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认同的建构路径

从本质上说，集体认同相当于一种集体观念，从社会团体来看，它是提高内聚力的价值基础。^[32]Verta Taylor曾阐释“边界、意识与对话”的分析框架，关于集体行动中的认同建构，他提到“边界概念用来指称那些在反抗群体和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之间建立起差异化的社会的、心理的和物理的结构；意识包含了在反抗群体力争界定和实现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形成的解释框架；而对话则包括了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用来反抗并重构现有统治体系的符号和日常行动”^[33]。当前，中国社会适值转型时期，许多环境类群体性事件看上去是无意中发生的，但究其本质，其实他们都有着深刻的情感认同逻辑，而其建构的内在途径也遵循着一种结构模式，即“边界标记—集体共意—行动仪式”，见图4.2。

图4.2　情感认同的建构路径

1.边界标记

在群体事件中，作为集体认同的建构基础，边界标记显得尤为重要，它使外群成员和内群成员互动起来，也促成事件参与者对群体共同性的认识更全面，而认同边界构成的基础条件包括相似的生活经验、集体记忆、相同的地域空间以及共同的社会态度。特别在近年来环境类群体事件中，由于受身处相同的社区，面对共同的环境因素等特定情景结构影响，使得社区内居民变成组合共同体，即“地域—命运—道义”方面的，这给构建群体的边界标记创造了重要条件，因为组合共同体能产生较为浓烈的集体情感唤醒，进而带来共同的情绪倾向与群体社会态度。

2.集体共意

在Klandermans和Oegema看来，个体参加特定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的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因为认同某项运动的策略性或政治性目标，人们便变成这项运动的潜在动员目标，不过此时也只是态度上的赞同；第二阶段，人们正式成为这项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的动员目标；第三阶段，人们往往在某个组织的宣传和动员下萌生了参加某项集体行动的想法；第四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人们丢掉诸多考虑（比如物质、时间、可能进监狱的危险，或者承担其他风险）参加社会运动。这四个阶段就是Klandermans和Oegema提出的社会运动参与“四步骤模型”。^[34]

克兰德尔曼斯曾在分析中谈到“共意提升”和“共意动员”两个概念，在架构集体行动的共同意识的过程中：前者指通过集体行动的场景来完成的增加共意强度和扩大共意覆盖范围的过程；后者指行动者在所有人群的某个亚群中营造共意的付出。^[35]正如勒庞所说的：“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36]

3.行动仪式

在建构群体事件社会认同的过程中，社会集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建构了事件参与者的解释框架。在集体意识的支配下，民众采取了特殊的行动模式。研究表明，行动是外在仪式的表现，它有一种神奇效果，就是能在“缺乏共同信仰的情形下制造团结”^[37]。换而言之，集体抗争中的仪式有利于参与者发泄自己的情绪，也能强化他们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

在环境维权里，民众把与“抗议示威”“集体散步”相似的情绪和行动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的表达方式，这为行动者框架建构提供了主要的载体。这种 “情感能量”通过互动仪式而具有长期性，它使行动者可以在互动参与中感受到共同的成员身份，这是通过标志群体身份的仪式来实现的。在环境类群体事件中，行动参与者宣泄了自己的情绪，同时，他们也保持和强化了群体社会认同。

【注释】

[1]〔以〕S. 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吴兴民：《网络集体行动的动员机制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9页。

[3]〔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4]黄清源、王毅萍：《社交媒体在突发性群体事件中的作用分析——以什邡事件为例》，载《湖北社会学》，2013年第1期，第27—29页。

[5]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6]谢耕轻：《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6页。

[7]杨国斌：《情感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见邱林川、陈韬文：《新媒体事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8]《巴赫金全集》（第4卷），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9]李红：《网络公共事件：符号、对话与社会认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3页。

[10]《江苏启东事件舆情分析》， http://news.xinhuanet.com/yuqing/2013-10/23/ c_125585833.htm。

[11]吴江：《1994—2007中国志愿服务的文献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1期。

[12]Fei, xiaotong,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Socie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9]1992.

[13]朱海忠：《环境污染与农民环境抗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112页。

[14]Hogg，M. A.（2004），“Social Identity，Self-categorization，and Communication in Small Groups.”In Lan-guage Matters：Communication，Culture，and Social Identity， Hong Kong：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5]Gran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7.

[16]〔美〕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17]〔美〕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应用批判》， 徐湘林、袁瑞军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20页。

[18]陶传进：《环境治理：以社区为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19]Becker Gary,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20]Blau, Peter, and Otis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New York: Wiley, 1967.

[21]Kalleberg, Arne, Michael Wallace, and Robert Althauser, “Economic Segmentation, Worker Power,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1): 651-683.

[22]Lin, Na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3]〔美〕林南：《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俞弘强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2期。

[24]〔美〕罗杰·彼德森：《抵制与反抗：来自东欧的教训》，吴新叶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25]〔美〕林南：《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俞弘强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2期。

[26]Klandermans, Belt & Sidney Tarrow, “Mobilization into Social Movements: Synthesizi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in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 1. Greenwich, Coon.: JAⅠ，1988 .

[27]应星：《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105—121页。

[28]Leach, C. W., Iyer, A., & Pedersen, A. (2007)，“Angry opposition to government redress: When the structurally advantaged perceive themselves as relatively deprived”，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6, pp.191-204.

[29]Dumont, M., Yzerbyt, V., Wigboldus, D., & Gordijn, E. H. (2003),“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fear reactions to the September 11th terrorist attack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 pp.1509-1520.

[30]〔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1]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32]H. Tafel, J. C. Turner，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Chicago: Nelson Hall, 1986，pp.7-24.

[33]〔美〕维尔塔·泰勒、南茜·E.维提尔：《社会运动社区中的集体认同感——同性恋女权主义的动员》，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4]Klandermans, B., & Oegema, D. (1987)，“Potentials, Networks, Motivations, and Barriers: Steps Toward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pp. 519-531.

[35]B. Klandennarrs, 1988,“The Form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Consensus”，In B. Klandennarrs, H. Kriesi & S. Tarrow(eds.),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n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New York: JAI Press.

[36]〔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37]何明修：《工厂内的阶级团结——连接石化工人的工作现场与集体行动》，载《台湾社会学》，2003年第 66期。