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波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四、波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地处欧洲中部的波兰是东欧地区最大的国家，长期夹在德意志人的国家和东斯拉夫人的国家之间，它曾拥有过的辉煌和曾遭受过的苦难都与东西方这两个邻居分不开。在中世纪辉煌的时候，波兰先后打败过日耳曼条顿骑士团、奥斯曼帝国和莫斯科大公国，普鲁士甚至成了它的藩属。日耳曼人是德国的主体民族，而莫斯科大公国则是俄国成为统一国家时的基础。波兰人主要信奉天主教，与德国人相近；从种族和语言上说，波兰人与俄国人相近，分属于西东斯拉夫人。德国、俄国若能都看重与波兰的相同之处，那对波兰来说是喜剧。可历史演绎的却是悲剧，它们看重的都是与波兰的不同之处。于是，当波兰衰落而日耳曼人和俄罗斯人崛起的时候，波兰得到的就不是东西方两个大国的庇护和扶植，而是深深的伤害，成为它们对立、角逐的最大牺牲品。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波兰领土的三次瓜分。第一次发生在1772年，结果是波兰失去了二分之一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领土。第二次发生在1793年，结果是波兰将靠东的立陶宛、白俄罗斯的剩余地区和西乌克兰割给俄国，将靠西的格但斯克和托伦割给普鲁士。第三次发生在1795年，结果是余下的波兰领土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彻底分光。作为国家的波兰从欧洲的政治地图上消失，但作为民族的波兰人在沙皇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残酷统治下为自己的生存和独立而苦苦地挣扎。

然而，“国家丧失了独立却促进了波兰社会民族的认同和扩大”^[57]。波兰人是一个不屈的民族，一直没有停止反抗强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恩格斯称赞波兰是“欧洲的不死战士”^[58]，是欧洲一切革命的“寒暑表”^[59]，是“全世界的革命战士”^[60]。在三次瓜分波兰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并获利最大的是沙皇俄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俄国来说，只有占领波兰和战略上完全控制维斯瓦河地区，它才能建立起向北、向南和向西进攻的可靠后方。因此，“从1764年以来，沙皇俄国在波兰问题上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发言权的大国，要对瓜分承担全部责任”^[61]，它在三次瓜分中获得波兰62%的领土。因此，波兰人民的反抗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沙皇俄国的。从18世纪末被瓜分到1918年国家重建，波兰人民前赴后继，多次举行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起义，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1794年的科希秋什科起义（the Kociuszko Uprising），1830的年十一月起义和1863年的一月起义。

沙皇俄国对波兰的扩张始于17世纪中期。“1654年沙皇俄国通过战争把当时属于波兰的德涅伯河以东约八万多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并入俄国版图，从此俄国军队几乎不断地扩大对波兰的占领。自从1709年起，沙皇俄国军队差不多一直驻扎在波兰，波兰实际上在沙皇的统治之下。1700—1772年的波兰历史，简直就是俄国人在波兰篡夺政权的编年史。波兰的国王成了俄国大使手中的玩物。1768年，沙皇还把一部分俄国对波兰最高统治权的‘宪法’强加给波兰。”^[62]横亘在沙皇俄国和西欧之间的波兰是沙皇俄国向北欧、西欧和南欧扩张的最大障碍。出于称霸欧洲乃至世界的野心，沙皇俄国便伙同普鲁士、奥地利瓜分波兰。

科希秋什科起义是在波兰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情况下爆发的。被瓜分了两次之后，波兰成了一个只有20万平方千米领土和400万人口的小国。波兰军队不得超过15 000人，波兰国王与外国宣战与媾和要经俄国沙皇的许可。实际上，波兰变成了俄国的傀儡。1796年，拿破仑远征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北部，打败了奥军。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民族主义的观念也在波兰贵族的心中扎下了根”^[63]。为了挽救垂危的国家，波兰的爱国者1794年在科希秋什科的领导下举行了民族大起义。塔代乌什·科希秋什科（Tadeusz Kosciuszko，1746—1817年）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1768年从波兰骑士学校毕业后留学法国，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18世纪70年代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因战功卓著而获得美国公民荣誉称号并升为将军。1784年，科希秋什科返回波兰。为了保卫波兰议会1791年5月通过宪法，1792年他参与领导了波兰军队同沙皇俄国军队的战斗，失败后流亡国外。1794年2月，科希秋什科秘密回到克拉科夫，3月发动反对俄国占领者的起义并提出了“保卫民族疆界、国家完整、重获主权和奠定普遍的自由”口号。克拉科夫及周边地区的男性青年踊跃参加，短短几天之内应征的达数万人。4月，起义部队向华沙开进，华沙城里的爱国军民也配合行动。经过两天的激战，起义者消灭了四千多名俄国守军，赶走了俄国大使。解放了华沙之后，科希秋什科于5月颁布了土改法令。该法令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增大了农民的自由，减少了他们承担的税赋，受到了广泛欢迎。

在得到广大波兰人民广泛支持的同时，科希秋什科起义也引起了反动势力的仇视。沙皇俄国不甘心自己瓜分波兰的计划落空，于是，同普鲁士秘密订立了“联合行动”协议。从6月起，俄普两国集中兵力镇压波兰的起义。在打下了克拉科夫之后，俄普军队7月从东西两个方向包围了华沙城，奥地利也出兵助阵，从南部攻入波兰并占领了卢布林等地。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波兰起义队伍内部又发生了分裂。尽管如此，波兰起义者在科希秋什科的带领下，坚守华沙四十多天，这期间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一度还迫使俄普军队后撤。但毕竟力量对比悬殊，11月6日，华沙失陷，波兰民族大起义被俄普奥军队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上万的波兰起义者和平民百姓惨遭屠杀。这场起义是东欧各国人民武装反抗沙皇俄国扩张的英勇斗争，它不仅揭开了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帷幕，也有力地支持了法国大革命。

起义过程中，在拿破仑的支持下，波兰的将军亨利克·东布罗夫斯基（Henryk Dbrowski，1755—1818年）和波兰的爱国者、1794年克拉科夫起义和华沙起义的组织者之一约瑟夫·维比茨基（Józef Wybicki，1740—1796年）将流亡的波兰爱国者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几万人的波兰志愿兵。同年7月，维比茨基在意大利的雷焦市（Reggio nell’Emilia）为该兵团创作了一首战歌，名字叫《东布罗夫斯基与祖尔卡》（Dbrowski’s Mazurka），歌词中唱道：“波兰没有亡，只要我们还活着。外国用暴力夺走的一切，我们要用战刀夺回。”这首“战歌体现了波兰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争取祖国解放的坚强决心，因此刚一诞生就在兵团中传唱开来。以后，在波兰整个100多年亡国期间，又传唱到全体波兰人民中间。人民高唱着它向敌人冲锋陷阵，血染沙场”^[64]。1926年，它被定为波兰的国歌。以后，无论波兰国家发生多么大变化，它都没有变。

科希秋什科起义失败后，波兰被彻底瓜分。波兰人民为恢复民族独立的斗争也随之展开，其最初的表现是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秘密抵抗组织。比如，大贵族瓦莱里安·杰杜宣茨基（Walerian Dzieduszycki，1754—1832年）1796年在利沃夫（Lwów）建立的“中央会议”，资产阶级民主派1798年在华沙建立的“波兰共和者协会”。此外，大批流亡国外的起义官兵1797年在法国组织的波兰军团。虽然政治主张不同，虽然者受到占领者不同程度的打压和受制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但是，这些组织都为恢复波兰的独立作了最初的尝试。另一方面，波兰仍是大国争夺的对象。拿破仑为了肢解普鲁士，1807年与沙皇亚历山大（Alexander，1801—1825年在位）达成妥协，在第三次瓜分后的普鲁士占领区扶植了一个华沙公国。但是，这个公国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波兰人把华沙公国视为民族复兴的基地并试图指靠拿破仑帝国，1812年派了10万军队参加拿破仑对俄国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以法国军队在莫斯科的大败而告终。在反击拿破仑军队的时候，沙皇俄国的军队于1813年初占领了华沙公国。俄国沙皇与普鲁士国王于2月订立的《卡利什条约》明确规定，对法战争胜利后，波兰交由俄国处理。在维也纳会议期间（1814年9月—1815年9月），俄普奥又对华沙公国进行了瓜分。普鲁士得到了华沙公国西部波兹南（Poznań）和比得哥煦（Bydgoszcz）两省及格但斯克（Gdansk）和托伦（Torun）两市，奥地利得到塔尔诺波尔（Województwo）和维利奇卡（Wieliczka）盐矿区、克拉科夫及周边地区成立由三国共同保护的“自由、独立和中立”的克拉科夫共和国，华沙公国的其他地区建立一个“永远归沙皇所有的”波兰王国，国王由俄国沙皇兼任。

1830年十一月起义就发生在这个王国。虽然1815年签署了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波兰王国宪法，但是，亚历山大一世的统治手段仍然非常残酷，严厉镇压一切有反抗言行的波兰人。波兰人建立了一些秘密的反抗组织，如路德维克·马威尔贝格等人1816年在华沙大学组建的“友好协会”，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1798—1855年）等人1817年在维尔诺大学（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Vilna）组建的“爱知社”（Philomaths），爱国军官瓦莱里·乌卡辛斯基1819年在华沙组建的“国民共济会”，1821年在华沙成立的“爱国协会”等等。这些团体虽然先后遭到镇压或取缔，但在民众中传播反抗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思想方面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830年7月法国人民推翻了波旁复辟王朝，随后比利时也爆发了反对荷兰统治的起义。为了防止革命蔓延，沙皇政府让波兰军队为先锋、俄军殿后前去镇压。既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也为了阻止沙皇军队镇压西欧发生的革命，波兰的地下革命组织在1830年11月29日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的军民攻入市中心，经过激烈的战斗，占领了军火库、银行广场和布拉格区。第二天傍晚，起义者解放了整个华沙，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起义队伍中来。

在人民革命运动的推动下，1831年1月19日，波兰议会废黜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Ⅰ，1894—1917年在位）兼任的波兰国王，宣布波兰独立。在爱国协会的支持下，波兰议会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民族政府。恼羞成怒的沙皇政府在维护欧洲“和平”和“秩序”的幌子下，于2月初派12万大军前来镇压波兰起义。在以后的八个多月里，人数不及俄军一半的波兰起义者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多次打败俄军的进攻，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是，除了力量对比悬殊之外，民族政府没有提出更加激进的社会改革纲领，没能动员起更为广泛的农民群众。9月，华沙被俄军攻陷。到10月下旬，历时10个月的波兰起义被沙皇军队镇压了下去。这次起义不仅是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反俄斗争，而且牵制了俄国，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欧洲的革命。

镇压了十一月起义之后，沙皇政府加强了对波兰人民的控制和镇压，取消波兰王国的自治，把波兰军队编入俄军，没收起义参加者的财产和土地，强行征收巨额的“赔款”。更有甚者，尼古拉一世还废除了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波兰王国宪法，代之以“组织法”，把俄国的行政、货币、度量衡和关税制度逐渐推广到波兰王国，强制实行俄罗斯化政策。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波兰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取消所占区域的自治权利，实行日耳曼化。但是，波兰人民却没有屈服，继续进行着反抗斗争。比如，1846年2月，波兰的革命者曾决定同时发动反对俄、普、奥占领者的总起义，但由于占领当局的破坏，只有克拉科夫爆发了起义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和发表了《告波兰人民书》。这份文件不仅号召2 000万同胞拿起武器，赶走侵略者，而且宣布废除封建特权，将土地无偿地分配给农民。这场起义虽然只坚持了39天，最后在俄、奥的军事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它不仅揭开了波兰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把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而且推动了40年代和50年代欧洲一系列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恩格斯在《支持波兰》对这次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1846年在克拉科夫、波兰第一个在欧洲打起了社会革命的旗帜。”^[65]1848年2月22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克拉科夫革命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做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做出了光辉榜样。”^[66]

波兰人民没有屈服，1863年举行了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最久，也是被瓜分时期的最后一次起义。

与以往各次起义相比，1863年起义的组织性更强。早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波兰王国就已出现了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秘密革命小组。这些组织没有固定的政治纲领和行动计划，但他们在华沙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中做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些秘密革命组织开始联合起来，1861年秋华沙出现了一个由革命民主主义者领导的名叫“红党”（the Reds）的政治团体。革命民主主义者是红党的左翼，主张用革命方式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广泛动员农民参加起义，把民族起义转变为土地革命。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推翻沙俄的统治，实现波兰的独立。以小贵族和中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右翼主张将波兰问题国际化，把波兰获得解放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大国和城市斗争上面。以东布罗夫斯基、符卢勃列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为代表的“红党”左翼从1862年起就在学生、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反俄宣传和组织工作，5月组建了中央民族委员会，为起义做准备。面对波兰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沙皇政府也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镇压措施，实行战时状态，禁止借口宗教活动进行反俄宣传，强征波兰青年服兵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民族委员会于1月14日作出提前起义的决定。1863年1月22日，中央民族委员会颁布宣言和土地法令，试图把民族革命发展成土地革命，恩格斯认为，这是“东欧提出过的所有革命纲领中最激进的革命纲领”^[67]。与此同时，中央民族委员会宣布自己为临时民族政府。从1月22日夜到23日，由工人、手工业者、学生和农民组成的6 000名起义军，响应临时政府的号召，向驻扎在波兰王国的10万俄军发动了30多次攻击。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起义者只能采取游击战术，在波兰全境同俄军作战，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显示波兰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这次起义坚持了一年多，最终在1864年8月初被沙皇俄国军队残酷地镇压了下去，成千上万的起义者被处死、流放或被迫流亡。镇压了这次起义之后，波兰被并入沙俄帝国，称维斯瓦边区（the Vistula Land），由沙皇任命的总督直接统治。沙皇政府还专门成立了“波兰王国事务委员会”，“其活动宗旨是取消与‘波兰’这个词有关的一切东西，禁止波兰人讲波兰语，在学校里用伪造的历史向波兰人民灌输奴化思想，让波兰人永远过奴役生活，永远不要为民族独立而起来造反。”^[68]

然而，从此之后，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注释】

[1]［阿］克·弗拉舍里著：《阿尔巴尼亚史纲》，第43—44页。

[2]［阿］克·弗拉舍里著：《阿尔巴尼亚史纲》，第46页。

[3]［阿］克·弗拉舍里著：《阿尔巴尼亚史纲》，第79页。

[4]Jean W．Sedlar，East Central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1000—1500，p．25．

[5]特拉扬，即图拉真。

[6]［罗］康·康·朱雷斯库著：《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形成》，第51页。

[7]二圃制和三圃制都是土地利用的方式，即为了利于农牧结合和恢复地力，实行休闲、轮作。

[8]［罗］安德烈·奥采特亚院士主编：《罗马尼亚人民史》，第58页。

[9]L．S．Stavrianos，The Balkans Since 1453，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0，p．33．

[10]Jean W．Sedlar，East Central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1000—1500，p．26．

[11]《不列颠百科全书》（17），第263页。

[12]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编《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13]黄维民著：《奥斯曼帝国》，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14]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15]黄维民著：《奥斯曼帝国》，第9页。

[16]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编《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第30页。

[17]［阿］克·弗拉舍里著：《阿尔巴尼亚史纲》，第12页。

[18]黄维民著：《奥斯曼帝国》，第41页。

[19]Peter F．Sugar，Southeastern Europe Under Ottoman Rule，1345—1804，p．4．

[20]孙义学主编：《世界中世纪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页。

[21]［美］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许序雅等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4页。

[22]Peter F．Sugar，Southeastern Europe Under Ottoman Rule，1345—1804，p．283．

[23]Peter F．Sugar，Southeastern Europe Under Ottoman Rule，1345—1804，p．5．

[24]　转引自陈建民：《伊斯兰教与巴尔干半岛的历史渊源》，载《伊斯兰世界》2004年第3期，第43页。

[25]　转引自陈建民：《伊斯兰教与巴尔干半岛的历史渊源》，载《伊斯兰世界》2004年第3期，第43页。

[26]章永勇编著：《塞尔维亚和黑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27]章永勇编著：《塞尔维亚和黑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28]林绍玲：《塞尔维亚的独立与大国外交》，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第50页。

[29]［英］艾伦·帕尔默著：《夹缝中的六国》，第44页。

[30]［南斯拉夫］伊万·博日奇等著：《南斯拉夫史》上册，第307页。

[31]林绍玲：《塞尔维亚的独立与大国外交》，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第52页。

[32]奥斯曼帝国的高级官吏的称谓，也译成“巴夏”、“帕沙”，是突厥语的音译。13世纪塞尔柱王朝首先使用这一称号。奥斯曼帝国时成为苏丹授予军事最高统帅的称号，再往后用于称呼帝国高级文武官员和委派到占领地的总督。这个称谓只属于个人，不能世袭。

[33]林绍玲：《塞尔维亚的独立与大国外交》，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第45页。

[34]林绍玲：《塞尔维亚的独立与大国外交》，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第45页。

[35]［罗］安德烈·奥采特亚院士主编：《罗马尼亚人民史》，第65页。

[36]［罗］康·康·朱雷斯库著：《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形成》，第51页。

[37]威尼斯共和国（Serenìsima Repùblica Vèneta），是9—18世纪以威尼斯为中心的意大利北部威尼斯人的城邦。威尼斯原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个附属国，9世纪获得自治权。在中世纪盛期，威尼斯由于它控制了欧洲与黎凡特的贸易而变得非常富裕，并开始往亚得里亚海方向扩张。到15世初的时候，威尼斯已夺取整个威尼斯地区的大部分，包括维罗纳及帕多瓦等许多重要城市。随着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和东地中海的扩张，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不断地被蚕食，在巴尔干和地中海的殖民地丧失殆尽。1797年，威尼斯被拿破仑所灭，先是割让给奥地利，后于1866年并入意大利王国。

[38]［阿］克·弗拉舍里著：《阿尔巴尼亚史纲》，第100页。

[39]［阿］克·弗拉舍里著：《阿尔巴尼亚史纲》，第122页。

[40]［英］詹姆斯·布莱斯著：《神圣罗马帝国》，孙秉莹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页。

[41]［英］詹姆斯·布莱斯著：《神圣罗马帝国》，孙秉莹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中译本序言，第4—5页。

[42]周一良等主编：《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

[43]周一良等主编：《世界通史》（中古部分），第29页。

[44]靳文翰等主编：《世界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45]基辅罗斯的大公。

[46]周一良等主编：《世界通史（中古部分）》，第65页。

[47]黄宗良：《俄国历史上三种文化的交融、冲突与本世纪末的社会转型》，载梁守德主编：《国际社会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6—87页。

[48]［美］理查德·莱亚德等著：《俄罗斯重振雄风》，白洁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49]［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页。

[50]《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03页。

[51]［捷］弗郎蒂舍克·卡夫卡著：《捷克斯洛伐克史纲》，第47页。

[52]［捷］弗郎蒂舍克·卡夫卡著：《捷克斯洛伐克史纲》，第79页。

[53]约瑟夫·贝姆（Joseph Bohm，1794—1850年），波兰军官，早年毕业于华沙军事学院，1812—1813年间参加过拿破仑发动的俄罗斯战役和但泽保卫战，战功卓著。1815年，贝姆回到波兰服役，在1830—1831年的反俄大起义中也有英勇表现。在1848年革命中，贝姆投身匈牙利的革命运动，负责保卫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革命失败后，贝姆流亡土耳其，改信了伊斯兰教。

[54]［匈］温盖尔·马加什等著：《匈牙利史》，第198—199页。

[55]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载《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3页。

[56]［匈］温盖尔·马加什等著：《匈牙利史》，第212—213页。

[57]Jean W．Seddlar，East Central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1000—1500，p．283．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5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61]转引自刘邦义著：《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5页。

[62]郭增麟著：《波兰的独立之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63]Dennis P．Hupghick and Harold E．Cox，The Palgrave Concise Historical Atlas of Eastern Europe，Map29．

[64]文有仁等：《波兰国旗、国徽、国歌的来历》，载《当代世界》1996年第1期，第45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3页。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1页。

[68]郭增麟著：《波兰独立之路》，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