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的清洗

阿尔巴尼亚的清洗

一、阿尔巴尼亚的清洗

苏联的经济模式在东欧各国的确立是一个交织着兴奋与困惑、一致与分歧的过程。说兴奋，那是指这种模式初期的正面效应令处于恢复和初期发展的东欧各国异常鼓舞。说困惑，那是指苏联模式与东欧各国国情存在着不适应甚至冲突。另外，苏联模式在东欧国家的确立也带有很浓的苏联控制东欧的色彩。在苏联模式化的过程中，东欧各国共产党内都有一些人对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和全面接受苏联控制有不同的看法，主张走有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积极推行苏联模式的人来说，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就成了苏联模式化道路上的障碍。

为了消除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独立思想，保证苏联模式在东欧国家的顺利推行和苏联对东欧的严格控制，在苏联领导人的干预和苏联安全部门的插手下，东欧各国共产党于1949—1953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内部清洗和公开审判。清洗和公开审判的主要对象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包括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甚至还有党的总书记。凡是不严格按照斯大林的模式建设本国的社会主义并坚持走民族道路的人，都被扣上“右倾民族主义分子”、“铁托分子”、“反苏”等罪名加以清洗，而使用的手法则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翻版。“在‘冷战’条件下，（东欧）地区一系列党内政治镇压是苏联领导层能够解决在他们看来是又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将（各国）党的领袖们变成苏联战略路线的绝对遵行的导体。这为在东欧加快建立与苏联同种类型的社会开辟了道路，巩固了正在形成的东方军事政治集团。因此，1949—1953年在社会政治方面所进行的多种多样的斯大林恐怖制度的移植，旨在达到清除共产党精英的基本目的——强迫社会接受它的意识形态和相应的排除任何异己思想产生的社会组织原则，并以此完成任何一种制度的自我保护任务。”^[52]

共产党情报局把南共开除最根本的原因是铁托没有跟上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不愿意或没有完全听从莫斯科的指挥。与南共之间的冲突也使斯大林意识到，要想彻底控制东欧，就必须把东欧国家的独立倾向压下去。因此，东欧国家首先清洗的是“铁托分子”，在这方面阿尔巴尼亚当了急先锋。

在东欧国家中，阿尔巴尼亚只与南斯拉夫接壤，阿共是在南共的帮助下建立的。战后初期，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东欧国家中，它们早在1946年7月初就签署了友好互助条约和建立6个合资公司、1个银行的协议。南斯拉夫向阿尔巴尼亚派了大批经济专家和军事顾问，后者也以南斯拉夫为样板制订宪法和进行工业化、农业体制化，甚至表示愿意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相比之下，苏联不太重视阿尔巴尼亚。斯大林不仅没有让阿共参加共产党情报局，而且1947年1月对吉拉斯说他同意南斯拉夫并吞阿尔巴尼亚^[53]。在这一时期，阿尔巴尼亚党的中央组织书记和内务部长科奇·佐泽（Koci X oxe，1917—1949年）是亲南派，经济部长纳科·斯皮鲁（Nako Spiru，1918—1947年）是亲苏派，而霍查支持佐泽。1947年11月，斯皮鲁因反对亲南派的对南政策遭到批判，自杀身亡。苏南公开冲突后，苏联加强了同阿尔巴尼亚的联系，向地拉那派了许多专家，增加了驻阿尔巴尼亚的使馆人员。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却日渐恶化，阿共中央发表特别声明宣称拥护情报局的决定并且谴责南共领导人的背叛，关闭了两国边界，撕毁了同南斯拉夫签署的经济协议。1948年6月24日在华沙与莫洛托夫会面时，霍查说阿共原来对南共和铁托是坚信不疑的，是联共（布）中央1948年3月27日致南共的信使阿尔巴尼亚避免了更大的错误。在这次谈话中，霍查还否定了阿南两党的历史联系，谴责了战后南斯拉夫在阿尔巴尼亚搞殖民政策，斯皮鲁的死是“南斯拉夫人阴谋的牺牲品”。^[54]

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尔巴尼亚率先开始清洗“铁托分子”。1948年9月召开的阿共中央第十一次全会指责了科奇·佐泽、潘迪·克里斯多（Pandi Kristo，1914—1948年）等人毫无保留地支持铁托分子和歪曲党的组织路线，为斯皮鲁恢复了名誉。会后，这些人不仅被撤了党政一切职务，而且在随后召开的党骨干分子会议上受到批判。1948年11月5日，在阿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已经去职的佐泽拜见苏联驻地拉那公使丘瓦欣（Chuvakin），就他将要在大会上的发言稿征求后者的意见。佐泽告诉丘瓦欣，他在大会上不仅要表示同意对他的批评和处理，而且要揭露他自己在1944—1948年间同南共托派分子领导人之间的联系。佐泽还说，他想以公开信的方式，“痛斥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民族分子的背叛活动，声明自己完全同意党和政府关于他的问题的决议”^[55]。可是，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佐泽等人的命运。1948年11月8—22日，阿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地拉那召开。为了彻底割断与南共的联系，这次大会除了把党名改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制定了新的党章之外，还“谴责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把阿尔巴尼亚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割离开来的活动，谴责了科奇·佐泽反党集团盲目追随南斯拉夫领导的反苏的民族主义政策的企图”^[56]。大会将佐泽、克里斯多等人开除出党，罪名是“托洛茨基分子”、“党和人民的敌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领导的代理人”。^[57]

大会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开始了揭露和批判佐泽及其支持者的运动。在这过程中，苏联因素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丘瓦欣在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认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佐泽等人的批判带有“尖锐的、残酷的性质，直至要求将集团的成员交付审判，永远将其消灭”，他请求莫斯科同意他会晤霍查，提醒后者注意必须制止这种过火行为。但是，同月20日发来的一封署名为“上级机关”的电报斥责了丘瓦欣的看法。“我们认为您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评价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您将该党的领导人揭露科奇·佐泽反党集团的行为视为‘野蛮’、‘粗暴’等等也是完全不妥当的，是错误的。我们认为，您所提议的拟向恩维尔·霍查所提的建议也是不能接受的。”^[58]12月初，佐泽等人便被捕入狱。1949年5月12日，地拉那法院开庭审判佐泽及其同伙，指控的罪名有：与铁托密谋推翻阿尔巴尼亚政府，试图谋杀霍查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放弃阿尔巴尼亚的国家主权，按英美帝国主义的指示将把阿尔巴尼亚并入南斯拉夫。在审判中，佐泽等人对上述罪行供认不讳。7月8日，佐泽被判死刑，几天后被执行，其他的人被处5年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