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蛮乱”

一、南宋的“蛮乱”及其发生原因

南宋“蛮乱”之多，颇有值得检讨之处。有学者统计，两宋仅“猺乱”就发生了四十三起，其中南宋多达二十九起^[85]。如果将其他少数民族发动的“蛮乱”也统计在内，次数就更多。

考察南宋“蛮乱”众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方官员对少数民族的欺压和剥削。

南宋某些地方官以为少数民族人民软弱可欺，对他们进行各种形式的欺压和掠夺，从而激成“蛮乱”。绍兴十五年(1145)，知全州高楫奏称:“徭人今皆微弱，不敢先侵省地，砦官每纵人深入，掠其财物，遂致乘间窃发。宜诏与溪峒接壤州郡毋侵徭人。”高宗闻奏，“诏守臣一遵成法”^[86]。可是后来欺压瑶民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如绍兴三十年，知琼州定南寨刘荐向黎人王文满借银马、香钱而不偿，“文满怒，率其徒破定南寨，荐遁去”。但王文满的儿子为刘荐所执，于是王文满掠临高、澄迈二县。广西转运判官邓祚不仅没有惩办刘荐，反而调土兵攻打王文满，将他赶跑后，“夺其田，以赐有功者”^[87]。乾道十一年，沅州峒溪副峒官吴自由的三个儿子，前往麻阳县贩卖丹砂，被巡检唐人杰“诬为盗，执之狱”。吴自由准备起兵反抗。荆湖南路安抚司得报，一面调神劲军三百人及沅州民兵以为备，一面派人进行招抚，“自由取其三子以归”，总算化解了这场可能发生的“蛮乱”。既然南宋政府规定，熟户也要负担赋役，那么繁重的赋役负担和各种科配也必然会落到他们头上。乾道元年(1165)春，湖南郴州(湖南郴县)爆发了由射士(弓手)李金领导的起义，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完不成政府抑卖乳香的任务，多次受到县官鞭笞，遂“乘众怒猝起为乱”。参加者以峒民为主，队伍很快发展到一万余人。起义军分道南下，“犯广东、西九郡之境，杀掠万计”。又“连破郴、桂两城，数道大震”^[88]。直至当年年底，才为荆湖南路安抚使、知潭州刘珙所率军队所镇压，李金被俘杀。对此，本书在前面已有叙述。

第二，守臣贪功，激化与少数民族的矛盾。

少数民族人民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或者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与省地汉人存在着差异，势必会产生矛盾，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地方守臣如果能妥善地处理这些矛盾，就容易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南宋某些守臣在处理民族矛盾时，为了追求“治绩”，或向少数民族人民“扬威”，往往小题大做，肆无忌惮地出兵镇压，从而激化与他们的矛盾。如乾道初年，沅州瑶人与省户相争，省户二人被杀，知沅州孙叔杰竟大动干戈。出兵破其十三个村寨，夺还所侵地，瑶人便群起反抗。乾道六年(1170)，孙叔杰调动官兵三千三百余人进行“征讨”，结果惨遭失败，“死者十七八”。消息传到临安，宰臣虞允文对孝宗说:“蛮夷为变，皆守臣贪功所致。今徭人仇视守臣，若更去叔杰，量遣官军，示以兵威，徐与盟誓，自可平定。”孝宗同意虞允文的意见，命他官代孙叔杰知沅州，“开示恩信，谕以祸福，遂招降之，边境悉平。”^[89]有些州县借口筑城自卫或鼓励省民垦荒，侵占了溪峒的土地，也会引起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第三，省民与峒民因土地纠纷而引起“边衅”。

在荆湖南北路和广南东西路省地和溪峒交接处，汉人居省地，少数民族人民居溪峒，峒民中邻近省地的多由“熟户”居住，稍远于省地的则由“生户”居住。省民与峒民虽说“各有界至”^[90]，但省民与“熟户”之间由于语言相通，风俗习惯接近，土地相邻甚至交叉，在经济上的联系比较密切，人为阻止他们进行交流，很难行得通。于是各种纠纷特别是土地纠纷也随之而来。一种情况是熟户将自己的土地私售给省民后，他们的“常租仍虚挂版籍，(政府)责其偿益急，往往不能聊生，反寄命瑶人，或导其入寇，为害滋甚”^[91]。乾道十一年，诏应臣僚所议，“禁民毋质徭人田，以夺其业，俾能自养，以息边衅”^[92]。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纸空文。另一种是省民中的一些豪猾大姓，为了逃避税役，“多以产业寄隐徭人户下”，不仅“内亏国赋”，而且“外滋边隙”。隆兴二年(1164)四月，朝廷应右正言尹穑奏请，下诏:“自今不许省民将田产典卖与徭人，及私以产业寄隐，并许乡保四邻陈告，以其田土给与告人。若官吏更不检察，停降决配。已前卖入徭户田等，难以遽行改追，只令置籍。如有徭人情愿退还所买省地田产者，州县以官钱代支元价。仍明出榜文，委曲晓谕。”^[93]豪猾大姓多与地方官吏相勾结，这道诏书恐怕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第四，亡命之徒入峒，煽诱少数民族人民起而为乱。

省地中的一些亡命之徒、游民恶少，有的因身负罪恶，遭政府追捕，有的心怀不轨，别有企图，他们入溪峒后，挑拨峒民与省民的关系，唆使峒民起来反抗政府，侵掠省地，以浑水摸鱼，从而酿成“蛮乱”。乾道十年四月，全州地方官上言:“本州密迩溪峒，边民本非奸恶。其始，朝廷禁法非不严密，监司、州郡非不奉行，特以平居失于防闲，故驯致其乱。又兼溪谷山径非止一途……非一州得专约束。故游民恶少之弃本者，商旅之避征税者，盗贼之亡命者，往往由之以入，萃为渊薮。交相鼓扇，深为边患。如武冈杨再兴、桂阳陈峒相继为乱，实原于此。”^[94]不过，逃入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人，也有一般的贫苦百姓，南宋政府对这些人就设法“委曲招诱，令复乡业”。如乾道二年(1166)十二月，诏依广南西路经略转运司奏请，“自乾道元年以前，应欠官私税租、债负，并与除放;复业已后，田租科料与依条减放五年。如无田可以归耕，许令指射官中空闲地从便耕垦，亦免五年税赋。”^[95]企图以此达到使省民回归、社会恢复安定的目的。

第五，岁方艰食，被迫铤而走险。

少数民族居住地区，除广南西路的平原和沿海地带以外，自然条件一般都比较差，“山谷间稻田无几，天少雨，稑种不收，无所得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得不到政府救济，只要溪峒首领稍作鼓动，“则四出犯省地，求斗升以免死”^[96]。上引赵亮励的奏疏已指出了这一点，荆湖南路安抚使蔡戡在给光宗的奏疏中也说:

臣窃谓广西妖贼盖不常有，广东本无盗，乃湖南之盗侵扰之。唯本路郴之宜章，桂阳之临武两县，莽山乌峒之间，地险而民悍，素为盗贼渊薮。岁有小歉，则百十为群，出没剽掠，大则千数，侵犯州县。自建炎以来，有李冬至[二]、李寿，有邓庄，有李鬼七，有唐广六，有骆科、曹雄，有欧二十五，有李十五，近年则有李金，有陈峒，皆猖獗之甚者。^[97]

蔡戡认为，湖南郴、桂地区多次发生的民变，其导火线皆为“岁有小歉”，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一点。嘉定元年(1199)二月，与江南西路吉州交界的郴州桂阳县黑风峒瑶人罗世传聚众出山劫掠，多次打败官军。江西安抚使无力镇压，遣人从小道前往招抚，授罗世传承节郎，并“馈盐与粮”^[98]。罗世传表面接受招抚，实际上仍居峒不出，蓄谋再起。郴州举人李元砺，原本协助官军攻打罗世传，罗世传“投降”后，论功行赏时，他没有得到朝廷官职，愤愤不平，于是率众起事。“时江湖方艰食，饥民及汰去之兵，多附之，遂至数万”^[99]，声势之浩大，超过了罗世传。此后，罗、李两股势力叛服不常，惊扰湖南、江西、广东三路，使官军疲于奔命。此后，宋廷命知隆兴府王居安领兵镇压。嘉定四年二月和九月，李元砺、罗世传在相互争斗中先后被俘杀，历时四年的这场“蛮乱”才告平定。由此可见，“溪峒”民众的“艰食”，为“蛮乱”提供了“薪火”。绍熙五年(1194)七月，宁宗下登极赦:“湖南北辰、邵州徭人，昨因饥荒，辄入省地作过，虽已行招捕，窃虑余党尚怀反侧，自赦书到后，应干日罪犯一切不问，并行赦原，各仰归业。”^[100]想以“赦原”来缓和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但只要饥民得不到救济，“蛮乱”仍会继续。考察历次“蛮乱”发生的原因，“岁方艰食”多为主要原因或导火线。绝大部分“蛮乱”，发生在荆湖南路和江南西路与之交界的地区，也就绝非偶然。

第六，少数民族中个别心怀叵测的首领蓄意发动。

某些羁縻州和溪峒的首领，他们为了掠夺省地土地和财富，或为了通过对外战争以巩固自己的权势，或为了转移内部矛盾，有时也会主动侵扰省地，发动“蛮乱”。有些首领则将一般少数民族人民对地方政府和省地地主、豪强的不满，扩大为动乱，以达到个人目的，前面提到的罗世传、李元砺等人的起事，基本上都属于这样一类情况。

二、南宋“蛮乱”的性质及防止“蛮乱”的对策

以上可知，南宋的所谓“蛮乱”，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以及省地汉族地主、豪强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欺凌所造成，因而这种“蛮乱”，具有反抗斗争的性质，也可称其为起义。一类是或受入峒的不法之徒的煽诱，或某些首领为了个人野心和私利而蓄意发动的动乱，这才是真正的“蛮乱”。但是，对上述第一类所谓的“蛮乱”，如果处理失当，或首领包藏祸心，就容易演变成第二类“蛮乱”。本书在前面曾经提到，发生于建炎年间(1127—1130)至绍兴二十四年(1154)历时近三十年的由瑶人杨再兴父子领导的反抗南宋政府的军事行动，初期确实具有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性质，可是到后期就发展成了“蛮乱”，这可谓是典型一例。

南宋政府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并结合当时的国情，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特别是采取了“以蛮治蛮”的方针，并告诫地方守臣，尽可能不要卷入少数民族的内部冲突，不要侵犯少数民族的利益，不可激化与少数民族人民的矛盾。承认少数民族是弱势群体，对于他们规模不大的反抗斗争，采取“止令抚遏，不容捕杀”的政策。等等。故“蛮乱”虽多，基本上都处于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如何防止“蛮乱”的发生，南宋士大夫也提出过不少建议和对策。他们认为:一是政府必须改变重北轻南的政策，增加在岭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防御力量。嘉定十一年(1218)，有臣僚奏请;“臣等比见淮甸间版筑荐兴，更戍日益，而广南城隍摧圮不葺，戍兵逃亡殆尽。春秋教阅，郡无百人，虽有乡兵、义丁、土丁之名，实不足用，缓急岂能集事?宜于岭南要地，增筑城堡，籍其民兵，岁时练习，定赏罚格以示惩劝。如此则号令严明，守御完固，民习战斗，可息徭蛮侵掠之患”^[101]。前引绍兴六年张觷的奏疏，也指出了这一点。二是必须严防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挑拨和煽诱。对此，周必大深有体会，他曾对孝宗说:“臣少尝至辰州，凡辰、沅、靖三州之蛮，粗知曲折。大抵散居诸洞，莫相统摄，初无背叛之意，只缘沿边州县作过之吏，与夫奸猾小人，因事逃入洞中，多方煽诱，遂致侵扰省地。”为此，周必大提出要“申严谋入溪洞人法”，以为“但使此辈不往教诱，则蛮人决不敢妄有侵犯”^[102]。三是要关心少数民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使他们具有一定的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一旦遇到饥荒，就要及时救济。四是要开发少数民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对此，南宋政府也做过一些尝试。绍兴十四年(1144)二月，宋廷应靖州(今属湖南)官员的奏请，同意在当地恢复设置“新民学”，“教养溪峒归明子弟，以三十人为额”^[103]。“新民学”是对少数民族子弟进行教学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可惜这个学校始于何时?教学内容是什么?实行情况怎样?史籍皆无明确记载，使后人无法知其全貌，也可能只是实行于一时而已。

【注释】

[1]司马光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四，元祐元年四月辛卯条，第9064页。

[2]按:所谓“羁縻州”者，就是笼络那里的百姓特别是首领，不使其产生“异心”，以维持一种松散的、主要依靠自治的州。羁縻州的居民，大多为少数民族的人民。

[3]参见林天蔚《宋代瑶乱编年纪事》，载《宋史研究集》第六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3年出版。

[4]《文献通考》卷三一九《舆地考五》，第2509页。

[5]《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第14192页。

[6]参见李荣村《宋元以来湖南东南的瑶区》，载《宋史研究集》第八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6年出版。

[7]《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九七。

[8]《西山文集》卷四三《提举吏部赵公墓志铭》。

[9]参见费孝通《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载《新建设》1952年第2期。

[10]《文献通考》卷三三○《四裔考七》引《桂海虞衡志》，第2588页。

[11]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中华书局2002年《范成大笔记六种》点校本，第141页。

[12]《文献通考》卷三二八《四裔考五》，引《桂海虞衡志》，第2579页。

[13]《岭外代答》卷一《黎母山》，第22页。

[14]《岭外代答》卷二《海外黎蛮》，第71页。

[15]参见《宋史》卷八九《地理五》，第2210至2230页。

[16]《文献通考》卷三二一《舆地考七》，第2524页。

[17]《文献通考》卷三一九《舆地考五》，第2509页。

[18]《宋史》卷八九《地理五》，第2229页。

[19]《宋史》卷九六《蛮夷四》，第14239页。

[20]参见徐规《畲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收入《仰素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21]《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第2401至2402页。

[22]汪森编《粤西丛载》卷二四《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杜臻:《粤闽廵视纪略》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元史》卷一○《世祖七》，第211页。

[25]《元史》卷一五《世祖十二》，第311页。

[26]参见《畲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

[27]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百粤故地》，中华书局1999年校注本，第7页。

[2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120页。

[29]《桂海虞衡志·志蛮》，第146页。

[30]赵升:《朝野类要》卷一《羁縻》条，中华书局2007年点校本，第35页。

[31]《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三》，第14214页。

[32]《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九六。

[33]参见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广西省并州》，中华书局1999年校注本，第7页。

[34]《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第14201页。

[35]《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载:“(绍兴)四年，辰州言，归明保静、南渭、永顺三州彭儒武等久欲奉表入贡。”上述三州，当与羁縻州然，第14187页。

[36]《宋史》卷七《真宗二》，第131页。

[37]《宋史》卷四九三《蛮夷一》，第14171页。

[38]《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第14193页。

[39]《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第14191页。

[40]乾隆《辰州府志》卷一三《平苗考》，转引自《宋代瑶乱编年纪事》。

[41]《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三》，第14210至14212页。

[42]《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第14201页。

[43]《桂海虞衡志·志蛮》，第139页。

[44]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三，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第252页。

[45]《宋会要辑稿》五之三九。

[46]《文献通考》卷三二八《四裔考五》，第2574页。

[47]《桂海虞衡志·志蛮》，第138页。

[48]《文献通考》卷三二八《四裔考五》，第2575页。

[49]《系年要录》卷一四六，绍兴十二年八月乙丑条，第2339页。

[50]《系年要录》卷一五四，绍兴十五年十二月甲子条，第2497页。

[51]《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九六至九七。

[52]《岭外代答》卷一○《蛮俗》，第414页。

[53]《文献通考》卷三三一《四裔考八》，第2597页。

[54]《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第14202。

[55]《系年要录》卷一五一，绍兴十四年三月癸丑条，第2428页。

[56]《宋史》卷四九三《蛮夷一》，第14174页。

[57]《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三八。

[58]《文献通考》卷三二八《四裔考五》，第2575页。

[59]张淏:《云谷杂纪》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0]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一五《詹公墓志铭》，中华书局1961年点校本，第286页。

[61]《岭外代答》卷八《月禾》，第338页。

[62]《岭外代答》卷三《惰农》，第146页。

[63]《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考二》，第114至117页。

[64]《岭外代答》卷六《吉贝》、《瑶斑布》，第228、224页。

[65]《系年要录》卷一八七，绍兴三十年十二月戊申条，第3132页。

[66]《宋史》卷二八四《陈尧佐附兄尧叟传》，第9585页。

[67]《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广西折布钱》，第295页。

[68]《桂海虞衡志·志香》，第93至94页。

[69]参见《桂海虞衡志·志果》，第116至120页。

[70]《岭外代答》卷六《茶具》、《融剑》、《梧州铁器》，第203、213、216页。

[71]《岭外代答》卷七《平南乐》，第251页。

[72]《宋史》卷一四二《乐十七》，第3359页。

[73]《岭外代答》卷七《平南乐》、《瑶乐器》、《腰鼓》，第251至253页。

[74]《宋史》卷一九一《兵五》，第4741至4743页。

[75]《系年要录》卷四四，绍兴元年五月戊午条，第803页。

[76]《系年要录》卷一○七，绍兴六年十二月己未条，第1748至1749页。

[77]《岭外代答》卷三《田子甲》，第135页。

[78]《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二。

[79]《岭外代答》卷五《马纲》，第192页。

[80]《可斋杂稿》卷一七《帅广条陈五事奏》。

[81]《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第12534页。

[82]《宋史》卷四五○《忠义五·李芾传》，第13255页。

[83]《宋史》卷四五○《忠义九·刘子荐传》，第13343页。

[84]按:据《桂海虞衡志·志器》载:“药箭。化外诸蛮所用。弩虽小弱，而以毒药濡箭锋，中者立死。药以蛇毒草为之。”第99页。又《岭外代答》卷六《药箭》载:“溪峒弩箭皆有药，唯南丹为最酷。南丹地产毒虺，其种不一，人乃合集酝酿以成药。以之傅矢，藏之竹筒，矢、镞皆重缩。是矢也，度必中而后发，苟中血缕，必死。唯其土人，自有解药。”第215页。

[85]《宋代猺乱编年纪事》。

[86]《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第14190页。

[87]《系年要录》卷一八七，绍兴三十年十二月戊申条，第3132页。

[88]《朱熹集》卷八八《观文殿学士刘公神道碑》，第4533页。

[89]《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四九，虞允文奏议，第4528页。

[90]《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八。

[91]《宋会要辑稿》番夷五之七○至七一。

[92]《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第14194页。

[93]《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九六。

[94]《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第14193至14194页。

[95]《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四八。

[96]《文献通考》卷三二八《四裔考五》，第2575页。

[97]《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九，蔡戡奏议，第4132页。

[98]《宋史》卷四○五《王居安传》，第12253页。

[99]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一，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第194页。

[100]《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五○。

[101]《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七，第4376页。

[102]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三九《乞申严谋入溪洞人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3]《系年要录》卷一五一，绍兴十四年二月丁亥条，第2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