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

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

三、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

南斯拉夫被肢解之后，最先站出来组织人民进行抵抗的也是共产党。

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后合法从事活动的时间很短，在1920年的立宪议会选举中获得了14%的选票，成为议会的第三大党。但好景不长，南共的活动很快就受到王国政府的严格限制，1921年8月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在转入地下活动的岁月中，许多党员被捕入狱，中央领导机构1929年之后一直设在莫斯科，党内派别斗争严重，领导人更迭十分频繁。1934年底召开的南共四大批评了党的总书记米兰·戈尔基奇（Milan Gorki）的错误，指出了党的领导机关脱离党和国内斗争造成的不良后果。1936年底，铁托（Josip Broz Tito，1892—1980年）被共产国际任命为南共中央组织书记。铁托1892年生于克罗地亚的一个农民家庭，1910年加入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1920年9月加入南共，在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5年初到莫斯科任南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和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委员。就任南共的主要领导人之后，铁托在莫斯科召集了南共领导人会议，决定将南共中央组织书记处迁回贝尔格莱德，以便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直接领导国内的革命斗争。1937年底，铁托被共产国际任命为南共中央总书记，委托他组建南共临时中央委员会。1938年3月底，铁托和南共其他一些领导人回到南斯拉夫，5月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其主要成员有爱德华·卡德尔（Edward Kardej，1910—1979年）、亚历山大·兰科维奇（Aleksndar Rankovic，1909—1983年）和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1911—1995年，旧译德热拉斯、杰拉斯或德吉拉斯等）。

德意等国入侵后，南共中央于4月10日在萨格勒布（Zagreb）召开全会，专门研究事态的发展和制订斗争计划。会议决定成立以铁托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负责搜集武器，组织和训练地下斗争组织以及反占领的破坏小组，为武装起义做准备。15日，南共中央发表了《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书》，呼吁人民“不要垂头丧气，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抬起头迎接一切最沉重的打击，共产党和整个工人阶级站在反对侵略者的民族斗争的最前哨，坚持到最后胜利”^[68]。在具体行动方面，南共中央5月初萨格勒布会议决定在各地建立由共产党人和其同情者组成的游击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同德日法西斯展开游击战争；6月26日召开的贝尔格莱德会议决定派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到全国各地组织、领导游击队，成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还出现了另外一支抵抗力量，即流亡在外的国王领导的切特尼克（Chetnik）。南斯拉夫被占领后，流亡在国外的南斯拉夫政府宣布它将领导南斯拉夫继续同占领者斗争。在国内，“原王国政府参谋部军官德拉查·米哈伊洛维奇（Draza Mihailovic，1893—1946年）上校搜罗原王国军队余部及其他一些武装部队，在塞尔维亚西部舒马迪亚山区的腊夫纳——戈拉，以拥护国王为名，打起了抗战旗号，他的武装部队称之为‘切特尼克’（塞尔维亚语意为‘参加队伍的人’）。6月间，米哈伊洛维奇开始在塞尔维亚农村招募士兵。9月底，这支队伍发展到5 000人左右”^[69]。在政治倾向上，切特尼克武装代表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从建立之日起就与国王和流亡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竭力避免同轴心国军队大规模交战，而是期待盟国军队前来解放南斯拉夫和恢复南斯拉夫王国。米哈伊洛维奇1941年11月被流亡政府任命为国内武装总司令，1942年2月又被任命为流亡政府的军事大臣。由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依靠的是英国，因此，切特尼克也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英国政府1941年9月向切特尼克派驻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在1942年底切特尼克公开与占领军合作之前还给予它大量的经济援助。

因此，几乎从国家被占领时起，南斯拉夫国内就有两支主要的抵抗力量，一支是南共领导的游击队，另一支是流亡政府领导的切特尼克。虽然在抵抗德意法西斯方面有一致性，但是，它们属于不同的政治力量，各有自己的政治目的。战争期间，领导游击队的南共与苏联关系比较密切，切特尼克与英国的关系密切，三国四方关系的复杂性不仅影响了南斯拉夫战中和战后的政治发展，而且影响了南共与苏联的关系。

从1941年6月起，南斯拉夫的一些地区小规模的反占领者的起义就不断发生。“在希特勒的‘欧洲堡垒’，第一个群众武装起义是1941年夏天在南斯拉夫爆发的。从装备很差的农民为求生存而自发地组织的最初的斗争，起义逐渐扩大到全国各地，起义群众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以及自己的人民解放军。”^[70]起义者破坏占领军的铁路运输线，袭击德军和乌斯塔莎等等。这些自发的行动也招致了德国法西斯的疯狂报复，血腥地屠杀塞尔维亚居民和共产党人。为了更好地组织抵抗运动，进一步推动群众性的武装起义，7月4日，南共中央政治局在贝尔格莱德秘密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进行武装起义并分派党的主要领导人到各地具体指导。会后发表的《告人民书》号召道：“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门的内哥罗人、马其顿人以及其他民族！……让我们像一个人那样投入战斗，抗击占领者和南奸——我们各族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变成抗击法西斯征服者的铜墙铁壁。”^[71]大规模的起义于7月7日首先在塞尔维亚西部开始，很快就波及了黑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到1941年9月间，南斯拉夫全境已有60支游击队、9个独立营、12个独立连和大批游击小组活动，游击战士共达7万人。游击队采取多种方式打击敌人：摧毁敌人的军需仓库、兵工厂；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歼灭敌人。”^[72]这些起义的另一重大成果就是解放了大片的国土，形成了占南斯拉夫总面积五分之一的解放区。在解放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代替了为占领者效力的政权，组织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南共中央和游击队总司令先于9月初从贝尔格莱德迁到塞尔维亚的克鲁帕尼，10月中旬又迁到了乌日策（Uice），自1929年以来就被取缔的机关报《战斗报》（Borba）也恢复出版。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南共及其领导的游击队却经历严峻的考验。为了将南斯拉夫人的起义镇压下去，从1941年9月底到1943年1月，德意占领军派大量军队在乌斯塔莎和塞尔维亚伪军的配合下向解放区发起六次大规模的围剿。

第一次围剿发生在1941年9—11月间。开始时，德军用3个师的兵力进攻塞尔维亚解放区，11月又用3个摩托化师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进攻并占领了乌日策。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游击队总司令部决定战略大转移，撤退到塞尔维亚南部与黑山交界地区。为了共同抵抗德意法西斯，铁托同切特尼克领导人米哈伊洛维奇先后于1941年9—10月间进行了两次会谈，游击队最高司令部还提出一份共同对敌、相互支援的12点建议，但被后者拒绝。第二次围剿发生在1942年初。德意法西斯动用了30多个师团在乌斯塔莎的配合下进攻东波希尼亚解放区。在食品、衣服和武器弹药都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南共领导游击队成功地完成了战略转移，解放了东波希尼亚并将它与黑山、波黑的解放区连成一片。第三次围剿发生在1942年4—10月间。德意法西斯几个师的兵力在切特尼克、乌斯塔莎的配合下进攻游击队总司令部所在的东波希尼亚解放区，试图一举消灭南共游击队的主力。力量单薄、武器装备比较差的游击队避免与德国正面交锋，撤出东波希尼亚向中、西波希尼亚转移，11月初解放西波希尼亚重镇比哈奇。到1942年底，南斯拉夫五分之一的国土已被解放，南共领导的游击队人数已达15万人。在这次反围剿胜利后，南共领导的抵抗力量按正规军的建制改称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也改称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第四次发生在1943年1至2月间。德意9个师的兵力和大量的乌斯塔莎、切特尼克向波希尼亚西部发起围攻，试图一举将游击队及其总司令部消灭。铁托和南共领导游击队采取游击战术与敌周旋，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扩大了解放区。第五次围剿发生在1943年5至6月间。德意保的军队再加乌斯塔莎和切特尼克共13万多人于5月初开始向黑山和山扎克解放区进攻，只有2万人并且装备很差、缺少补给的解放军和游击队是边抵抗边撤退，在苏捷斯卡战役中重创敌人，后于6月底突出重围，解放了整个南斯拉夫的亚得里亚海岸及其岛屿。此后，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度过了抵抗运动的最艰苦阶段，开始进入战略反攻。由于英国、苏联开始空投军事物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武器装备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时，人民解放军成功地全部解除了意大利4个师的武装，部分地解除了9个师的武装，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第六次围剿发生在1943年秋天，德国、匈牙利的军队和一些南斯拉夫的伪军共63万人，向亚得里亚海岸的人民解放军发起攻击。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仍然采取游击战术，虽然撤离了亚得里亚海岸地区，但保持住了其他地区的解放区。这样，在这一过程中，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不断壮大，到1943年底，人数已超过30万人。

六次反围剿胜利以及欧洲战场整体态势的变化，使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抵抗运动中，上面提到的三国四方的关系特别是南共与苏联的关系值得注意。南共领导的抵抗运动带有很鲜明的政治色彩，从第一天起就提出要把民族解放战争与国内社会革命结合起来。这就涉及南共如何表明自己的身份和目的，如何处理与切特尼克和流亡政府的关系等棘手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苏联主要从它与英国的关系来考虑。“共产国际多次向南共中央表明，苏联政府必须考虑全球政策，不能破坏它同英国和美国的良好关系，因此不能谴责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为卖国贼，不能谴责流亡的南斯拉夫政府。”^[73]结果，南共与苏联在这一时期就积下了一些恩怨。第一，南共从一开始就强调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结合起来，在抵抗过程中用“无产者旅”、“人民解放军”来表明南共领导的游击队的性质，在解放区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等等，所有这些都曾遭到了苏联的质疑。第二，由于抵抗的目的和力度不同，南共领导的游击队同切特尼克常常发生公开冲突。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苏联总是劝阻甚至压制南共。1943年之前苏联在评论南斯拉夫战场形势时，称切特尼克为抵抗德意法西斯的主导力量，把米哈伊洛维奇说成全部抵抗力量的领袖。第三，在援助南共领导的抵抗力量方面，苏联怕影响与西方盟国的关系，一直看英美脸色行事。在南共游击队最困难的时候，苏联以各种借口拒绝提供任何物资上的援助。直到1943年9月盟国改变了对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的看法，转而支持游击队的时候，苏联才从1994年起向南共领导的抵抗力量提供援助。^[74]

虽然随着战局的发展，上述争执都成为了过去，可一方面疙瘩在南共和苏联心中结下了，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分歧，这突出地表现在南共建设新政权的探索及与流亡政府的关系上面。

由于将民族解放同社会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南共在领导抵抗运动的同时特别重视革命政权的建设。早在解放区，南共就组建了行使政权职能的民族委员会。1942年11月26日，南共在刚刚解放了的比哈奇召开了第一次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会议。“铁托代表最高统帅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向大会致词，指出：我们完全有条件建立一个政治机构，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不存在任何政权，我们根本不承认任何法西斯的傀儡政权。”^[75]经过讨论，会议成立了具有最高权力机关性质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由共产党和其他反法西斯组织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作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执行机构。这个执委会下设内务、经济、文化、宣传等职能部门，新的南斯拉夫人民国家机构已具雏形。由于美、英、苏等国此时还都承认在伦敦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苏联就通过共产国际告诉南共，不要把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作为一种政府形式并且与流亡政府对立起来，提出废除君主制和建立共和国等问题应推迟到将侵略者赶出南斯拉夫以后。^[76]最终，铁托和南共作了妥协，没有直接成立南斯拉夫临时政府，流亡政府和国王的地位问题也留了下来。

1943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在亚伊策（Jajce）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其主旨就是建立南斯拉夫临时政府。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是在政权建设和流亡政府的地位问题上都有了明确的态度。会议通过的决议宣布，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是南斯拉夫的最高立法和行政机构，也是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和人民主权的体现。会议还建立了作为人民民主政权的执行机构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铁托任主席，会议召开的这天后来也成了新南斯拉夫国家的诞生日。会议通过的声明宣布剥夺流亡政府的一切权利，解放后解决国王及国体问题，在此之前禁止流亡国外的彼得二世战后返回南斯拉夫。^[77]在这次会议上，铁托被授予元帅称号。

亚伊策会议召开之时，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正在德黑兰举行盟国三大国首脑会议，南斯拉夫问题也是他们讨论的议题之一。经过协商，三巨头同意最大限度地向南共领导的游击队提供物资和装备，同时派突击队前去支援。在对待国王和流亡政府的问题上，三大国却同南斯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不一致。亚伊策会议召开前一个月，铁托电告苏联政府，由于流亡在外的国王及政府一直支持通敌分子米哈伊洛维奇，南共领导的抵抗力量既不承认他们也禁止他们回国，反法西斯会议是南斯拉夫人民的唯一合法政权，解放后南斯拉夫将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78]铁托之所以发这样一封电报，是希望苏联能将南共的这些要求提交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讨论，可苏联没有这样做。由于仍然得到包括苏联在内的盟国的承认和支持，在国内还有一支效忠于他的军队，彼得二世及其领导的流亡政府试图战后回国，重新统治南斯拉夫。不过，此时情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南共领导力量的壮大和南斯拉夫人民政权的初步建立。盟国虽然仍然承认并支持流亡政府，但也不再排斥南共领导的抵抗运动。

在南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后，盟国仍然希望南全国解放委员会能够同流亡政府达成某种妥协。1943年12月21日，苏联政府在给英国外长的通知中说：“苏联政府知道，现时铁托元帅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为一方与彼得国王和他的政府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张的关系。双方的相互攻击和激烈谴责，特别是最近发生的情况，已经导致双方的公开敌对，妨碍了南斯拉夫的解放斗争事业。苏联政府赞成英国政府的意见，即为了南斯拉夫人民反对德国侵略者斗争的利益，有必要努力寻求一个双方合作的基础。”^[79]于是，盟国便竭力促成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与国王和流亡政府的和解，进而在南斯拉夫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南共在取得战场上反围剿胜利的同时，还努力争取盟国承认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1944年5月，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分别派代表团访问英国和苏联。被派往伦敦的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Vladimir Velebit，1907—2004年）向英国政府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阐明全国解放委员会的立场，要求它承认解放委员会及其已经宣布的各项目标，放弃对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持，国王回国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6月，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也因内部矛盾而进行了改组。在英国的斡旋下，彼得二世任命克罗地亚人伊凡·舒伯希奇（Ivan Subasic，1842—1955年）组建新政府，后者接受了英国和苏联的意见，同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谈判。6月14至15日，舒伯希奇与全国解放委员会的代表举行了两天谈判，达成了如此协议：成立南斯拉夫新政府，凡是同占领者勾结而信誉扫地的人不能参加。协议规定：舒伯希奇政府要公开声明承认铁托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谴责一切卖国贼，号召人民参加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委员会则要声明，同舒伯希奇政府合作，不在战争期间解决国体问题。在这之后，铁托8月12—13日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与丘吉尔进行了三次会晤，接着又与舒伯希奇等流亡政府的代表进行了谈判，9月下旬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进行会谈。在同苏联领导人会谈中，铁托表示南斯拉夫人民可以依靠自己把法西斯全部驱逐出境。但是，苏联为了有利于消灭匈牙利境内的德国军队，要求南人民解放委员会同意苏军暂时进入同匈牙利接壤的南斯拉夫的领土，在完成军事行动任务后立即撤出。铁托同意了苏方的要求，但提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民政管理机构在苏军驻防的南斯拉夫的领土上要继续履行其职责。^[80]

在这期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也展开全面的进攻，9月初进入塞尔维亚，10月28日在苏联的配合下解放了贝尔格莱德。苏军很快就撤离了塞尔维亚，向北进攻匈牙利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和全国解放委员会、最高司令部随之都迁至贝尔格莱德。11月1日，铁托同舒伯希奇按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建议就组织联合政府问题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谈，第二天达成的协议规定：在南人民通过民主方式决定国体前，成立专门的摄政委员会行使国王的某些权力，在全国解放后三个月内实行自由选举。在制宪会议召开前，反法西斯会议将起立法机构的作用。正在雅尔塔会晤的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赞同这个协议，建议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接纳那些未同法西斯占领者合作的战前议员，后者对此表示同意。3月7日，南斯拉夫联邦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有5个党派的代表加入。其中，代表南共的铁托出任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代表克罗地亚农民党的舒伯希奇任外交部长。原来的南斯拉夫临时政府和流亡政府都随即解散。这个政府很快得到了各大国的同意，4月11日苏联同南斯拉夫签订了战后友好合作条约，4月20日和28日英美两国相继宣布承认南斯拉夫新政府。接着，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向国境内的德军发起最后的进攻，先后解放了南斯拉夫的其他地区，到5月15日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也就在这个过程中，科索沃问题的隐患也埋下了。亚伊策召会议通过的《关于在联邦原则的基础上建设南斯拉夫的决定》明确规定：“为了实现南斯拉夫人民的主权原则，使南斯拉夫成为各族人民的真正祖国，并在任何时候都不做任何霸权主义集团的领地，南斯拉夫要根据联邦原则来进行建设，而这一原则将保证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的完全平等，即保证塞尔维亚人民、克罗地亚人民、斯洛文尼亚人民、马其顿人民、黑山人民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的完全平等。”^[81]这个决定中也宣称将保证各少数民族的所有权利，可没有具体提及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不仅如此，“完全平等”的民族中也没有这些“少数民族”，也就意味着这些“少数民族”不能够与它们平等。这样，从南联邦开始酝酿成立时，南共实际上对南斯拉夫境内的民族作了一种大概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划分，即分为“主体民族”或“正式的民族”和“少数民族”或“其他的民族”两类。“一类是nations（塞文原文为narodi），指主体民族在南斯拉夫的民族，即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另一类是nationalities（塞文原文为narodnosti），指社会是南斯拉夫邻国的民族的成员，包括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等。”^[82]

正因如此，科索沃的阿族对这个决定十分不满。1943年底1944年初举行的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人民解放委员会代表会议通过了决议，该决议提出自决的原则和只有通过并入阿尔巴尼亚的途径才能实现这种自决的想法。结果受到南共中央的坚决反对。1944年底，阿族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并且成立了军政府，宣布禁止塞尔维亚人和黑山返回科索沃，但被南斯拉夫军队镇压了下去。1945年7月8日至10日，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通过会议决定，把这一地区加入民主联邦南斯拉夫的联邦单位——塞尔维亚，并享有自治地位。从当时的背景看，科索沃阿族是被迫作出这种决定的，南联邦还没正式诞生的时候，科索沃问题就潜伏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