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加州淘金热以后，华人开始移民美国，华人在移民初期满足了西部开发对劳动力的需求，受到了短暂的欢迎。但是华人既不是白人，又不是基督徒，而且在容貌、衣着、饮食等方面也与白人不同，文化和生理上的差异使华人日渐受到排斥。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部开发逐渐告成，加之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受劳工党和排华政客的煽动，加州多次发生排华暴力事件，到1882年国会颁布《排华法》，排华浪潮达到顶点。
排华行为在教育领域表现为种族隔离的教育政策。旧金山是华人移民进入美国的第一站，也是当时美国第一大华埠，其隔离教育的历史具有代表性。19世纪末的加州以及旧金山当局执行隔离教育政策，剥夺了华人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华人社会经过不断斗争才取得了公立学校教育的权利。
1858年加州教育厅厅长安德鲁·莫尔德（Andrew J.Moulder），执行种族隔离的教育政策，避免黑人、华人、印第安人的孩子与白人孩子混校。由于华人社会的请愿，1859年9月旧金山第一个华人公立学校在斯托克顿街和萨克拉门托街的街角教堂地下室建立。这所学校是当时加州唯一的公立华人学校，也是一所种族隔离学校。1860年6月，旧金山当局把该校改成夜校，用以吸引白天做工的华人孩子接受教育。
19世纪70年代后，学龄华童的人数逐渐增加，加州15岁以下的华人子女至少有75%居住在旧金山，他们从1867年的500人增至1900年的4 000人。[2]子女教育遂成为华人家长极为关切的问题。但是到1870年，由于加州教育厅颁布的新教育法规中没有提及华人，在1871年旧金山教育局趁机关闭了华人公立学校。此后，华人子女的英文教育，几乎都由教会学校来承担。
在此情形下，一方面华人父母或聘请家庭教师，或将子女送回中国，或送入教会学校使之接受教育；另一方面为了争取平等教育权，华人父母向州议会请愿、向报纸呼吁，甚至向法院提起诉讼。1878年，超过1 300名定居在旧金山和萨克拉门托的华人向州政府递交了请愿书，进行了集会。请愿书写道，既然华人在加州有纳税的义务，也就应该享受以税款支持的学校教育。华人的合理要求得不到官方的理会，旧金山教育局一直以唐人街是疾病的根源、唐人街充满不道德行为、华人是劣等民族、华裔学生携带传染病等理由，拒绝华人子女进入公立学校。
但是情形很快有了转机。1884年，华人赵洽（Joseph Tape）为他的8岁女儿美媚（Mamie）到旧金山的春谷学校（Spring Valley School）报名入学，校长珍妮·赫尔利（Jennie Hurley）拒绝收容这名学童。于是赵洽聘请律师向法庭提出诉讼。[3]最终华人父母赢得胜利，法院还判决旧金山教育局以种族为原则排斥华裔学生违背宪法，因为未能向华人公民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1885年4月，旧金山教育局在华埠开办了华人初等学校（Chinese Primary School），阻止赵美媚进入春谷学校并强迫她进入这个隔离学校。
华人初等学校的设立是种族隔离教育政策的必然结果，加州政府并不想让华人儿童自由进入公立学校就读，为他们设立隔离学校可以既回避法律指责、又坚持“隔离但平等”的政策。这种不公平的教育政策进一步阻碍了华人子女的升学。由于华人初等学校只是小学水平，如果华人子女想继续升学，就需要获得当局批准才能进入公立中学。到20世纪初，华人父母继续援引“赵美媚诉珍妮·赫尔利案件”的判例，在法庭上与隔离教育政策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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