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工作时的身份，应当是普通人还是职业人？在一些引起公众关注的有关记者的话题中，这一问题反复出现，几乎成为各种媒介事件中评价记者的核心尺度。比如，2012年年末被媒体广泛报道、引起媒介批评的纽约地铁死亡照事件，中外讨论的焦点之一即摄影记者当时应当首先救人还是拍照记录，即先做普通人还是职业人。而此类话题又时常扯出一个经典案例:曾获1994年普利策新闻奖的作品《饥饿的苏丹》（The Starving Sudan），作者凯文·卡特（Kevin Carter）为拍摄等候啄食垂死女孩的秃鹫，而受到不先救人的指责。类似争论在中国的新闻界也屡见不鲜，比如当记者守株待兔拍出雨中摔跤的现场照片时，人们就对记者的角色定位争论不休——记者应当像普通人一样警示和救助他人，还是应当恪守职业身份完成拍摄工作？当记者下跪采访时，有人赞之为追求平等、尊重他人，但也有人批评作秀炒作、有违客观。对此，一些学者专家进行了深入剖析，然而，这样的剖析基本上是建立在记者与普通人的二分法基础之上的。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是:为什么要将记者和普通人加以区分？这种区分对于论说者和当事人有何意义？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论争双方是以何种方式来定位记者和普通人的？也就是说，论说者的区隔策略是什么？这些策略体现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与矛盾？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笔者认为，诸多有关记者与普通人的讨论，体现了专业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思想之争。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无论是对于新闻从业者还是社会公众，厘清二者关系均有重要价值。本节将有关媒介事件的论争视为叙事，以期超越是与非的二元对立，以更为广阔的视域审视中国新闻业所面临的矛盾与困境，探讨其改革的方向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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