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级的话语建构

1980年代和1990年代针对农民工的强硬政策路线,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逐步被相对宽松的政策所取代。与宏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执政党-国家策略的调整相一致,自从2002年以来,《人民日报》发表的与农民工相关的文章数量急剧增加,其报道的话语方式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随着新一代领导层进入权力中心,执政党-国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话语,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强调在社会成员间公平分配社会福利资源的政策措施。其目的是着眼于缝合由不平衡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日益扩大且极具潜在风险的社会裂痕,从而修补执政党-国家受到削弱的政治合法性。由于不均衡的改革不利于传统国有企业的工人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以及作为传统农民和市场雇佣工人结合产物的农民工阶层,从而导致这些群体中存在巨大的不满情绪,对这些制度安排的反抗此起彼伏,所有这些都对改革时代社会秩序的稳定提出了严重挑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经济快速融入全球市场,从而带来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爆炸性增长。从2001年到2008年,中国的净出口额在GDP增长中的比重超过了30%,是1990年代的两倍(Guo&N’Diaye,2009)。无论是执政党-国家重塑政治合法性的策略调整,还是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需求,都决定了必须对旧有的严厉管制劳动力流动的农民工政策加以调整。

就流动人口管制政策而言,随着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后“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针对城市暂住人口的各种歧视性政策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调整,相关的管制也逐步松绑。虽然在现行户口制度下,农民工群体依然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但是在此之后,他们基本上获得了相对自由流动的合法权利,而不必担心遭遇拘留和遣送。在1990年代常见的将自发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人口“罪化”的趋势逐步得到缓解。结果是,与前一阶段负面描述占据媒体话语主导地位的情形相比,新阶段对农民工的积极描述成为主要的话语建构框架。

在官方发布的政令文件中,自发的流动劳动力被定义为对国家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积极力量。^[15]《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社论和政府官员撰稿的评论文章来支持和进一步解释这些新的观点和相关政策。作为对中央政府政策文件精神的响应,2006年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农民工是活跃在城镇和乡村中最积极、最能干、最可敬的新生力量,他们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已经与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与农村繁荣和文明进步密不可分”。^[16]在两篇评论文章中,一位中央政府官员指出,与市场驱动的人口流动相比,由国家控制的劳动力流动并不成功。通过在城里就业,农民工对提高农村收入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国家整体经济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以及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提高城市生活水平,都做出了重大贡献。^[17]因为这些巨大的贡献,农民工应当得到尊重,而不是歧视。^[18]另一位政府官员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尽管这些农民工的户口无法落在城里,尽管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但是城市一旦缺少了他们,就缺少了生气,就像血管失去了血液,城市的生活就无法运转”。^[19]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工开始被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角”,而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20]官方工会组织开始将农民工定义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工会组织应当接受和吸纳农民工,通过工会的力量来改善他们的困难处境。^[21]

与前一阶段相比,在2002年到2008年间的第二阶段,从《人民日报》选取的文章呈现出包括新闻摄影在内的更多样的话语类型。大量的新闻文本都是对农民工群体中涌现出的标兵式模范人物的报道,总体上描绘了一幅前所未见的品德高尚、遵纪守法和进步的农民工群体形象。在《人民日报》中,时不时会出现关于农民工个体的新闻故事,攫取其日常生活的一些片段,或试图展现他们在平凡岗位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记者讲述了一位青年农民工救人不留名的故事。作者认为,这位年轻农民工的行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破除许多城里人对农民工的负面认知。他们大多“承担着脏、累、重、险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堕落的。相反,他们中大多数人“诚实本分,遵纪守法,不少人用良好道德展示人生本色,演绎人间真情”。这些高尚的风范,甚至应当成为不少城里人学习的楷模。^[22]许多类似的关于受到官方表彰的农民工优秀代表人物的报道,进一步巩固了这种积极的群体形象。例如,在一篇关于第一位全国农民工“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鲍先锋的报道中,他被描绘成一个勤奋工作、具有献身精神、慷慨大方,且给他人带来启发的人。一位农民工评论道:“没想到我们农民工还能得这么大的奖!只要肯学、肯干,就会有出息。”^[23]在另一篇关于河南农民工舍身救人的特写报道中,这位农民工被赞颂为“平凡的英雄”,代表了农民工群体“高尚的思想品格和道德情操”。^[24]因此,这一时期,在官方主流话语中,农民工不再是危害巨大的“盲流”,而是“我们的弟兄姐妹”。^[25]与此同时,“打工”也不再是一种令人羞耻和卑微的选择。相反,正如农民工乐队的原创歌曲所唱的那样:“打工最光荣!”。(图4.8)

随着总体上对农民工群体的描述向正面形象转变,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的相关新闻和评论文章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针对农民工的制度与文化歧视和对合法权利的侵害(特别是拖欠工资的问题)、农民工的社会权和获取公共服务资源的权利(例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以及农民工的政治融合问题(农民工的工会化)。这几个主要方面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维权、服务和引导管理。将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主流话语在农民工群体和执政党-国家之间建构起一种与前一阶段截然不同的全新关系。

图4.8　“打工最光荣!”(《人民日报》,2005年12月23日,第11版)

“维权”一词自2003年后成为中国公共话语中流行的关键词之一,本质上是对1990年代以来有权者和无权者间日益具有对抗性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行动主义的一种话语反映。以包括孙志刚案在内的诸多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为标志,2003年被视为中国社会的“维权年”。“维权”一词逐渐包括了从零星的个体抗争到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在内的各类维护基本公民权利的行动主义。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行动,目的都是在现有政治框架内,通过诉求于一般和平合法的手段,来改善和保证个人和群体的基本公民权利,特别是公权力入侵或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所导致的个人或群体的经济利益损失(Hung,2010,页333-338)。在以户口制度为核心的公民权等级体系中,作为中国社会被边缘化最严重的群体之一,农民工是深度参与维权行动的最主要群体之一。在过去的十年中,无数弱势农民工采取极端手段(如威胁自杀)来吸引公众和媒体的注意力,以此对雇主和政府施加压力,从而试图讨回被欠的薪金,或纠正其他不公正待遇。这样的个案层出不穷,成为寻求猎奇性新闻爆料的都市媒体中常见的悲剧性故事主题。媒体对此类新闻的报道,多是出于最大限度吸引受众的市场化动机以及新闻专业主义伦理对媒体提出的内在要求。^[26]许多其他侵犯劳动权的个案,例如,恶劣的工作环境、职业病、强迫加班等诸多问题,同样层出不穷。由于这些侵权事件造成极其广泛和深重的社会怨恨,因此,妥善解决这些问题被认为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27]

在选取的《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中,自2002年以来与农民工合法权利相关的主要议题是引起广泛社会冲突并饱受批评,却又久拖不决的农民工欠薪问题。农民工的工资被称为“血汗钱”,因此任何克扣农民工工资的行为都被视为是不可容忍的。相关产业链中的非法承包行为被认为是导致农民工欠薪问题的最主要且最直接的原因。^[28]其他原因则包括农民工自身对劳动保护法规和获得法律援助的途径的“无知”,以及地方政府部门的冷漠和不作为。^[29]其中一些地方政府自身就因为在官方形象工程中给农民工打白条而受到批评。^[30]根据这样的观点,一方面,相关行业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不法行为应当是造成农民工悲惨境遇的直接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农民工的数量巨大,且绝大多数人缺乏利用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意识,这使得问题更加恶化。根据一位作者的看法,民工的工资之所以很低并常常被拖欠,是因为“民工多,劳动力多,人力资源便宜,并且,民工大多现代意识不强,维权能力差,难以完全保证自己的合法劳动收入的实现”。^[31]由于其内在缺陷,农民工像一盘散沙,没有能力与“恶势力”作斗争,因而他们零星的维权行动带来的常常是“无用和悲剧性的”结果。^[32]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执政党-国家的领导层及其决策机构,以贫穷者和被剥夺者的拯救者形象出现在斗争的舞台上。他们不仅设立和执行“春风般的”新政策和管理措施,以杜绝相关行业和地方政府的非法行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清除针对农民工的不合理的行政限制,并切实有效地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服务”。^[33]自2003年国务院总理为农民工追讨工资的故事成为全国广为流传的新闻之后,2004年,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清欠”运动。^[34]从2005年开始,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发起的“春风行动”,致力于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政策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相应地,《人民日报》中大量的新闻报道的主题均是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如何有效解决了农民工的燃眉之急。^[35]其中一篇充满赞美之情的长篇报道详细描述了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如何“心系百姓,体恤民情”。根据作者的看法,“正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持续关注,使农民工的权益得到了维护,也温暖着数千万农民工的心田”。^[36]

在这一过程中,官方工会被塑造成最重要的化解问题的行动者之一。根据这些话语,在将分散的农民工组织起来维护其合法权益和提高自身素质方面,工会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加入官方工会组织,工会被描述成农民工“在城里的家”或“娘家”。这种隐喻性的框架,诉诸人们关于女方家庭常在其遭遇不公正对待时替其打抱不平的传统文化认知,将农民工与官方工会组织间的关系界定为被保护者和庇护者的关系。^[37]由于执政党和政府及其各类群众组织全心全意的努力,遭受社会不公正势力欺辱的农民工现在充满了幸福和感激之情(图4.9)。一种施恩者和受恩者的关系建构就在这种叙事的转换中得以确立,从而避免了对问题历史根源和责任归属的制度性追问。

图4.9　“讨回‘血汗钱’,民工笑开颜”(《人民日报》,2004年12月23日,第4版)

总之,自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阶段,在所选取的《人民日报》的相关新闻和评论文章中,“新工人阶级”的主导性话语框架把农民工定义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而不再是危害社会稳定的“盲流”。与此同时,执政党-国家与农民工之间的关系也被重新界定为“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关系,而非1980年代至1990年代间的“秩序捍卫者和麻烦制造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农民工议题来说,为了重建其合法性,执政党-国家诉诸前改革时代阶级等级制的政治话语资源。正如本章前文所述,在这种等级体系中,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而被宣称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则意味着极高的政治荣誉。通过对前改革时期工人阶级黄金时代意识形态话语的怀旧式召唤,执政党-国家试图通过将传统阶级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在改革时代市场化条件下进行重新语境化,以此将农民工作为国家的发展主义策略一部分的工具性地位合法化,并对这一“未完成的”新工人阶级进行象征性安抚。

但颇为自相矛盾的是,这一意识形态建构本身,内部的不同逻辑之间却存在相互冲突之处。一方面,正如上文所分析的,与农民工相关的新阶级话语,将其确立为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十分积极的象征地位,同时在实用主义层面上又发挥着十分重大的经济作用的重要社会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农民工又常常被定义为是消极被动、缺乏自我组织能力、缺乏合法维权意识和低素质的劳力提供者。这两种相互矛盾的逻辑同时存在于上述话语建构之中。虽然在第二个阶段,官方话语框架对农民工的界定已经相对较为正面,但总的来说,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话语框架无论其差别多大,均把农民工定义为消极被动的行动者。在前一阶段,农民工是受制于对金钱的欲望的盲目流动者,而在后一阶段,尽管农民工的麻烦制造者形象已经得到改变,但他们在新的话语建构中又被描述成在捍卫其合法权利方面能力低下,因而受到经济剥削和权力腐败的无情伤害。无论在哪种情形下,他们都是消极被动、没有希望和无助的群体。根据这些话语的内在逻辑,这种消极本性的根源在于与他们的农民身份以及与农村背景相关的落后素质。这就是为什么官方给出的主要对策之一就是教育和培训。但所有这些叙事都没有提及一个未遭质询的假设前提,即素质,而非传统的阶级地位,是在新时代的权力-话语秩序中确立社会关系和价值分配等级体系的主要衡量要素(Anagnost,2004;Kipnis,2006,2007)。在这一福柯所谓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场域中,人的身体本身成为话语斗争的焦点(Foucault,2010)。一方面,农民工“较低的人口素质”和他们过分巨大的数量,导致他们本身在市场逻辑下的价值贬值。但另一方面,其个体身体的低价值在庞大数量的累加之后,又变为所谓的人口红利,驱动着经济增长和城市社会的繁荣与舒适。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只有当农民工被界定为城市生活和国家发展的贡献者时,其在官方话语中的形象才是积极和正面的。因此,正如人类学家安德训(Anagnost, 2004,页193)指出的那样,“把农民工的身体说成具有较低素质,这不仅使得对其剩余价值的提取变得合情合理,同时也有助于新的社会歧视和治理体系的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