捷共中央书记处国际部部长盖明德尔（Bedich Geminder，1901—1952年），外交部部长克莱门蒂斯，国防部副部长雷伊清（Bedich Reicin），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什瓦布（Karel Švb，1911—1952年），捷共中央书记弗兰克（Josef Frank，1909—1952年），外贸部副部长马尔戈（Rudolf Margolius，1913—1952年），财政部副部长菲斯赫尔（Otto Fischl，1912—1952年），外交部副部长伦敦（Artur London，1915—1986年）和什林等。在这14个人中间，有11个犹太人。根据苏联旨意起草的起诉书说：“斯兰斯基、盖明德尔和其他阴谋家支持帝国主义依靠的代理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颠覆活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为美帝国主义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提供了前进的基地。”^[95]按照事先制订的计划，审判像演戏一样进行了一周。11月27日，法庭作出了判决，斯兰斯基等11人被判处死，另外三人判无期徒刑。在此之后，捷共的清洗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但规模要小得多了。

经过五年多的大清洗，苏联模式在东欧各国健全起来。东欧各国党大清洗制造的几乎都是冤假错案，其中大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先后获得了平反。然而，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产生的消极影响却不可低估。表层上是许多人蒙冤受难甚至失去了生命；中层上是各国的司法制度被严重歪曲，法律成了政治迫害的工具；深层上则是破坏了共产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不论在哪个层面，大清洗都在东欧各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留下了一道道难以治愈的伤痕，为后来东欧国家的剧变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