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阵营的部分解体和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在20世纪6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内部矛盾继续发展，冲突进一步尖锐化。苏联和中国、阿尔巴尼亚等国关系的破裂导致了它的部分解体。苏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则表明了华约内部蕴藏的巨大危机。

1．东方阵营的部分解体

1960年底召开了莫斯科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后，中苏两党关系继续恶化。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更是导致了它无可挽回地走向破裂。一方面，赫鲁晓夫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以及大会通过的文件进一步加深了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裂痕。^[61]另一方面，会上他对在中苏论战中支持中方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公开发起了攻击，并指责中共没有迫使阿党与苏共保持一致，从而使矛盾进一步激化。进入1962年，中苏双方相互间的声讨有增无减。1963年春起，中苏则进入了理论上的全面和激烈的争论。在此过程中，双方还批评了对方的对外政策乃至国内政策，中苏两党的关系最终走到了彻底破裂的边缘。1964年4月21日的苏联《真理报》第一次载文称中国为“叛徒”。^[62]

与此同时，苏联进一步恶化与中国的国家关系。1961年，它趁中国国内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之机进行逼债，要求中国连本带利偿还它在朝鲜战争期间为向苏联购买军事物资而欠下的债款。1962年上半年，苏联在中国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颠覆活动，先后制造伊宁暴乱事件和“伊犁-塔城事件”。同年10—11月间中印边境再次发生武装冲突时，和中国订有同盟条约的苏联却更加露骨地偏袒印度，对其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给予了肯定的答复。1964年6—7月间，苏联方面还一再暗示，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不能保证苏联对中国的支持。^[63]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中方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试图借此机会与苏联新领导进行接触，以改善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但是，米高扬在会谈中宣称：“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64]事实也是如此。1965年3月，尽管中共等共产党的反对，苏共在莫斯科召开了赫鲁晓夫没有来得及召开的所谓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仅有19国参加），从而实际上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以及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从此，中共不再参加苏共组织的任何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

不仅如此，苏联还加紧向中苏、中蒙边境派驻军队，不断在中苏边境制造边界纠纷。特别是在1967年以后，苏军对中国边境地区的武装挑衅明显增加。1969年3月15日，苏军出动大批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侵入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向岛上的中国边防巡逻人员开枪射击，中国边防部队则进行还击。“珍宝岛事件”表明苏联已经彻底背离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的同盟关系已经名存实亡。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的过程中，阿尔巴尼亚站在了中国一边。特别是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劳动党代表团明确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突然袭击的做法。苏联领导人对此极为不满，力图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迫使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就范。在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率先对阿党发起了指责与攻击，甚至号召推翻其领导。此举引起了阿方的强烈反应。12月，双方断绝了外交关系。

罗马尼亚在中苏理论论战与关系破裂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立场。一方面，在论战公开化后，它拒绝按照苏联的指挥棒起舞。1965年3月，罗马尼亚抵制了实际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1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1967年4月，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它反对与会者对中国的指责；1968年初，在67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上它又拒绝签署矛头针对中国的通报。罗马尼亚还否定了华约军队在其境内举行军事演习的建议，反对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另一方面，罗马尼亚不愿屈从于苏联要求东欧国家实行经济分工的压力。按照赫鲁晓夫在1962年6月经互会成员国党政领导人参加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计划，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应进一步发展工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和匈牙利则应成为原料的主要生产国。这种分工显然将使罗马尼亚无法成为一个具有健康经济、独立自主的国家，因此遭到了其领导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一再强调，各国共产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享有充分的平等和独立，罗马尼亚的工业化计划不容他国干涉。以后，罗马尼亚也拒绝了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计划。与此同时，罗马尼亚积极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

2．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为了维持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同时也是为了确保它们在中苏关系破裂过程中站在莫斯科的一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除继续鼓吹“国际分工论”外还提出了“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按照苏方的解释，“有限主权论”的含义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和“共同利益”是“最高主权”；当东欧某一国发生的问题威胁到“大家庭”的“安全”和“共同利益”时，“社会主义大家庭”有权决定其成员的“命运”，“其中包括它的主权的命运”。“国际专政论”的含义则是：“历史的发展”已经提出了要把“一国专政”变成“大家庭”的“国际专政”的任务，为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可用来“保卫”“国际专政”的工具——华约组织和经互会。^[65]这种“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正是苏联据以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理论依据。

由于政治和经济方面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1967年起，捷克斯洛伐克公众的不满情绪迅速滋长，党内斗争也日趋尖锐。尽管苏联进行了干预，诺沃提尼还是在1968年初先后被免去了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及总统职务。接任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及其支持者们在对内政策上主张改变现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一种反对苏联控制、要求独立自主的倾向。4月初，捷共中央通过了反映上述要求的《行动纲领》，使国内的形势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上层的斗争向基层发展，党内的动荡向社会扩散，出现了一场广泛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即“布拉格之春”。6月下旬，报纸上登出了一封由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署名的2　000单词的呼吁信，号召公众支持党内的“进步力量”。在接着为9月的捷共十四大进行的代表选举中，杜布切克的支持者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尽管杜布切克等人一再表示，捷克斯洛伐克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维护华约的团结，苏联领导人仍然为其国内形势的发展感到不安，不仅担心捷克斯洛伐克会脱离苏联的战略轨道，更担心它的离心倾向会在东欧国家引起连锁反应。为了阻止这一危险，勃列日涅夫加紧对其施加压力。1968年5月，苏联以防御联邦德国为名要求在捷境的西部驻军；6月，苏联又趁华约举行演习的机会将大量苏军派入捷境的要冲，并且迟迟不肯撤出。7月15日，苏联联合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四个华约国家在向捷共发出的一封信件中声称，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发展表明，“由帝国主义中心支持的反革命力量对社会主义制度发起了全面进攻”，这“危害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面对这一威胁”，如果我们“漠不关心和消极被动”，“人民绝对不会原谅我们”。该信还呼吁捷共的“健康力量”起来消除内部的反动势力。^[66]与此同时，苏联要求捷共领导人到莫斯科或基辅进行两党会谈。捷共中央拒绝了“华沙信件”的指责，并反对在苏联境内举行两党会晤。在此情况下，苏共领导人于7月29日赶到捷境内的小镇切尔纳，同捷共领导人开始了持续4天的会谈。8月3日，杜布切克又与苏联及上述四国领导人在斯洛伐克的首府布拉迪斯拉发进行了会晤，并发布了一项声明。它一方面强调“支持、巩固与保卫”苏联和东欧各国在革命和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国际主义义务”，另一方面又声称与会国要“在平等、尊重主权和民族独立以及领土完整、相互援助和团结的基础上改善全面合作”。^[67]此外，苏联还表示愿撤出为参加演习而进入捷境的苏军。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似乎已经缓和。

然而，1968年8月20日深夜，正当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十四大的安排时，苏联拉拢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波兰和匈牙利，出动30万军队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了入侵，并迅速对捷实行了军事占领。8月21日，捷国民议会决定不对占领军采取任何暴力行动，但是群众却自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抗。次日，捷共十四大提前召开，选出了以杜布切克为首的中央委员会。8月23日，布拉格举行了全市大罢工。在当时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根本无法在捷直接组成一个亲苏政权，于是改变手法，迫使已被带至莫斯科的杜布切克等人在8月26日签署了《苏捷会谈公报》。按照这一文件，苏联表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完善领导社会的方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表示理解，承诺“暂时进入”捷领土的盟国军队“将不干预”其内政；捷方则声明将“为发展和加强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采取有效措施；双方声称将“绝对履行它们在社会主义国家缔结的多边和双边条约方面承担的一切义务，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防御实力，提高防御性的华沙条约的效力”。^[68]10月16日，苏联又强迫捷政府签署了《苏联军队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协定》，为苏联在捷的长期驻军提供了法律基础。翌年的4月，在苏联的压力下，捷共中央免去了杜布切克的第一书记职务，而由胡萨克接替。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无视国际准则、公然出兵干涉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行径，暴露了其霸权主义对外政策的本质。这一做法遭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反对，苏联在国际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此外，中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对苏联这一侵略行为的强烈谴责，进一步表明了东方阵营的部分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