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民族矛盾困扰的南斯拉夫

被民族矛盾困扰的南斯拉夫

三、被民族矛盾困扰的南斯拉夫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诞生的东欧民族国家几乎都是多民族的，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像南斯拉夫那样民族之众。它不仅包括了所有的南斯拉夫各民族，还包括德意志、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等其他民族。有学者这样描述道：“南斯拉夫是由数个文化差异极大、信仰不同宗教、从之前所属主权国家继承了八种法律体系，用两种不同字母书写基本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更不用说其他几种斯拉夫语与非斯拉夫语了）的敌对族群组成的。因此，这个新南斯拉夫注定要忍受一股强大离心力的撕裂。”^[56]1924年，南斯拉夫人口总数为12 055 668，其民族构成比例参见表6。

表6　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构成

资料来源：赵乃斌等主编：《南斯拉夫的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虽然建立起来，但复杂的民族问题也跟着产生了。前南斯拉夫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萨格勒布大学政治系教授、南共联盟中央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杜尚·比兰吉奇认为：“民族间冲突激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在于大国霸权思想加速了民族继续得到发展与加强的进程本身。把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国家强加给多民族的共同体，这现在是，今后仍将是南斯拉夫王国政治制度危机、特别是国家体制危机的原因。”^[57]其中，最突出的民族问题体现在相互联系的国家结构形式和政体上面。

关于前者，“新成立的南斯拉夫国家是在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解体的基础上，以塞尔维亚王国为核心而组成的，它联合了长期分隔的南斯拉夫各民族。新国家本来应当大力贯彻民族平等的政治，妥善解决民族间的历史纠纷，消除隔阂和分歧，增强民族团结。可是以卡拉乔治维奇王朝为首的执政者却否认不同民族的存在，抹煞现实生活中的民族矛盾，提出‘一个国家，一个国王，一个民族’的口号，认为南斯拉夫是只存在有三种称呼（即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统一民族’，说黑山人是塞尔维亚人的一支，马其顿是南塞尔维亚人，而穆斯林则是宗教信仰问题，不是民族的标志。因此认为南斯拉夫基本上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只存在人数不太多的若干少数民族。于是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强制推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不实行联邦制，并用形式上的公民平等来代替民族平等，而实质上则是实行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政策”^[58]。所有这些都体现在1921年6月制宪议会在塞尔维亚政党坚持下强行通过的《维德节宪法》（The Vidovdan Constitution）中，这个宪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否认不同民族的存在和实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制宪议会在通过《维德节宪法》时，投票赞成的占议员总数的53．22%，反对的占46．78%，而持反对态度的议员主要是斯洛文尼亚族和克罗地亚族议员。这样一来，南斯拉夫议会里各政党之间的争斗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各民族之间的较量。1928年6月20日，激进的黑山族议员普尼沙·拉契奇（Puniša Rai）在国民议会中开枪打死了克罗地亚农民党议员久拉·巴沙里切克（Duro Basariek）和巴弗莱·拉迪奇（Pavle Radi），同时将农民党领袖斯特潘·拉迪奇（Stjepan Radi）打成重伤。血案发生后，农民党便领导克罗地亚族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等不断地进行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黑山之间的民族对立最终导致亚历山大国王在1929年1月6日宣布废除宪法、解散议会、实行独裁专制，禁止和取缔了一切“旨在改变现存制度或具有宗教和民族性质”的政党组织，严惩一切“反国家的政治活动”。为了突出大塞尔维亚主义，亚历山大还将国名改为单一的南斯拉夫王国，把原来的33个州改为9个行省，塞尔维亚人在其中的5个占有多数。

在这样的国家结构和政体之下，“残忍的政治暴力是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工具。几乎整个国家机器，特别是重要的领导职务均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例如，在二十四届政府中（1918年至1929年），塞尔维亚人任总理的占百分之九十七，任国防部长的占百分之百，任内务部长的占百分之九十二，任外交部长的占百分之八十三，任司法部长的占百分之八十七，直至1941年前夕，军官团主要由塞尔维亚人组成，1941年时，在一百六十五名军官中，有一百六十一名是塞尔维亚人（包括黑山人），两名克罗地亚人和两名斯洛文尼亚人”^[59]。非南斯拉夫民族在国家政府中没有任何地位。这种政权结构表面上是维系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实际上加剧了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由此产生的民族离心力更强、各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感更弱。

与政治上塞尔维亚人占绝对统治地位状况相适应，南斯拉夫王国的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也主要是维护塞尔维亚人的利益，对其他民族采取了排挤或轻视的政策。比如，“1919年实行币制改革，统一国内的货币，规定原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流通的克朗按4∶1的比率兑换第纳尔，但按实际购买力1第纳尔还不及1克朗。这使得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受到巨大的损失。1919年2月政府实行土地改革，1 100万农村居民中只有21．2万农户获得土地，其中绝大多数是塞尔维亚人。1919—1929年修建的铁路、公路和桥梁，4／5在塞尔维亚，一小部分在马其顿和科索沃。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南斯拉夫，为了解决农民的困境，决定由农业银行发放优惠低息贷款，1930年全部贷款的一半以上发给塞尔维亚。1932年春国内最大的银行之一克罗地亚第一储蓄银行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而破产”^[60]。经济发展是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前提，而南斯拉夫统一国家从建立时起就没有采取有效政策来缩小各民族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相反，通过强化塞尔维亚的做法来扩大这种差距，统一国家的基础也因此而大大削弱了。在宗教信仰方面，这个时期的南斯拉夫国家对塞尔维亚人所信奉的东正教给予特别的关照，使之拥有比较大的权益，而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所信奉的天主教却享受不到这些权益，至于说阿尔巴尼亚族和波黑塞族穆斯林所信奉的伊斯兰教地位就更低了。

在这样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中，各民族的情感和心态是不同的。塞尔维亚人表现出的是一种优越感，其他民族表现出的则是分离倾向和分离行为，与此相适应的就是各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程度越来越低。“由于这个国家实行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政策，压制其他弱小民族，蔑视了其他民族的感情和上千年的历史，常常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骄横，引起了其他民族，尤其是克罗地亚人的愤怒。”^[61]在民族对立加剧和塞尔维亚王国实行高压政策情况下，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也采取了暴力恐怖的做法。逃到国外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1929年在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下建立了乌斯塔沙组织。乌斯塔沙（the Ustaša）在克罗地亚语中是“起义者”之意，它的礼仪和服饰完全仿照意大利的法西斯党。这个组织是直接反对塞尔维亚王国的，并且带有法西斯政党的性质。1934年10月9日，乌斯塔沙分子在马赛（Marseille）刺杀了访问法国的亚历山大国王。亚历山大的幼子彼得二世（PeterⅡ，1934—1945年在位）继位，由其叔父保罗亲王（Pavle Karaorevi，1893—1976年）等三人组成摄政。以后，南斯拉夫王国在保罗亲王摄政时虽然与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就解决克罗地亚地位、防止南斯拉夫再遭肢解等问题进行过协商并达成了初步协议。但是，一方面由于彼得二世总体上还是继承了亚历山大的衣钵，另一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南斯拉夫被占领，这个协议并没有付诸实施。

对后来南斯拉夫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科索沃问题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显现的。

科索沃面积1万多平方千米，东、北面为塞尔维亚，南临马其顿，西南是阿尔巴尼亚，西北接黑山，最大的城市是普里什蒂纳（Priština）。在远古时期，科索沃是伊利里亚人和色雷斯人居住区，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时，斯拉夫人开始从北方迁徙到此。科索沃在1014年之前由保加尔人所控制，1014年并入拜占庭帝国。塞尔维亚王国鼎盛时期，科索沃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对土耳其人征服的过程中，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都在这里进行过英勇斗争，科索沃对他们来说都是民族的圣地。然而，这个圣地在以后的日子里却没有将这两个民族紧紧地连在一起，相反成了它们分歧和争斗的动因。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土耳其人利用宗教信仰进一步在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制造民族矛盾。那些不肯改变宗教信仰，但又难承担税收重负的塞尔维亚人纷纷迁徙到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地区。“这种长途跋涉在17世纪达到高潮，历史资料表明，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约有三四万塞尔维亚人移居到哈布斯堡帝国统治的匈牙利地区或亚得里亚海的克罗地亚地区。”^[62]另一方面，“土耳其统治者将流亡者留下来的土地与房屋分给了改变了宗教信仰的阿尔巴尼亚人，并把居住在相邻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迁入科索沃。到18世纪，科索沃已成为阿尔巴尼亚人占多数的地区。据土耳其1910年人口普查，科索沃省的阿尔巴尼亚人已经占当地人口的60%以上，其余为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63]。因此，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500多年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族和波黑的穆斯林是受益者，而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则是受难者，直到1912年的伦敦六国会议和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才把科索沃划归塞尔维亚。

科索沃虽然重新回到了塞尔维亚人手中，但此时这里的居民绝大多数为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族。因此，“1919—1941年期间，南斯拉夫王国统治者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进行了歧视与迫害，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历史性报复措施，将许多阿尔巴尼亚人驱逐到土耳其，让其他地区的斯拉夫人移居到科索沃。他们加强宣传阿尔巴尼亚人不是科索沃的土著居民，是外来者，因而在各方面给予歧视，阿尔巴尼亚人的许多基本公民权利被剥夺。这种歧视与迫害，刺激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使他们加强了民族的凝聚力，产生了民族统一的激进情绪。”^[64]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南斯拉夫人与阿尔巴尼亚人之间这种冤冤相报，除了不断加深彼此之间的仇恨之外，更为外族的入侵和统治创造了机会。

与政治比较起来，这一时期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和对外政策要简单得多。

在经济方面，南斯拉夫基本的物质条件并不算差。1918年时，它的领土面积在欧洲居第12位，人口占第10位，铅、铬等具有战略意义的有色金属储量占第1或第2位，水利资源也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可耕地和森林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65]然而，由于历史上长期受异族统治，封建制度消灭得比较晚，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程度十分低下，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还处于初始阶段，属于落后的农业国并且带有半殖民地性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特别是为了发展工业，南斯拉夫不得不借重外国资本。这一时期在南斯拉投资最多的国家依次为瑞士、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典、荷兰等，东欧国家中只有匈牙利。利用外资是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与外资进入相伴的还有先进的设备、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但是，取得这样好的效果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如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程度等等。南斯拉夫却不具备这些政治环境。大国的投资，无论是贷款还是直接投资，要么为了南斯拉夫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要么为了控制南斯拉夫和掠夺矿产资源。其结果就是外国资本掌握了南斯拉夫的经济命脉，南斯拉夫只能充当欧洲那些大工业家的农业附属国，经济发展缓慢，广大工农民众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需要指出的还有一点，南斯拉夫虽然总体上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但不同的地区又有很大的差别。斯洛文尼亚、伏伊伏丁那（Vojvodina）、克罗地亚相对比较发达，塞尔维亚居中，波黑、马其顿、科索沃最落后，这种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别一直影响到南斯拉夫以后的发展。

在外交方面，和罗马尼亚一样，南斯拉夫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既得利益者，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反对修约也是它的对外政策重点。因此，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方面，南斯拉夫除了采取亲法的政策之外，还尽量缓和与意大利的紧张关系。在处理与东欧小国的关系方面，南斯拉夫不仅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双边防御条约，积极参与组建小协约国和巴尔干协约国，而且先后于1923年和1929年同保加利亚签订了《尼斯协定》（Nice Agreement）和边境政权协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国关系。南斯拉夫基本上做到了当时一个小国在外交方面所能做到的一切，该软时就软，如在阜姆（意大利语Fiume，克罗地亚语称里耶卡，Rijeka）和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归属问题上向意大利让步；该硬的时候就硬，如迫使保加利亚承认南斯拉夫对马其顿内的发达尔河（Vardar River）流域的权利。但是，除了像东欧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无法影响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之外，南斯拉夫的外交也同样受国内各派势力的制约，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表现得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