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具体而言，这种共意建构是通过共意动员、网络支持和意识提升等三种方式实现的。自从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首先提出媒介素养教育问题，80余年来，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在许多国家普及。因此，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有关组织合作和社区构成的研究，而且对于媒介素养教育本身的实践推广和理论发展也有所帮助。
共意动员与认同建构_传播的社区—社区构成与组织的传播研究
本节以复旦大学“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小组”的“小小看媒体”实践为基础，运用社会运动等相关理论，分析媒介素养教育行动在志愿者中动员与组织的具体过程、作用机制和内在矛盾[4]。在我们看来，该小组的实践，既是一种集体行动，也是组织形成的过程；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二者的关联就在于共意的建构。具体而言，这种共意建构是通过共意动员、网络支持和意识提升等三种方式实现的。
自从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首先提出媒介素养教育问题，80余年来，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在许多国家普及。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挪威、芬兰、瑞典等，已将媒介素养教育列为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中、小学的正规教育内容；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阿根廷、墨西哥等，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媒介素养教育活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推广媒介素养教育计划，已形成一定的规模。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从学者卜卫1997年发表《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第一次将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引入中国大陆，至今不过10余年历史。而且，在这10余年中，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还主要局限于学者的论著和有关机构的倡议书中，直接针对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十分少见，更遑论进入学校的正规教育体系之中。因此，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有关组织合作和社区构成的研究，而且对于媒介素养教育本身的实践推广和理论发展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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